《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大躍進一開頭,毛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

文:張戎(Jung Chang)、喬・哈利戴(Jon Halliday)

大躍進:「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

(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毛澤東六十四到六十七歲)

四年大躍進是一場對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費,在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毛式浪費與別的浪費資源、效率低下的國家不一樣,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強迫本國人民拚死拚活地生產出一堆堆廢品。

大躍進時,人們真是累到了極點。毛說:「不休息,這是共產主義精神。」他不斷要大家互相「競賽」、「挑戰」。只見水利工地上,肚子裡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個小時,或挑著一百來斤的擔子奔跑,或掙扎著飛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澆莊稼的人們也在小跑。守著土高爐的人就更不用說了,高爐雖是廢物,可是不能停火,人們得晝夜往裡填東填西,往外刨這刨那,常見有人累昏在地。

餓著肚子不得休息地幹活導致惡性傳染病蔓延。離北京不遠的河北邯鄲地區,傷寒波及到二十一個縣市。毛指示:「把各種疾病大大消滅」,他要的是確保「出勤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國實行農村人民公社,把全國幾億農民集中在兩萬六千多個公社中。毛說公社的好處是:「大,好管」,「便於管理」。第一個公社,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範省河南搞起來的。經過毛修改、被他稱為「寶貝」的公社章程,規定社員的生活全部圍繞著一個中心:勞動。九千三百六十九戶社員得「交出全部自留地,並且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轉為全社公有」。他們得「根據有利生產和便於領導的原則」集中居住。「社員原有住宅的磚瓦木料,由公社根據需要逐步拆用。」他們必須「積極參加勞動」,「服從指揮調動」。人民公社實質上就是一個個大勞動營,人民公社制就是農奴制,五億五千萬中國農民成了農奴。

毛甚至設想過取消他們的姓名,而代之以號碼。這一設想在河南等地試行過,地裡勞動的人們,背上縫著大號碼。毛的意思是抹掉他們「人」的象徵,把他們變成一群埋頭苦幹的人面牲畜。

社員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飯。在家開伙不但不允許,連鍋、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沒有飯吃。「扣飯」成了常見的懲罰,基層幹部不高興誰了,就叫誰挨餓。

為了吃上飯,無奈的農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擠在一處,隱私當然是沒有的,家庭生活也無從談起。各自的房屋因無人照料,在風吹雨打中坍去。劉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鄉視察的記錄上,有一個天華大隊,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間房屋,現在幾經橫禍,只剩下破爛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間。

公共食堂初建時,正是毛澤東宣布中國糧食太多時,基層幹部於是放手讓農民敞開肚子吃。這樣的吃法只持續了一兩個月。至今相當多的人仍以為敞開肚子吃是大饑荒的原因,其實它只是讓大饑荒來得更早更猛,一九五八年尚未過完就已經有大批人餓死。三年後,毛滿心不情願地同意解散食堂時,農民歡喜之餘,卻發愁無鍋無灶,有的無家可歸。

餓得虛弱無力的農民還得幹沉重的體力勞動。不幹不行,有幹部監督,用安徽鳳陽一個副大隊長的話說:「群眾是奴隸,不打罵不扣飯就不行。」基層幹部的窮凶極惡往往是不得已,他們不這樣做就會失掉監工頭的特權,自己和全家就會淪入「奴隸」的境地。

這些幹部也是獄卒,把農民死死關在他們的村子裡。中國傳統上老百姓遇到天災人禍還可以有「逃荒」一條生路,毛政權把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嚴禁,有農民這樣痛訴:「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們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於飢餓,農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種植的糧食,特別是還不懂事的孩子。基層幹部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調查報告《鄉村三十年》裡有這樣一些記錄:喬山大隊總支書記、大隊長「一天就活埋四個小孩,埋達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來。有的小孩扒出來後,拉了一褲子屎,有的回家嚇得生了病」。段橋生產隊長「用繩勒社員楊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後已斷氣(後被救)」。殷澗公社趙窯生產隊長「逮住一個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個手指」。「三小隊支書指使親信「將社員吳開聰的兩個小孩(偷青)用鐵絲把兩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掛在牆上的釘子上,並取笑的對孩子說:『你們倆打個電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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