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中华民国的历史合法性,暨中国大陆历史反思运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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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辛灏年

按:这是辛灏年先生2014年7月在南加州侨学界纪念抗日战争七十七周年活动上的演讲。

我非常感谢在座的朋友,感谢洛杉矶侨学界的朋友,感谢洛杉矶所有的纪念七七抗战活动的团体、侨领和朋友们。今天晚上我来到这里,讲「中华民国的历史合法性」。
中国大陆历史反思运动的由来
「中华民国的历史合法性」作为主题,是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民间曾爆发了一场历史反思运动,这场历史反思运动在1985年推起了第一个浪潮,在1989年以后推起了第二个浪潮,在1999年之后,推起了第三道浪潮。那它是怎么来的?
中国大陆在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次共产党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很快就分成两条道路:一条道路,那就是共产党要求的,「解放」到毛泽东思想里面去;另一个解放运动属于人民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解放运动是通过文学的解放,通过文学对生活的干预来解放的。人民的解放运动是在文艺、文学的解放之后来到思想解放的领域,对思想进行解放的运动。发生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看出来它和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当相似,就像经济改革一样,满清的经济改革叫「洋务运动」,中共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叫「改革开放」,都是在经济上进行改革,都是允许民办,允许官办,允许官商合办,都是要引进外资,从各个方面来说它们是非常酷似的。
等到经济改革推动起来以后,由于前三十年中国大陆的政治状况,它所残留的一些阻碍的思想开始起作用,也就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和它的顽固派之间的较量,也就像满清时代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以光绪为首的改良派、改革派之间的关系一样,发生了冲突。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思想解放就做不下去了,无以号召了;它的经济改革在1985年以后开始停滞。特别是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这个指示,特别是他们要求让他们的子弟们、让「无产阶级革命」的子弟们先富起来的那些指示,一下子使腐败在中国哄然而起。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1983年中共召开了它的全会,决定要搞政治改革,但是这份政治改革的报告,它的文件就像一纸空文一样,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没有进行一点点的政治改革,所以经济在1989年之前陷入一种低迷。
因为政治的阻碍和经济的停滞不前,思想解放运动走不下去了,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公开批判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中心内容的进步的改良思想。这个所谓进步的改良思想,实际上就是晚清的进步改良思想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重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进步改良主义思想,反对传播西方的文化、思想,反对人权、民主等等一些世界的普世概念,在这种状况下思想解放运动当然就被阻止了。
可是人民的思想解放没有停止。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在第一个文学的思想解放中开始回忆了文革当中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遭遇的种种的痛苦。人民开始回忆了在文革十年当中所遭受的屠杀和种种的非人的待遇。人民的思想解放,还要超越文革,又反思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当年只有四百万知识分子,可是中国共产党打了一百一十七万「右派」,被打的「右派」实际上就是家破人亡、劳教、劳改、夫妻离婚、子女没有人抚养。1979年的时候,共产党为了收拾人心,给他们平反了。
共产党又摘掉了所谓「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的帽子,使这些人的子弟重新能够在社会上做人了。在文革当中废除了的高考制恢复了,所以人心开始向上。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人民的思想解放,解放到「反右」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时候,共产党阻止了这个思想解放。
人民被阻止的思想解放并没有熄灭下去,却反过来朝着1949年以后整个毛泽东时代所发动的十七次政治运动,和在十七次政治运动中被枉杀的八千万中国大陆人民,进行了一种程度的反思,这个反思刚刚开头就被共产党镇压下去了。
那怎么办?就在1979年到1989年,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经济改革的年头里面,在这短短的十年当中,当经济改革受到挫折,当政治改革被拒绝,当反「官倒」反腐败得不到伸张的状况下,人民感到郁闷,郁闷的人民在等待着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这些事情,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所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我们民族的前途起到怎样的破坏作用。
历史反思的第一个阶段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出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198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对台湾的国民党进行统战,第一次公开承认,国民党也是抗战的,国民党是在正面的战场上抗战。这对很多的台湾朋友们来讲,很正常啊,我们本来就是抗战的,是你说我们不抗战的。可对大陆几代老百姓来讲,那可是石破天惊啊!因为1949年以后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的所有教科书里面都写着,国民党不抗战、出卖国家,将大好河山拱手相送。
所以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特别是那些中青年的历史学者们,就开始趁着共产党说国民党也抗战、国民党也在正面战场上对日作战,而研究起国民党抗战来了。因为,既然共产党也说国民党抗战,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研究国民党抗战。
1986年因为李宗仁的关系(李宗仁背叛民国,投降中共),李宗仁在历史上,又曾经是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最高司令官,那么共产党为了达到统战的目的,也因为跟李宗仁的这一段因缘,允许了「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的演出。这部电影在1986年就在中国大陆各大城市的电影院里面播放了,当时我们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都感到十分的惊讶,原来国民党的士兵——其实这些话都是共产党教的,讲错了——国民革命军,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他们是怎样的在对日战场上捐躯,他们是怎样在保护中华民国血脉的反侵略战争当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我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
我想在座的台湾朋友也许不觉得很激动,可是当时我们的那个激动是你们不能想象的。在我家住的对面有个「解放电影院」,我就去解放电影院去看了这部「血战台儿庄」,电影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断的都有观众的鼓掌声,我高声的叫「好,国民党打的好」,这样的呼声,结果就引起来也同时看电影的几个老干部的不满,共产党老干部的不满:「这有什么好啊,我们的共产党打了多少仗啊,日本人都是我们打的」。可是电影院的观众怎么回答他:「你们是打了很多仗啊,你们从来只打内战不打外战!」哇!这句话引起整个电影院里疯狂的呼叫声:「对啦!你们只打内战,不打外战,你们不像国民党他们打日本」。
所以这部电影刚刚上映了半个月就被禁掉了。后来大陆又播了很多的抗战电影,很多都被禁掉了,可是禁不住,因为1985年承认国民党抗战,就等于在中国大陆放开了一道缺口,人民就开始从这个缺口里喷涌而出,我们的历史学者们,开始了研究国民党抗战的第一个高潮。
我举个例子。在这个阶段里面,首先河南人民出版社在短短的两年之中,就是从1985年到1987年这两年之中,就出版了二十七本研究中华民国史的丛书,而其中大多数是研究国民党抗战的。它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抗日战场上殉国的国民党将军,当时还不知道全部,一个青年学者写了这本书,列举了一百一十五位国民党将军,是怎样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捐躯的。这本书在中国发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人民开始反思,因为以国民党抗战为中心的抗战史,仍然要引起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兴趣,也就是影响到对中华民国的兴趣,因为过去共产党讲国民党不抗战,说中华民国是个旧中国,是个黑暗的反动的中国,是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198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这本书很重要,在于把1927年4月18号蒋介石先生领导北伐、解放长江以南的中国以后,在南京重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它的建立,和它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它对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这个国家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上,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八年全面抗战所打下的经济基础,写得相当的清楚和明白。
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代正是蒋先生和他的国民党实行训政的时代,也是共产党和所谓的「左派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拼命的诋毁和攻击国民党政权的时候。毛泽东辱骂蒋介石先生「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可是蒋介石先生从1928年宣布训政纲领,到1937年在庐山号召全民抗战,在这十年当中,他们建立了一个训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干什么的?一方面这是历史的教训,建立一个顽强的、坚固的中央政府,以防止外国的侵略,防止旧势力的专制复辟,在实际上这个政府又从县以下开始,教育人民如何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就是以县自治开始来推行民主的进程;同时在这十年里面,草拟宪法(「五五」宪法草案),准备了中国从军政走向训政,走完训政,走向宪政。
这本书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贡献,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1949年后没有的,因为1949年以后在大陆绝对没有一篇文章,更没有一本书敢说国民党做过一些好事。除此之外,在1949年到1989年中间,出版了大量的反思国民党抗战的书以外,也出了大量的关于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没有出版过一本孙中山的书,也没有在报纸上刊载过孙中山先生的任何一篇文章,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青年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
大家都知道,戴季陶是个坚决反共的人物。戴季陶对国民党、对中华民国最大贡献是什么?他的贡献就是在共产党融进国民党之后(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用国民党的躯壳来填补他们共产主义的思想,批判三民主义,宏扬共产主义,否定中国国民革命,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戴季陶先生英明睿见,他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两个阵营之间的问题。一个阵营要在中国革命道路上把中国变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另外一个主义,共产主义,要在中国高喊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要把中国重新变成一个被人专政的国家。戴先生的睿智就在于,早在1927年左右,他就能把这个问题分解得清清楚楚,有力的证明了「四•一二」清党的历史正确性。
所以我们这个学者很了不起啊!当然,他不敢明讲,可是他把这些事实给捅出来了,他把戴季陶怎么讲的话捅出来了。尽管有的时候,他还要说几句「戴季陶反动」的话,可是他把戴季陶的「反动思想」全部拎出来了,我们这些读者一看就明白了。
