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压力下解严?马当场反驳新书观点

分享給朋友

文/倪鸿祥

马英九不认同吴建国在新书写说蒋经国是因为江南案及十信案,被迫从保守改为解严及开放赴大陆探亲等开放政策。左起汪希苓、马英九、吴建国、陈虎门(中评社 倪鸿祥摄)
汪希苓(左)认为,蒋经国早就想好台湾要往经济建设、发展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前进,并非吴建国所认为是被迫采取开放的政策。汪希苓(左起)、柯文哲、陈虎门、吴建国(中评社 倪鸿祥摄)

中评社台北1月13日电(记者 倪鸿祥)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建国访问“江南案”重要关系人、“国防部”前情报局长江希苓、前副处长陈虎门后集结成册,12日下午举行《破局:揭秘!蒋经国晚年权力布局改变的内幕》新书发表会,书中提到蒋经国晚年身体恶化,加上“江南案”、“十信案”等头痛问题与弊案 ,在压力下宣布解严、开放赴大陆探亲等。此一观点遭到马英九及汪希苓的挑战,吴建国表示,可惜没能事先找机会与马谈一谈,让此书的观点更为完整。

 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俗谓“刘江南”)在美国加州遭刺杀身亡。台湾官方虽然承认江南案为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了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新书发表会下午在孙立人将军官邸(今陆军联谊厅)举行,马英九与台北市长柯文哲,新书作者吴建国、汪希苓、陈虎门,前“新闻局长”邵玉铭、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都出席,现场挤满记者。较劲爆的是,马英九与汪希苓都挑战吴建国新书的观点。

  吴建国在“破局”新书自序里认为,蒋经国晚年权力布局改变、从保守走向开放是“被迫的”,他在自序中指出,蒋经国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历经“江南命案”、“十信事件”的沉痛打击,所信任倚重的干部一一发生问题,加上健康的明显恶化,蒋经国的态度开始转变,从保守走向开放,包括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打破自己坚持的“三不政策”,允许台湾人民赴大陆探亲,尊定了台湾民主化的基础。蒋经国所以会如此重大改变的原因,简单说,他的改变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

  “破局”把蒋经国执政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保守的第一任期(1978至1984年),第二部分是走向开放的第二任期(1984至1988年),这部分叙述了“江南命案”与“十信案件”,以及他态度改转的过程。

  汪希苓指出,他对蒋经国最后布局看法的描述,有些不同的感想。1969年他被派去美国担任海军武官前,蒋经国对他说,派他去美国是希望他能多争取一些武器装备,但这不是要攻击中国大陆,而是中国大陆万一攻击台湾时,必需考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台湾今后要走的路是经济发展与建设,同时建立在民主自由法治之上,使大陆同胞羡慕台湾,由大陆同胞来影响大陆的改变,假如大陆改变了,就可以回家了。

  汪希苓表示,蒋经国就是那么早就想到台湾应该怎么样发展的一条道路,很可惜,现在并没有完全遵照他的理想来做,所以他认为,蒋经国最后开放探亲、两岸交流,实际是有一贯的理想,早就已思考到台湾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他唯一认为与书上提到说蒋经国是被迫改变的观点是不同的。

  曾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表示,解严与开放的决定,绝对不是只因为江南案或十信案才发生的,这跟当时两岸关系的变化和国际社会发展都有很大关系。蒋经国对台湾的四大贡献,包括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开放探亲及勤政爱民,每一项都是历史性的贡献。解严是国内政治,开放探亲是两岸关系,看起来好像不相关,深层看,这两项重大决策都跟两岸关系有关。

  马英九指出,中国在1979年与美国建交后促使美台断交,中国提出“和平统一”,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还提出“一国两制”,当中共摆出笑脸,台湾还在戒严、如临大敌,在国际跟两岸处于不利地位,解严压力来自台湾内部,也来自美国。1985年某天蒋经国收到美军顾问团前团长戚烈拉将军(Gen. Richard G. Ciccolella)亲笔来函提到戒严对台不利,在国际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变成台湾的包袱。可见,蒋经国第二任发生“江南案”和“十信案”和解严、老兵想回家而促使开放大陆探亲,没有直接关连,但涉及政府部门疏失。

  马英九强调,绝对不是一个“江南案”或“十信案”,就完全改变蒋经国想法,而是当时的两岸情势和国际关系,使得继续戒严和禁止台湾人到大陆,越来越不可行。蒋经国最后的这两个重要决策,也改变台湾,至今仍是最后人民爱戴的“总统”。

  十信案是1985年2月爆发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与国泰信托挤兑风暴。当时十信理事主席为国泰集团蔡万春,蔡万春儿子蔡辰洲当选“立委”后以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事业,十信放款总额占存款总额之比率高达102%,遭“财政部”明令十信停止营业3天,由合作金库接管,蔡辰洲也因利用人头、冒名贷款,违反《票据法》被捕,1987年5月在判刑前夕疑因肝癌过世,当时的“经济部长”陆润康、“财政部长”徐立德、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关中都因此辞职。


分享給朋友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