所以在1985到1989年的这段时间里面,在人民的思想解放受到阻遏的时候,中国的中青年历史学家们,开始反思国民党抗战,反思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虽然他们仍然是改良主义者,因为他们不能否定共产党,凡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发生交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上,他们当然还要站出来维护共产党,可是他们毕竟把国民党做的那些事,好事和坏事,都讲出来了,坏事我们都知道,好事我们不知道,他就有心的把国民党历史上的、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些正确的行为、做法如何保卫和推进这个国家,表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读者面前,特别是一代青年读者的面前,这是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第一阶段。
今天我在这里说,谢谢,谢谢,这第一阶段的功劳归于谁,归于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归于中国大陆的那些中青年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者们,他们开创了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先河,他们把中华民国史及一部中国现代式的真实部分,开始推向了我们读者的眼界。
可是中国大陆就在这个时候出了第二件事,在人民的思想解放被压迫,在国家的经济改革被终止、被阻滞,在国家的政治改革绝不进行的情况下,1986年到1987年,中国大陆发起了一场自49年以来,从没有过的学潮。
这个学潮公开的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败。它起于合肥,东及上海,西至武汉,北至北京,南及广州,这场学潮在中国的几十所大学里面,澎湃而起,反对85年以后中共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就是让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们先富起来的政策。虽然这一场运动相当的声势浩大,也使当权者感到害怕,但是当局者还是厉害的把他们镇压下去了。
当年我在武汉大学,我就看到我们武汉大学学生会的主席,也是这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事后被逼疯了,因为要他交代背后的黑手。这个运动不像共产党发动的所有运动那样背后都有黑手或者红手,这个运动没有背后,他交代不出来,最后把他逼疯了。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就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被葬送了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大陆当时1986、87年的高校里面,是屡见不鲜的,我不能一一说来。
86、87年的学潮是被强硬的政治力量压迫下去的。在86、87年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件是开除了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家王若望、刘宾雁和学者方励之的共产党党籍,因为他们虽然身为共产党,却在中国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同时,胡耀邦先生,共产党里面一个难得的真诚的人,有才华的人,心里面有人民的这样一个人,他由于支持人民反对腐败,要求政治改革,而被共产党在1987年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下,胡耀邦先生被解除职务的表明原因,中国大陆人民皆知,但有一个原因大家都不知道,那就是胡耀邦先生在八十年代上半纪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大使馆给他安排了一个节目,就是有一天的下午要让他去给马克思的墓去拜墓,也就是去为中国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上坟,可是时间到了,耀邦同志哪里都不在,谁也找不到他,他上哪儿去了呢?他悄悄的一个人跑到大清时代驻英国公使馆里面去了,站在孙中山的画像下流眼泪,这说明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大陆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感到痛苦,刚刚才说要为了振兴中华改革开放,大家都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来支持这场改革开放,希望改革开放在政治改革的推动下,能够在经济上为中华创造更大的成就,在思想上得到更大的自由,让人民能够多多少少活得像一个人一样。
可是没想到,86年、87年的学潮之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批判或开除,以及胡耀邦先生被解除最高领导的职务,终于造成了1989年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市民运动。我们今天回头看也罢,还是当时我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看法也罢,这场运动实际上完全酷似于晚清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也就是戊戌运动,只不过戊戌运动提出了真正的政治改革方案,并且戊戌维新推展了一百天,做出了一些成就,最后被顽固派慈禧太后将六君子斩首在大清王朝的龙壁之下。
那么共产党呢?共产党对这一场运动的要求,要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要求反腐败、反「官倒」,这样一些口号,完全不予正理。详细情况我不必说了,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最后用坦克车、机关枪,在北京对学生和市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场运动,它的痛苦、它的流血,比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不知道要惨痛多少倍,可是这场运动是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那一点信心,对振兴中华的那一点期望,对政治制度变革的那一种愿望,强硬的压迫下去了。
在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经济改革之前,也就像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到1901年慈禧太后重新推动二度经济改革,一模一样。在相同的时间里面,当时的中国大陆人感到郁闷不堪,一根火柴都能够点着。当老布什总统去打伊拉克的时候,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中国大陆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工厂,连人像发了疯一样,每个人都在关心着老布什为什么不把伊拉克打的更狠一点,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在政治学习的会上会说出这样一句话,老布什你为什么不炸中南海,可见人民的民愤到了什么程度。
邓小平为了挽救这个状况,发出了二度经济改革的号召。政治改革当然不提,因为到现在为止,政治改革是一点都没有改动,让人民感到很沉闷、很郁闷。可是85年到89年,我们的历史学家已经把对国民党抗战的反思,提上了日程,已经产生了「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已经出现了怀念一百一十五位战死在抗日疆场上的将军的故事,更多的书正在继续发行和出版,于是中国大陆的历史反思走向了第二个阶段。
历史反思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以后开始,这个阶段不像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它已经不像89年前历史学界的反思,它已经从历史学家走向了广大民间,所以我后来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中国大陆的民间历史反思运动。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各行各业里面,特别是文化界、新闻界、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青年知识分子,未必是学历史的,都开始反思历史。
我随便举几本书的例子:1989年8月,解放军作家张正隆写了一本书,海外很多朋友也知道,叫《雪白血红》。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轰动,引起了高层的紧张,因为从来没有过的,他描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攻打长春的时候,堵住长春里面挨饿的人民,不让他们出来,整整饿死长春人民十五万。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这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原来以为解放军打是人民解放战争,它怎么会饿死人民呢?可这本书有详尽的数据,采访了一百多个中共的将领,最后完成这本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说明一条:人民已经怀疑,在中华民国的时代,中共的军队是怎样夺取江山的。
1990年,中国大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在中共统治下从来没有出版过,其实台湾朋友人人都知道,这本书就是孙中山先生写的《中国革命史》。可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没有用这个名字发表,它用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大家想一想,在1989年人民遭到了机关枪、坦克车的镇压以后,我们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居然敢将孙中山这一本《中国革命史》用《革命尚未成功》的标题出版,它所深含的意思,谁都明白。我们当时读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的激动,都觉得真的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今天的中国还是没有自己的民主的自豪感,唯有的人权都被夺走了,我们的民生要求改善,却又很快被逆转。
在这个状况下,人民开始要研究孙中山的革命,要研究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于是199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远征军》。这本书在出版之前曾经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大型文学杂志叫《当代》上发表过,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正面的以记实文学的方式,来描写中国在二战当中怎样领导了东方的几个国家,去抵抗日本的侵略。看过以后,引起全国震动,人民进一步的感到,国民党时代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为国争光的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不仅坚持了中国的抗战,而且支持了东南亚的抗战,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居然是东部战区的最高司令长官。蒋介石先生头上的那些被涂抹的最难看的色彩开始褪去,就从这里开始褪去。
同样是1991年,中国大陆出版了一位老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很有意思,我在合肥的新华书店里面发现了这一本书,我三次要求把这本书拿出来,我想买,我翻翻目录以后,又把它还给售货员了,就这样反复三次,售货员都很吃惊,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到底买不买?」我最后跟自己说了一句话:「不管他是什么观点,对于一个已经走进历史的人来说,你还是应该买来看的」,我就买了。
这本书里面写了什么呢?为什么我会犹豫买呢?是因为在这本书的目录上,全是骂蒋介石的,比如,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比如背叛大革命,比如残酷的镇压人民,比如发动五次围剿战争,推动中国革命的火种,等等,全部是骂老蒋的。拿回家我有一个多月都没有看,可是一个多月后我心里想还是看吧,既然买了嘛,我就拿过来看,一看以后我傻眼了。
它里面的内容和它的目录完全不一样,它在目录上骂老蒋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可是到了书理面是老蒋好话说尽,好事做的太多。这位作者杨树标教授是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他的这本书很有意思的,他这本书在详细的描述了蒋先生的历史以后,他在书当中特别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抗战是蒋介石领导打的。他说,大家想一想,中华民国是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是蒋介石,如果蒋介石不坚定抗战的话,中华民国那些国民革命军们会去抗战吗?不会嘛,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讲到抗战胜利后和抗战的成就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说蒋介石不扺抗呢?我们怎么能说蒋介石不抗战呢?这时候大家没话说,而且他把蒋介石怎么领导抗战、怎么亲往前线,怎样在昆仑关战役的时候被敌人炮弹打过来,被埋在沙土里,方先觉军长把他从沙土里刨出来,他都写上去了。在1937年,日本所谓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之前,蒋先生曾经卧在北京的那个卢沟桥的南边的河堤上,自己在那里爬行了一千米,来考察如果日本从北面打过来,我军怎样建立自己的防线从斜面去打过去。他把这些都说出来了。我忽然感动,我从来没有过的感动。蒋介石很可爱啊,他不像共产党讲的是一个杀人的怪兽啊。
他特别是把对历史的反思伸展到了北伐是谁打的,谁领导打的。他说了一句话,两度北伐都是蒋介石领导打的。大家想想看,在我们过去的书籍里面,都说蒋介石不好好的北伐,蒋介石被开除了北伐的总司令,那是武汉左派政府干的事。可是我想问一问,两度北伐都是蒋介石当总司令,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如果没有蒋介石做总司令,这个北伐战争能够成功吗?南京的国民政府能够重建吗?北京旧都能够克定吗?他能够在孙先生的碧灵寺的灵柩前面痛哭流涕吗?
杨树标教授他的这本书经过不断的再版,也进行不断的修改,现在出版的书已经丢掉了许许多多骂蒋先生的话。他最大的贡献在哪里?最大的贡献是十九年以后当蒋介石日记开放的时候,中共派了一个有名的历史学者到慈湖来看蒋介石的日记(这位先生其他的我都不说了,我写了一本书叫《最后的污辱》很快就在台湾出版,详细的说中共学者是怎样来看待蒋介石日记的,怎样去得到所谓的成果的);杨树标先生在十九年之前,他已经认识到除了反共以外,蒋介石都是正确的,这是在他的后记《未了的话》里面,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可是蒋先生日记开放以后,那个被共产党中共中央统战部派到慈湖那位最有名的学者,居然得出的结论和他是一样的。不要忘记,十九年了,大陆的反思已经如火如荼了,其它的他污蔑蒋介石的一些情况,我以后在专题里面再说。
杨树标先生应该说对反思抗战、反思北伐、反思蒋介石先生一生的历史,是建立了功勋的。那么大家想一想在中国大陆,我刚才讲,何只是历史学界啊,就在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国民党一九三七》。这本书的尾页上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背给大家听,「五十前年那一场保卫我们伟大中华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利知道。」这可是解放军的作家们、学者们写出来的。
在这一本书里面,把1937年抗战历史,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的将士们怎样在平津、在京沪、在平汉几条战线上和日本人血战的情况详细的做了最真实的纪录,写了叫人读了以后满身鲜血往外涌啊。这本书写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1937年七七抗战全面开始之后,黄埔军校毕业的两万五千青年军官战死在全面抗战发生后的前四个月,抗战是谁打的还用问吗?
1994年,大陆走出来一个作家,他的原名叫高尔品,他已经反思十年了。走出来以后,他终于称自己自由了,可以讲一些他对历史的认识了,于是他在海外在纽约和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几个朋友,和一个著名的作家郑义(他在大陆的朋友),连手举办了一次纪念辛亥革命大会。这个大会,只有我们在大陆经历了历史反思的几个学者、专家、作家们一起在纽约开的。这个大会在旅馆里包了个房间,能够容纳四百个座位。这个大会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午全没有吃饭也没有人离开会场。我们讲什么?我们讲一个东西: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革命,或者说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开端;辛亥革命是胜利的革命,不是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新纪元。
十几位大学的教授、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开了这个会。当这个会开到高潮的时候,我们有位大陆留学生,从口袋里取出了一面若大的青天白日满天红的国旗,挂到了大会正面的讲台上,全场轰动,那是因为这个会是在海外第一次由大陆人自己主办开的纪念辛亥革命的会,也是由大陆人第一次把这面中华民国的国旗挂到了会议的墙上。
1995年中国大陆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日落》,是由著名的作家也就是《中国远征军》的作者写的。它的前言里面有一句话:「历史可以忘却但不能窜改」。他写了很多被共产党窜改的历史事实,将它矫正。
1996年大陆有两位民运人士,他们第一次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国共都回到1946年政协会议的立场上去,承认中华民国的历史合法性。虽然这两个人在后来的很辛苦也很痛苦的生活当中,一个离开了这条路线,另外一个在彷徨之中,但是他们当时的行为,是代表了大陆人民、大陆知识分子中一部份心声的。
到了一九九七年,大陆有两位画家,一位画家在美国,一位画家在大陆。在美国这个画家因为听到我在讲辛亥革命过程当中提到了中华民国的历史,他费了三年的功夫,画了一副画,叫《国父》,把参与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一直到建设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先贤先烈们,全部画在一面若大的包括蒙古在内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上,那个大海棠叶上。当时这幅画到台湾展出了,我们给它做了宣传。现在这位画家又回到了中国,他在继续做着,在美术上进行历史反思的事情。另一位画家在大陆就开始构思,画草稿,等到草稿画完以后,他就开始走了出来,到了美国,然后用自己老年的这种残余的精力,画了一个系列,就是共产党系列。什么系列?他画了一个毛泽东,穿着血红色的袍子,手上戴着镣铐,站在一个小船上,在地狱河里面行走,从地狱里面走向法庭。他为张志新,他为许许多多的被中共迫害致死的英雄们,都画了个人的画像。这个画家就叫做袁耀锷,他原是中国著名的画家。
在1989年到1999年这个阶段,我只能说这些了。这一阶段所出的书,反思国民党抗战的书,反思中华民国历史的书,太多了,我来不及说。
《谁是新中国》的写作背景
到了1999年,有一个大陆的作家,他94年来到海外,将自己写的、整理的一些资料,将自己写好的导论,东一句、三两句的抄在四本大书的天涯地角字里行间(因为害怕在上海过海关的时候被中共的国安发现);他把自己写成的一部分稿子揉得烂七八遭,用它来包装礼物和一些带出来的东西。他终于出来了,他终于逃离了共产党中国,来到了一片自由的土地上,开始写出他的中国近代史辨。1999年,这本现代史辨就以《谁是新中国》的题目在美国出版了。
我想我这里要插进去一个故事,因为这个人就是我,我想对大家做一个报告,我是怎么走进历史研究的。我是属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涌现出来的那一批敢于干预生活的一批青年作家,是在中国大陆49年以后,第一次文学解放中涌现出来的三十几个青年作家中的一个。当时一个省一个,参加中央文学讲学所,我是那里毕业的。我的这些作家朋友、当年的同学们,他们今天都是中国文坛上的名将,或者是中国文坛上的各省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党组书记、党组副书记,只有三个人为了自由逃了出来,一个是我,第二个是古华,第三个是孔捷生。
我在1994年,终于因为和多伦多大学交换学者项目,走出来了。我走出来干什么的?我就干这一件事的。我把我自己在国内已经赢得的所有名利、地位全部扔掉了,我把我在国内那个好端端的家,被很多朋友们羡慕的家扔掉了,我把我在国内有两份的收入,一份是我的教授的工资,另外一份是我作家的稿费,扔掉。我知道到海外来我会很苦,我也知道我已经四十七岁了,到美国来的生活我能想象得到,可是我曾经对着镜子说了一句话,我们人都有一死,既然我选定了这条道路,那我就继续走下去,坚决走下去,那怕是死于非命。
所以有一次在史丹佛大学讲演的时候,有一个华裔教授就问我,你怕不怕?我说怕,怎么会不怕共产党呢?我用一句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人行万里怕共产党,没有不怕的,到海外还怕,我也怕,但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为了把中国的现代史搞清楚,为了给中国人民找到一条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正确道路,就是孙中山道路,我不怕死于非命。
顺便说一句,这几年我差一点死于非命,上帝救了我,我想在这里藉这个机会,也跟那个要我命的人,那个党说一句话,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要知道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历史学者们,成千上万的历史反思的健将们,当时拎着自己的脑袋在反思的,如果不能拎着自己脑袋,你就没有这个勇气,因为在中国大陆,这是绝对有风险的。直到有了网络之后,人民才可以在网络上,去开始自己的反思。在这之前任何报刊上,在共产党所办的所有的杂志上,你是看不到历史反思的痕迹的,人民只能在暗中口耳相传。
那我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的上半期,我已经感觉共产党对文学创作的压迫越来越深,诱导越来越厉害,我感到我从79年、78年开始写作的那种愉快的、能够为老百姓讲话的那种心情,已经被压抑到最低处。我写了一篇小说叫《我的妈妈》,79年、78年写出来,整整的在中国青年报给压了一年,他们不敢发表,因为这篇小说写一个女教师如何的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结果毛主席把她整死了。因为共产党不准否定毛泽东,我这一篇小说虽然终于在《北京文学》发表,被全国三十几家报纸和杂志转载,可是却遭到了压制,而且压制得很厉害。
我写了一位居委主任的故事,叫《细胞闲传》。我写了共产党一个居民委员会主任怎样在共产党的政策下,在三十年当中,翻云覆雨对自己的人民做尽了坏事,可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她也能赶时髦去做「奔四化」居委会的主任。于是我这篇小说发表以后,也是被太多的地方转载。郑州市的那个居民委员会代表大会给我写了一封信,在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要开一个细胞代表大会。为什么我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一句话,我这句话说完了大家都懂:你们不能小看我这个居民委员会主任,我就是政府的细胞。结果没想到,公安部一个副部长居然抓住我这篇小说,说如果他是个细胞,那他就是个癌细胞,那我们的党中央是什么?不就是癌症吗?并以此威胁中央作家协会(因为那一年我得奖的呼声非常高),说如果你们要给这篇小说评奖,我们就要逮捕他。当时文坛最高领袖周扬先生,共产党的文坛最高泰斗,找了我说,不给你得奖是为了照顾你,是为了保护你。然后又说了我一句,你的颈把子太僵了。我就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说我的颈把子太僵了?你为什么不能写一个得奖的呢?我说你们提倡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第三个,我写了文革。全国的三家最大的电影厂,要来拍我这部小说,叫《华彩》,结果三家电影厂说,改编成剧本,在文化部全部通不过,说政治有问题。为什么?中央这个时候已经通知了,不允许拍文革的影片,不允许作家们放肆的描写文革。
后来我又写了三部长篇小说,总的名字叫《八十年代纪事》。《八十年代纪事》的第一部,是《痴汉和他的女人》,我写一个卖瓜子的小生意人,他一会儿因为改革开放,他被捧得全国都知道,一会又因为他做个人的生意,不给他卖瓜子,又把他抓起来,判了七、八年。我就写一个小生意人在所谓经济改革的岁月里面,他一个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我就写这小生意人最后变成另外一个人。我采访了这个人物,他最后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最后才懂了,我只要用钱把他们口袋塞得满满的,他们才会让我卖瓜子。
用我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小生意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要想获得中国真正的利伯维尔场经济,靠自己的才华和本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商人、企业家,是不可能的。他在这样的国家环境下,必须和专制的权力相结合。你们看现在中国大陆不都是官商勾结吗?一个大官贪污倒下来,一大批企业家跟着他倒台,为什么大陆官商勾结了?
第二部小说叫《都市的女儿》,我写了一位省委书记的儿子和一个大宾馆的服务员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个大宾馆里面,人人都过着很好的生活,那是共产党集体贪污的地方,不像现在,在80年的大宾馆还不多。在我自己生活里让我了解到,大宾馆里面全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弟们吃喝玩乐的地方,搞政治阴谋的地方,可这个公子很善良,他爱上了这个贫穷的服务员,这个贫穷的服务员就坚决的不嫁给他,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说了一句话,我和你不是一路人。
这是这个系列第二部小说,甚至在北京《光明日报》还出了一大版文章。那时我对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表现了深刻性,可是所有的剧本都被枪毙,为什么?因为我暴露了,改革开放当中开始出现的这种社会的尖锐对立、权与富的尖锐对立。
第三部小说叫《少夫人达琳》,我写了一个高官之家努力要进行改革开放,可是他的小媳妇,也是非常要追求改革开放的,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佩服一个本省的副省长,这个副省长相当有改革气派的,就是因为她佩服他、崇敬他,心里面甚至有一点爱他,在改革开放遭遇困难的时候,这位副省长是因为她而被开除了党籍,解除了副省长的职务,这个高官家庭,在89年后走向了彻底的没落。
我的这本书里面,第一次用学者和学生的对话,说了下面的一些话:这不是真正的改革,这连康梁的专制改良都不如,如果像这样改下去,将来不是共产党拿血洗人民,就是人民拿血洗共产党。我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提出了我对辛亥革命的看法。
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辉煌的历史事件,它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可是辛亥之后中国所浮现的混乱现象,所有的专制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当中都发生过,任何的第一个共和国都曾经被推翻过,都曾经被复辟过,甚至于复辟很多次,我们中国也一样,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北洋军阀挟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大家没有想到,我们都没有想到,从苏联开始出现新的专制复辟,这个专制复辟是什么?就是以革命的名义来复辟专制制度。
我在这本书里面,最后的话我不敢讲,我承认,我不敢讲。这本书没有内容介绍就出版了,但这本书直到今天为止,盗版不止,盗版者居然给我在国内的家人寄稿费,因为我所预见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后的结果——腐败,今天已经表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了。可是我写的这些书一再的遭到压制,也让我对创作的兴趣大大的锐减下来。
当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小小的故事:我的大哥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跟我讲:小弟呀,你还是不要写小说了吧!像你这样写下去,迟早有一天要写到牢房里去,以我对你的观察,你的学问基础不错,底子比较厚,你还是去写历史小说吧!我这个老大哥,听大哥的一句话,没想到改变了我半生的历程。
我就想,是啊,我还能写下去吗?再写下去的话,真的要写到牢房里去了。那我就逃避吧,我就逃避现实,我就干脆去写历史小说。我大哥讲:好,你写历史小说,以你的基础是够的。那我看历史看来看去,我就喜欢上了辛亥革命,我就喜欢辛亥革命前后,我们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祖国的前途奋斗的那种精神意志、犠牲的勇气,我就选择了辛亥革命。谁想到我选择了辛亥革命以后,不但没有逃离现实,而且一脚就插进了一个危险的现实里面去了。
因为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当中,在1983年开始,我慢慢的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部历史是一部虚假的历史,这一部历史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编撰出来的历史。我在1983年的新华书店找到两本书,一本是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教授史扶邻先生所写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本是法国的著名历史学家米勒写的《法国大革命》。我从关于孙中山的这本书里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正确性,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正确和伟大;我又从法国的那本历史书里面看到,所有的专制国家在走向民主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一个现象,专制政权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和制度,它不惜一切的进行改革开放,保住自己的性命,最后改革开放都酿成疯狂的腐败,造成人民极度的不满,最后推翻这个王朝,革命爆发。
这两个观点支撑了我后半生的所有观点,然后我再从这里面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历史是需要我们去澄清的。我特别到武汉大学重新学习历史,我在学习历史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中共的一百一十多个谎言。比如它说:1935年10月21号,中共中央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向南突围。可是到了第二页它又说:中共中央红军宣布北上抗日。你明明是向南突围嘛!你怎么是北上抗日呢?日本人在东北嘛,你怎么往西南跑呢?日本人是在东北往华北打,你怎么又往西北跑呢?对不对?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觉的很奇怪呀!这不是长征呐,这是逃亡啊!最后我才发现毛泽东讲的,我们到西北是要打通这条通往苏联的道路,在我们实在不能够维持的时候,我们就逃到苏联去。可是他却用长征欺骗了我们中国大陆人民整整半个世纪。
这样的例子我寻找到了一百多个,然后才造成了我对现代史的巨大的兴趣。最后我决心,在1989年以后,我决心舍弃自己来写这本书,什么都不管了,家人没饭吃也不管,只要这本书写完,我就行了。这样我才积极的争取调到大学,成了交换学者到了加拿大、美国,终于经过四年的磨砺,这本书出版了。
我应该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在中国大陆当代的那些反思过程当中,算一件事,因为不能说它有很多的成就,但是要说一点,它是1985年到1999年中国大陆人民历史反思——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反思中华民国史——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因为我在1983、84年走向历史研究以后,八五年正好赶上历史反思的第一波巨浪,我看了许许多多反思的书籍,对于我都是相当的有刺激的,而且相当的幸福的。
第二,它也是我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结果。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作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有思想。任何一个作家写好一部作品,如果作家本人没有思想,他的人物就不会有思想,而没有思想的人物是没有生命的人物。所以我为这本书在思想上进行了很痛苦的模拟。我跟大家讲,我前后花了十四年,我写作花了四年,我搜集数据的时间是最短的,可是我在想问题的时候花的时间最多。
1987的那个夏天,我在武汉大学,他们请我去讲演,我和另外一个作家朋友陈世旭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我一夜没睡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哎,我告诉你,我一夜没睡觉。他说:你神经病吗?我说:我在想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告诉你,我想通了,共产党就是复辟。他说:什么复辟?我说:专制复辟。怎么个专制复辟?我说: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以革命的名义来复辟专制制度。他一愣,然后对我说:唔,是的,是复辟。他一下就鼓舞了我。
然后我很快地回到安徽的时候跑到我老家,我一回去,跟我高中毕业的二十几个同学见面,我说:我这个话跟任何人不敢讲,我想征求你们一下意见。我说:我发现了一个真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的共产革命,是一个要复辟专制的革命。我这二十几个同学都跟我讲:太对了,一点不错啊!然后他们就讲他们的感受。那天,我很开心,最后他们说了一句话:也许将来啊,你在理论上的成就比创作上的还大得多呢!这句话我听了,心里还酸酸的,可是我知道,我可能是对的。
革命的分类
那么这本书首先建立的是什么东西呢?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大胆的建立理论。因为要知道,当我们在写一本书,在我们批判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如果用的理论武器、战斗武器都是对方的,你最后就会掉进对方概念和理论陷阱里面去了。这话可不是我发明的,这是黑格尔三十六岁那一年回到家里,坐在火炉边上沉思冥想整整一年,他才发现了一个真理:当我要批判的时候,我绝对不能用别人的概念,我毕竟要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统,等我把自己的概系统建立以后,我的批判就有非常牢固的基石了。
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那我就花了大量功夫,我把马克思、列宁、恩格思、史大林他们所创造的一些所谓的概念,一百六十六种,我进行了一个一个的甄别,就是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资产阶级革命?什么叫资产阶级共和国?什么叫流氓无产者?像这样很多很多的概念,我都对它们进行重新的校订,最后我发现,马克思正是用这套思想理论的概念系统,成就了他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反动的宗教。
所以我在写《谁是新中国》的时候,在我脑袋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建立自己的概念系统跟理论的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帮助我很大,为什么?我第一建立革命分类的理论,因为今天的人民一听到革命二个字,在西方,喝点咖啡,就否定了革命,为什么?是真的西方不需要革命吗?需要再讲革命的话,那不就搞乱社会吗?对不对?这恐怖主义嘛!所以西方喝点咖啡否定革命,他忘记了,没有革命,美国不会独立、法国不会成为民主国家、英国没有君主立宪,就像孙中山讲的,「君主立宪,皆为革命之所赐」。
在中国,我们今天大陆老百姓,大陆知识分子,一谈革命就色变,为什么呢?共产党的革命把我们害死了,你不是四九年前吧?四九年以后,在共产党的历次的革命运动当中,我们多少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坐牢的、劳改的、家破人散的,更有多少,八千万条人命被它革掉了,日本侵华战争打死、打伤我军民二千三百万人,共产党在外无外犯、内无内忧的时代里面,将人民逼死了八千万,这样的革命,谁还能够去再来一次?谁还可能去欢迎它?所以我首先作了一个革命分类的理论。
革命跟革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孙中山发动的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推翻帝制、推翻专制,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是这样嘛,没有错,对不对?那么共产党的革命呢?共产党的革命讲得很清楚,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革命实际上是要推翻中国已经建立的一个正在走向共和的美好制度,恢复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虽非君主专制,却是党主专制啊!
在世界历史上还有过很多的革命,比如伊朗在79年的革命,它是个革命,可是它是教徒们推翻巴列维国王恢复教权统治的革命,它是倒退的革命,它不是进步的革命,所以伊朗到今天还要继续追寻民主和自由。苏联,前苏联的革命,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可是大家知道吗?不是十月革命,是十月背叛,因为1917年2月在俄国发动了一次非常和平的革命,沙皇在八天之内签字退位,所有的皇族都要求不复辟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的二月临时政府,然后继续建立一个俄罗斯共和国。大家要知道,这个俄罗斯共和国就是1991年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人民回去的那个共和国,所以列宁的革命是推翻了这个共和国,建立了他的专制的苏维埃联邦国。
我们去区分革命的不同,我们就知道中国在这一百年当中出现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区别在哪里?它的区别就在中国民主革命,是指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它和中国国民革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革命,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权革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国民革命呢?因为当时的中国遭到民主列强和专制列强这些国家的欺负和凌辱,所以我们要有民族主义的精神来发动一场民主革命,才能在被世界列强欺负的状况下,把自己的民族解放出来,所以国民革命的含意要比民主革命更宽阔,而本质和民主革命是完全一样。
中国发生的第二个革命,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我讲过了,它就是所谓的阶级革命。讲阶级就是讲等级,讲专政就是搞专制,这样一个革命,它当然是逆潮流的革命嘛!是完全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同的革命,所以当共产党在1923年借助苏联的支持进入国民革命阵营的时候,在国民革命阵营很快发生了分裂,因为两个不同的革命如何去继续共同推进呢?不可能的,一个要搞民主,一个要搞专制,是不是?
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能把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革命搞清楚,让我们的大陆老百姓放心,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中国民主革命要求我们去做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曾经有过的民主制度,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
革命与复辟
我在理论方面提出了第二个观念,就是革命与复辟的观念。我们把革命分清楚了,在世界上出现过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什么是民主革命,刚才我讲了。什么是专制复辟呢?所有的被推倒的君主王朝、党主王朝和各种各样的专制统治,当它被推翻以后,专制势力还继续要求复辟,就是要抢回自己失去的天下、王位和权力。我们看一看,简单的说,在法国,法国革命爆发以后,曾经被王政复辟,被拿破仑复辟帝制,三次,所以法国有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那是因为第一共和国被推翻了,被专制复辟,推翻以后,才人民革命,继续建立第二共和国,如此推论下去。
那在我们中国呢?大家很清楚嘛,辛亥革命创建了一个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民主共和国遭遇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政府假共和之旗号,实际上进行军事独裁统治,也就是专制统治。经过这些以后,大家以为复辟过去了,蒋先生也认为复辟过去了,可是复辟没有过去,一个秉承外来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政党,在中国以革命的名义,掀起了一场推翻民主制度、推翻中华民国的革命。
周恩来曾经在纪念建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们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要夺取全国政权。也就是要颠覆中华民国,就是要颠覆中华民国己经存在并在艰难发展中的民主宪政制度。在一九四九年,这场复辟在中国大陆这广大的地区实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中国现代史上,反对辛亥革命的每一次复辟都没有成功,袁世凯没有成功,张勋更没有成功,北洋军阀十一年混乱也没有成功,只有共产党,学习苏联,在苏联的指挥和命令下,在中国发动了这一场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共产革命,在49年的中国大陆成功了。成功的结果是什么?重划阶级,实行阶级专政,无数条性命犠牲在重新卷土而来的专制统治之下。
革命与复辟是个什么关系?是一个不能并存的关系。我们只有知道了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就会知道我下面所建立的一个思想。什么思想?那就是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系。我们经常说,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大陆人都知道辛亥革命失败了,可是近几年来大家都知道并没有失败。为什么说它没有失败呢?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就没有失败。1989年我在我的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里面有一段对话:看一个革命是否是失败的革命,就要看这个革命和它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革命打倒它的对象,取代它的对象,这个革命就是成功的;如果这个革命被它的对象所打倒,这个革命就是失败的。
辛亥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王朝,是两千多年中国的君主帝制,是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并且推翻了两千一百年的君主帝制,难道我们还能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而不是胜利的革命吗?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毛泽东在1941年公开宣称辛亥革命失败了,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怀心绪的。可是辛亥革命胜利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能够说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进程已经完全胜利了,因为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创建了中华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可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复辟势力,一直到1949年,它才在共产党的复辟势力的打击下,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复辟的,不叫王朝的共产党的党主王朝,由马列宗教统治的一个新的、以政党政治为时髦的,那样一种反动的专制体制。
我们明白了这点以后,我们又有信心了!我们中国的民主革命从辛亥革命始,法国的民主革命从1789年从攻占巴斯第监狱始,俄国的民主革命从1917年2月的民主革命始,虽然中间俄国经历了七十四年的专制复辟统治,可是1991年这个专制统治一旦被轰垮、被解体,俄国人民就回到了俄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七十四年前那曾经飘扬过仅仅八个月的俄罗斯的三色旗,就开始飘扬起来了,人民回到了共和了。
法国人前三次共和国都被复辟再推翻,可是法国的共和国旗虽然被踩在复辟的脚底之下,可是当人民起来推翻了专制复辟王朝以后,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就又升起来了,所以法兰西的共和国才会从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延续下来嘛!所有的专制国家都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天有了信心,什么信心?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进程遭遇了多次复辟势力的反扑,虽然都没有成功,但是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这个很大的局部地区成功了,今天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在反思中华民国历史、中国近代史的过程当中,认识到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复辟的代名词,共产党的政权,实际是一个专制政权,共产党的统治是专制的统治。
今天在中国、在海内外,不论你和共产党什么关系,你能够从内心里否认它,不是一个专制政权吗?不是一家专制统治吗?我想稍微有一点知识和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不会这样说。
衡量历史的标准
我们解决了革命事件和革命历程的关系,我们就是要找一个共同标准,从我们辛亥革命开始到今天的这一百年的进程当中,虽然屡遭反扑,甚至最惨痛的六十五年的共产专制复辟的反扑,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看到什么?看到有两个东西在左右着我们人民进步的思想。什么东西?那就是两个标准,我提出两个标准,一个是在一百多年当中,爱国和不爱国的标准;第二个标准是进步还是倒退的标准。
在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当中,如果、如果我们的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团体,他们在国家遭遇灾难,民族遭遇侵略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来挽救民族的命运、来反抗敌国的侵略,那他就是爱国的,是不是这样?他就是爱民族的。如果在这一百年过程当中,任何人只要推动了中国的进步,特别是民主的进步,那它就是进步的党,进步的团体。在这一百年当中只要是使我们的国家在各方面得到了发展的,向前发展的,那他就是进步的。让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倒退,甚至于是反动,退回到专制的统治之下,退回到比中国几千年君主统治还要专制或黑暗的历史岁月里,那就自然是反动的。
我们用这两条没有党派立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政党、所有的人,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中华民国是进步的国家,它在推动着民主宪政的进步,是不是这样?并终于在台湾实行了还政于民。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台湾人的话来说,建政,用我的话来说,篡国建政,它是什么样的?它是倒退,它把中国49年以后,复辟到了中国历史上都没有过的专制水平的统治之下,人民遭受了无尽的冤屈,犠牲了无数的生命,知识分子重新像蒙人在欺负汉族人民的时候——在元朝曾经把知识分子放在第九等,放在妓女的后面,妓女是第八等,知识分子是第九等。可是在共产党统治下,我们的知识分子就叫「臭老九」。
我们用这两个共同的标准,非党派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我们自然能得出一些很正确的结论。所以在这些方面,我思考的真是很多很多,当然我也和朋友们商量,我来美国以后,我曾经把我这些观点在很多大学里和留学生们谈过,和他们交流过,也和他们辩论过,最后大家觉得,这样的观点还是比较能接受的。所以首先要有一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我们有了这些理论的基本概念,我们就能够判断事物,判断中国现代历史的是与非。
为民国翻案
这本书实际上是对十五年历史反思的转机。我从来不讲自己,在这里坐的林丹女士她就知道,我在海外的二百多场讲演中从来不谈自己。她问我今天为什么谈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我写的?不是,是因为我想这本书是和中国历史的反思的前途和命运分解不开的,它是反思的结果,但是它也是反思的一个中间交结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想讲一讲,在我总结十五年中国大陆历史反思就是到一九九九年为止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在这本书里面作了三件事。因为在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学者水平都比我高,因为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我是一个学文学的不是学历史的,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历史学者,他们完全有思想、经历、更好的理论,可以更好的去解释我们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条件和机会也跑出来,他们跑不出来了,他们不能自由的讲,他们如果讲出来就要坐牢房、杀头的,而我逃出来了,我就获得这么一个自由,我就敢讲了。我敢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第一件事就是,专为民国翻案。专为民国翻案的过程当中,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共产党的那些教育,国民党是反动派,中华民国是旧中国、黑暗的旧中国,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是革命的先行者,这样一些东西,在我们脑袋里放了很多。那我在反思的时候,看到民国的那么多的历史之后,我想告诉大家,我看到的民国的书和我得到的民国知识,不是从台湾或海外吸收的,我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主席著作」里面得来的,因为我刚才讲了,我找到了一个公正的立场,比如说在抗战的时候,我就看谁抗战、谁不抗战。
我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第三卷里面有个问题,大家注意的应该去看一看。它是毛泽东写的,一看就知道,在整个第三卷就是抗战卷里面,毛泽东没有发布过一个要求他的部队——共产党军队——抗战的命令,一个命令都没有,而是怎样讲他游而不击,讲游击战争的十八大好处,讲将来跟蒋介石国民党打仗要打运动战,更绝不能只能打游击战,讲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到后方去,不能到前方去跟日本人打战,全是这些东西。
可是在他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篇文章都是给他军队的指示,要三倍的、五倍的、六倍的、七倍的去围剿、歼灭国民党军队。我们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当民族当真的摆在我们面前,当民族的存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利用战争的条件准备革命,夺取政权,这是他在《论持久战》里面清清楚楚说的话,他利用中日战争来发展和扩张他自己。所以我们在反思的时候,在谈到民国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真的很有感概。
那么我讲几句我对民国的认识。第一个在思想上,民国的建立,是有思想基础的,台湾朋友都知道,民国的建立,思想基础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主义,我这里要说一句话,它当然不对,它完全错了,可是我想说一句,三民主义是放诸四海而难违的主义,你违背不了的,是不是?
四百年的近代世界就办了三件事。一件事是证明要民族独立。要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国家,没错吧!第二件事,是要民权,所谓有了民权就有了民主嘛!我们只要把民权的解放当作我们民主革命的第一位,我们人民有了权利,才有可能当家作主嘛!才有可能监督政府,这都是全世界四百年来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要求的一个权利嘛!就是民权嘛!第三个,民生嘛,民生主义完全是正确的嘛,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人民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好一点嘛!都希望能够在一个较好的民主制度之下,去过上精神自由和物质丰富的生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哪一条错了?我们不要去拘泥于这句话、那句话,我们只要把这三个东西摆在面前,我看谁也不敢说它是错的。所以我跟我们很多那些搞民运的朋友说了一句话:你们哪,就根本不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们要是读了的话,你们才不会说三民主义是错的。它是正确的。
思想上以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建国的理论基础,所以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所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作为自己的奋斗的道路和方向的,是不是这样?
今天的台湾民主了,今天的台湾民生早就变好了,发达起来了。今天的台湾犯了个错,在两蒋的时代没犯错,到了李登辉这个人的手里,不能叫犯错,是处心积虑的干了一件坏事,什么坏事?他悄悄的把三民主义给阉割了。我见到许许多多的国民党的官员,他们开口就是三民主义,开口这样很好,但紧接着下面就是自由、民主、均富,而我一听,听多了以后我就觉的不大对头了,自由加民主不就是民权吗?那均富不就是指民生吗?何况孙中山还说过:我的民生主义绝不等于均富。那他就不说了,就是反正是民生吧!那民族呢?民族没有了,自由、民主、均富就少了个民族主义,民族没有了,族群起来了,不讲民族了,族群就自然要分裂了,所以台湾才会出现一些分离的事件,我现在还不讲他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已经享受了民权和民生的台湾朋友们,如果你们还记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还把这个放在自己的嘴巴上和自己胸膛里面,我相信分离主义就会收敛,我相信大陆就会挂在你们的心上,我相信用中华民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就仍然会被你们高举起来。谢谢。
中華民國的政治
我们再看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华民国的政治太多了,一百年了,我怎么能讲那么多呢?我讲两个有争议的东西。
第一,中华民国到目前为止最遭人诟病的,就是蒋介石曾经实行过训政,其实蒋介石实行训政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教导,军政、训政和宪政,是这样吧?但训政到底是什么?我刚才讲过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防止外敌侵略,防止内部反动势力的反扑,这是辛亥革命给他的教训。
第二个,为了走向民主宪政,蒋介石从县自治开始进行选举,让人民学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四大权利,实施全民政治,错了吗?当然没有错,我用今天的话来说,有人骂蒋介石是实施威权统治。我曾经在澳大利亚的讲演当中说,说他像李光耀一样进行威权统治,不对。李光耀学了蒋介石,不是蒋介石像李光耀。
蒋介石的威权统治是威权民主统治,大家必须明白这一条,因为蒋介石是继承的中华民国这个事业,它是用军政、训政走向宪政的方式,是向前走的,是要从专制的、残余的思想和势力中,走向民主的未来的,也就是还政于民的未来的。
如果训政阶段超越了训政的范围,那就可能变成专制了,超越了训政的限度,那就可能变成独裁了,但是重点在于蒋介石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在当时被共产党甚至自由派的人们骂成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说明他没独裁,说明他民主还不那么全面。要知道1927年到1949年二十二年,外有外犯、内有内忧,中华民国的土地上没有一天没有枪声,俄国人命令中国的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要闹共产革命。日本人早在1931年就侵占了我们东三省,和我们打了十四年的战。军阀的残余们,今天挑起两广六一事变,明天发动西安事变,这个国家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蒋先生不用一点威权行吗?
在我们今天中国大陆反思的过程当中,我们认识到的,蒋先生就是威权用的太少了,因为蒋先生还有一个民主理念,我训政的目地是要走向宪政。没错,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还来建立国民参政会,还在重新建立中华宪政协进会,还在不断的征求国民的意见,修改五五宪草。在二次大战的所有国家里面,在战火纷飞的所有国度里面,没有一个国家在一边经受着血与火的战争,一边还在推进民主宪政,有这样的吗?所以我说蒋先生做的是威权民主政治,并且在抗战胜利前,他就宣布,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并且按照他的许诺,果然在1946年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上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被胡适之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比美国的宪法还要好。今天我们中国大陆的许多学者,都在研究中华民国宪法,认为这部宪法将奠定未来民主中国的宪法的基础。
很多人批评,蒋先生到台湾以后,实行白色恐怖。我经常讲:台湾的朋友们,你们哪里知道我们在大陆受的苦啊?当时我讲你们不相信。我曾经当面跟苏起、焦仁和说过:你们台湾什么人才都有,就是少了一样人才,就是跟共产党周旋的人才,为什么呢?不是你不聪明,是因为你们对什么叫专制,什么叫做共产党的专制,缺少最起码的想象力,因为你们正常嘛!你们在正常的生活里长大的嘛!你们不会小时候为了吃一块饼干去想尽了种种计策,把这块饼干从别人的手里夺过来,所以你心灵不复杂嘛!你们才是正常的人,而我们才不正常嘛,是不是?我们不正常从哪里来的?是共产党统治的,你们台湾所有人跟我们同年龄的大陆人相比,至少要看上个年轻十岁到二十岁,为什么?你们没有心灵的负担和压力嘛,我们是在心灵的牢笼里成长起来的嘛!是不是这样?
蒋介石先生真的在台湾实行过白色恐怖吗?不,蒋先生在台湾,我们直话直说好吧?带好台湾,我们不要讲这些了,那些好听话我们不说了,打败了,到了东边的一个小岛上,他明明知道是怎么败的,他知道共产党是用什么方法让他败的,他知道国际上美国和苏联是怎么样让他败的,他全知道,他后悔自己没在三十年代就坚决的堵住共产党主义的思潮,没有堵住共产党,他后悔在西安事变以后,没有把共产党二万军队彻底消灭掉,他防止这样一切的灾难在台湾重现,如果在台湾重现的话,共产党真「解放」了台湾,我说你们跟我一样,都没好日子过,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亡的亡,台湾哪有什么民进党嘛,你说?从哪里有民进党嘛!是不是?不可能的嘛!
是蒋先生保卫了台湾,他保卫台湾的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所谓的威权统治,我的话叫威权民主统治,再说白了,就是恢复训政嘛!他是对四六年宪政的一个倒退,是无可奈何的一个倒退,这个倒退就是为了稳住台湾、保住台湾,让台湾在适当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走向还政于民。台湾实现了还政于民吧!台湾的宪政成功了吧!不管台湾存在了怎样的问题需要改革和改良,可是它己经是一个民主制度下的社会了,人民有了发言权了,人民可以监督政府了,这是事实。
我想在政治上,中国国民党从1911年开始,就开始了它的推进宪政的伟大工作。中国从没有国会,有了国会;从没有宪法,开始有了临时约法,开始有了五五宪草,中间还有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订的几个宪法草案,直到1946年中国的宪法成功。可是这个美好的一部宪法,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发动的战火毁灭。1949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所谓的「解放人民」的大军就要跨过长江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第一个要求,就是推倒中华民国宪法,因为中华民国宪法不推倒,毛泽东的专制统治没有办法建立。中国大陆也有宪法,那是一部专制的宪法,那是一部奴役中华民族的宪法,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的宪法,谁反马、列,谁就死亡。
在政治上,国民党这两件事情,应该是做的没错,如果没错的话,那其它的我就不说它,做得太多了。在经济上,我们看一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从一个专制的老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个老妈妈已经七老八十了,她本身就非常体弱了,她身上的毛病也很多了,所以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一旦生下来之后,他身上裹藏的君主制度、君主社会和君主历史给他的浓于血啊!国民党要在经济上发展,在各方面发展,他必需要洗干净身上的血,让把自己这个婴儿身上的有生命的血液,变成推动他成长的动力了。
中華民國的經濟
而在经济上,可以说,满清慈禧太后的「改革开放」为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专制改良型经济。可是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后,这个改良型的、不完整的、残破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华民国的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在1912年以后到1919年的八年当中,中华民国在经济上所获得的成功,是晚清四十年改革开放成功的十倍以上,这里有数字的,我过去说过。而且1914年4月15日,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没有一个党敢给这个工商联派一个党委书记,这个工商联是全部自由的,不像现在中国大陆的工商联,哪里的工商联都要有一个党委书记在里面,工商联的会长主席都要听党委书记的,商人还有自由吗?
所以有个商人在美国来看我的时候,就跟我讲:我们现在已经不错了,对我们来提怎么做生意,挺好的。那我就笑了,我说:你们不错了,给你们做生意挺好的,你们似乎得到相当大的满足,可是我请问,你们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哪怕到一个小镇上,你们敢成立一个自己的工商联合会吗?万万不敢!那能成功那还不糟了吗?那你看,还不如民国,还不如一百年前的民国嘛!你看像什么自由了,对不对?
所以自由经济是在中华民国创建历史的那个前不到二十年时间里,二十七年以前这种完全形成了、自由型式的市场经济。要知道政治是经济的底牌啦,政治是专制的,经济是自由不起来的,只有政治也是民主的,经济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才不会产生腐败,才会继续生存发展。今天的中国大陆,就是政治是反动的、黑暗的、专权的。经济上的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那就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已。
第二,在1927年到37年被中国现代史家专们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黄金时代,因为在这十年当中,中华民国的经济特飞猛烈,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它起到在这十年当中,为未来的八年全面抗战奠定了顽强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37年以后的大战,八年残酷的反侵略战争,怎么打的下去呀!打战不就打钱吗?打命吗?所以中华民国的第二度的经济繁荣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
第三度是局部的,叫抗战期间,全面抗战的八年间,中国的西部,特别是四川的工业、农业都发展的极其之好,所以中国大陆的老先生们、老太太们,就像我的母亲就说过一句话:一个四川养了全中国呀!要知道,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百分之二十几、百分之三十几的往上翻哪,那个时候在四川的农业改革、三七五减租,和各种各样政府帮助农民的发展,在中国大陆1994年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这本书里,说的清清楚楚,是它的第三度。
第四度是到了台湾,到台湾以后,大家想想看,如果台湾的经济上不去,台湾能有今天吗?台湾能稳定吗?正是因为把土地改革当作经济改革来做。不像共产党把土地改革当作政治镇压,杀掉二百多万的地主和富农,到今天为止,党卖国土、民无私田。可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台湾就顺利的,没有杀一个人的,解决了土地问题,实施了耕者有其田,造成了整个台湾经济的飞跃。
第五度,就是六、七十年代,台湾顺利的接上了世界经济转换和发展的、飞跃的这一个环节,将台湾终于建设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亚洲经济发展的四小龙之首。
这五度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它保住了中华民国的命脉啊!这五度发展使台湾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走向了还政于民的道路,它是真正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我们如果设想一下,中国大陆49年以后就像49年以前那样,让自由经济普遍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话,今天的整个中国,我们心中的大中华民国,难道就算是比不上美国,还能比日本差吗?不会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大陆许许多多人的看法。
随着经济上由于国民党有民主政治做底牌,有自由经济为发展,而保住了中华民国抵抗了外来的侵略,建立了一个完全脱离了政治的利伯维尔场的经济体系。到今天为止,台湾在高科技上仍然是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到现在为止,台湾的科学家,按比例是全世界最多的,这都是事实,在经济上。
中華民國的文化
?我简略的说,中华民国哪一年建立的?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我想请问大家,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1915年就开始了新思想的潮流,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后,这是事实,连北洋政府都为白话文运动的传播和普及,尽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它的收获也是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后,中国出了一大批,或者是第一批太多的大文学家,鲁迅、郭沫若,和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的作品一直流传到今天,都成为文学的珍宝,是这样吧!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其它所有的爱国运动,都发生在中华民国之后,还不是中华民国之前。满清时代如果发生这样的运动,慈禧太后老佛爷,那也就下令送菜市口了,可是中华民国没有哇!就算段琪瑞的部下一个团长开枪打死了、打伤了四十多个学生,段琪瑞从此离开政坛,并且到现场向全民下跪,枪毙了这个向学生开枪的团长。
今天,89年杀了那么多的学生和中国的市民,有谁被处分?有谁被开除了?有谁被送上法庭?没有。相反,三十八军的军长,他因为坚决不执行开枪的命令,反而走向军事法庭被判刑。我们中国是不是在倒退了?倒退得厉害。
所以在文化上,我们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学者,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这批学者,把西方的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优秀成分,结合起来,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学术基础,比如像熊十立这样的学者;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我们出现了一大批的美术家,像徐悲鸿,一大批的美术家,今天我们在海外、在国内,想买画的都是买他们的画,这些人都是民国培养起来的美术家;三十年代我们又培养了,民国又培养了一大批的文学家,像老舍、沈从文,他们的作品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我们文坛的楷模;我们培养了太多科技人才,我们从来就没有关住国门,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关住国门说不允许青年学子出国留学,杨振宁是蒋总统派飞机送他到美国留学的,这个人毫无肝肠良心,没有道德,有聪明、有才华,没有品性。
中华民国在文化上的贡献,到今天为止,是全中国大陆人民反思民国、羡慕民国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于说最重要的内容都毫不惭颜,为什么?因为正是中华民国有这样的文化的表现,埋下了这样文化的底气,我们中国未来走向民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思想跟文化上汲取中华民国所创造的文化、文明的内容和精神。
大家都知道,马列在中国制造的斗争文化、专政文化、政治文化,已经把我们中国大陆人民坑苦了,我们须要将西方的好东西和中国好东西结合起来。第一个结合好了的是孙中山,第二个结合好了的就是三十年代的这一批大学者、大画家、大美术家、大科技人才,一直到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所用的科技人才,基本上都是民国培养的人才。
我们仅仅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大家想一想,民国何罪之有?这是中华民国我们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四个方面来探讨它是不是一个正在走向共和的新中国,虽然它还来不及完成共和,那是历史给它开了莫大的玩笑。
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那么现在可以为中华民国究竟合不合法,究竟符合不符合历史的合法性,来作个解释了。我讲简单的几条。
第一,一个国家合不合法,要看你这个国家是不是顺应了世界的潮流,特别是近代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潮流。大家要知道,世界上的民主革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巨浪,是发生在欧洲的,接下来才产生了英国王冠下的民主制度,才产生了法国直截了当的共和国,才产生了许多欧洲国家走向了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可是世界上第二波民主革命的巨澜,是我们中国人推动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先烈们、志士们、先贤们,在晚清腐败、腐朽的统治之下,在列强不断鱼肉的情况下,发动了中国的国民革命,推翻了满清、结束了帝制,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因它而始,俄国才产生了民主革命,中东才开始了民主革命的响应,它是世界民主革命几大波当中的第二大波,是第二大波的第一排巨澜,这一排巨澜证明了我们的中华民国是誔生在世界民主革命的第二大巨澜里面,所以它是正确的,它也是合理的、合情的也是合法的。
第二,我刚才讲了,我们检验一个国家是不是专制的国家,或者是民主的国家,我们有一个检验,那就是这个国家在创建以后,有没有解放人民的民权?如果这个国家人民的民权得到了解放,人民民权的享受愈来愈多,人民愈来愈能够参与国事,参与政治的事情,有了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那这个国家肯定是民主国家。中华民国有没有没向着这个方向迈进,并且在台湾终于实现了,是事实吧!有吗?(观众:有哇!)
是的,那么是不是合法的?那当然是合法的,对不对?那当然是合法啦!还有,中华民国在开国之始就开始实施民主宪政,在革命前,宋教仁等青年革命家就在研究民主宪政,在开国以后,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出现的国会誔生了,参议院、众议院都有了。1913年枪杀宋教仁案的时候,上海的法院就可以通知北京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到庭受审,民主宪政的开始随着国家向前的发展,随着五五宪草的出现,随着宪法的通过,和这个宪法在49年以后的台湾,所奠定了这样一个走向民主的机制,终于让中华民国的土地——台湾,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合法不合法?当然合法,是不是?
第四,中华民国在经济上如我刚才所讲的,实现了完全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在一百年的历史上,它是全中国政府的时候,还是只是台湾政府的时候,它都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赢得了经济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为止,台湾人民的平均收入远远高过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大陆人民的平均收入,对人民的生活要求来说,合法不合法,当然合法。
还有中华民国一百年打了很多战,可所有的战,无非是两种战争,一种就是地位战争,为了保卫中华民国而战争,所以我个人在整体概念的时候,把抗日战争整理为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为了保护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国家——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打了十四年抗战,尤其是八年全面抗战,合法不合法?当然合法,保卫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有何不合法。
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扶植下建党,它的原名叫第三共产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的。我们的中华民国在它的前进的过程当中,要剿灭那个有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支持、领导、蕴孕的政党,不允许这个政党颠覆自己的民族、颠覆自己的国家,合法不合法?当然合法,这样的剿匪是合法的。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不管共产党合法不合法,如果请今天在座的朋友跟我一起回到中国大陆,跑到江西瑞金再建立一个中华美利坚共和国,那你们看共产党怎么打,它把你剿光、杀绝,当然合法。中华民国在军事上,是个爱国的国家,爱自己国家的政府,它当然合法,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它在文化上合法不合法?1994年我访问台湾的时候,苏起先生问我说:你觉得我们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说:我给你八个字,好吗?「中国传统,美式生活」。吃牛肉,要吃三分、五分的,对不对?三分熟、五分熟的,可是传统的文化在台湾遍地皆是,人们坚持的传统中国的最好的礼仪和礼节,这是今天在中国大陆上所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大陆人到了台湾,多羡慕台湾,说台湾真好啊!那还是中国,说有一个青年到台湾旅游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祖国在台湾」。
这说明什么?在文化上,它是合法的,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共在中国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以剿杀文化、毁灭文化,遵照马克思的教导要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时候,蒋先生在台湾发动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我看了全部复兴运动的优秀文章,我真是深有感慨啊,中华民国的复兴也在台湾,将来等我们两岸都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下统一起来的时候,大陆人民要补上这一课,才知道什么叫做中华民族的文化,什么才叫中华民国的好文化。
当代的历史反思和「民国当归」
正是因为如此,在我那本书出版以后的近十五年来,对于中华民国的反思,已经成为一道道历史的急浪,在这一道道历史的急浪之中,终于形成了整体的、全国性的怀念民国思潮,这个思潮就是从思想上、从政治上、从经济上、从军事上到文化上,对民国的全面反思,采取系统的、个案的追踪和厘清。
中国大陆一大批的历史学家,都开始站在这样一个民国思潮复兴的战场上,以杨树标等有名的历史学家为代表的这一批朋友,这群历史学家里面的文者,他们抓住历史的个案,抽丝剥茧,把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一层一层的呈现在我们国人的面前,呈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整个历史反思,走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当中,人民在语言上、在文字上、在行为方式上、生活方式上,甚至于民营的公司和共产党的共和国的公营的公司上,进行对比,这个结果又造成了一个新的合法性,那就是民国才是真正的中国,才是一个好中国,虽然它战乱频频,可是那是为了维护和保卫自己国家民族的战争,是为了保存自己民族和国家文化的战争,所以民国的合法性,就是在社会思潮的这样一个环境与民国思潮的大的形势下开始蒸蒸日上。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在长城上有我们的青年举着一面大的中华民国国旗,上面写着「长城上的大中华民国」;你们可以听到,我们的高中毕业生们,弃绝高考,在高考场地上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升上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降下来;你们可以在世界日报的拐角上看到,广州地铁上有人卖一面面中华民国的小国旗,小国旗上写着「继承孙文,打倒共匪」;你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看到什么?由于中华民国具有这样一些合法性,那么它就造成了整个中国大陆恢复民国运动的势起。
它第一表现在历史反思愈来愈走向普遍性;第二,这种普遍性带来了复兴民国的行动。大家都说要恢复民国,是指大陆那个49年的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的台湾就是民国,不需要我们来恢复——恢复民国的思潮造成了恢复民国的行动。共产党的过去的管理出版的这些党官们,居然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杂志,完完全全他们把中华民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交相对战,让所有读者看到了中华民国可爱的那一面。
在海外,有我和几个大陆出来的学者们、教授们,靠自己办了一个黄花岗杂志,用十三年的时间来证明中华民国的历史合法性。我们在海外、在海内的朋友们,在历史反思的过程当中,愈来愈感受到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中华民国的进步性,已经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民的心里扎根了,于是乎,首先出现了中国泛蓝联盟。这个中国泛蓝联盟,拥护中华民国的台湾,拥护身在台湾的中国的国民党。这个泛蓝联盟建立起来以后,影响了中国大陆太多的年轻人,虽然它终于——我用一句不幸的话来说——被共产党镇压了,被国民党抛弃了。
可是紧接着,中国泛蓝联盟在中国大陆以湖南为中心,又重新建立起来了,这一批人遍及全国都有,他们被抓进去坐牢,放出来再做。中国泛蓝联盟要秉承的是什么?那就是他们的原则,「民国当归」。
什么叫「民国当归」?49年的中华民国当归,中华民国的台湾也当归了,两岸都叫中华民国,当然都归了,中国就民族统一了,对不对?今天各种各样的要恢复中华民国、复兴中华民国的运动在中国大陆普遍的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恢复民国、复兴民国的主题也在不断的建立着,虽然共产党的两只眼睛已经深深的盯到了它们身上,可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正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希望,也让我们看到了大中国的希望,所以我在这里讲几句闲话:我希望台湾的中华民国台北政府,我希望今天执政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因为你们还叫中国国民党,不叫台湾国民党,要记住,你们是最幸运的中国人,你们是最幸运的中国党,你们尽量管你做最幸运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就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对岸还有那么多人要恢复民国,要重建民国。
不要忘记,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里面,你们的国民党是脱不了关系的,你们是无法割弃自己的责任的,我知道在国民党的上层有两股不健康的势力,一个是李登辉留下来的台独势力,一个就是以连战等人为代表的亲共势力。我希望马英九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台北政府,能够正视这两股势力,消去他们的影响,让你们的心和我们大陆人民要恢复民国的心连结在一起,那么中国国民党就会掀起百年以来的难以找到的重大历史机缘,什么机缘?人民、大陆的人民会欢迎你们回去,你们愈做得好,他们愈欢迎,相反的,你们愈做得不好,请不要忘记,孙中山的价值,蒋介石的价值,中华民国的价值是全中国人民的遗产,这不仅仅为台湾所有,我们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人,在台湾的国民党,或台湾的其它的党派,都愿意承受这个遗产的时候,那么这些遗产就一定会被我们所勇敢的接收,这是事实,这是即将实现的事实。
我希望国民党,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抓住机缘,抓住这个百年难遇的机缘,理解大陆人民,支持大陆人民,至少不反对大陆的人民,不要再跟共产党勾勾搭搭,不要再到共产党的红地毯上走。中国大陆已经在走向专制制度崩溃的前夕了,你们要珍惜自己的历史价值,珍惜自己的历史前途,把我们的历史前途和中国大陆人民完全结合在一起,我们一个灿烂的明天的中国,就会到来。什么中国?恢复了民国,统一了中国的大中华民国就会出现,就会升起在我们的太阳下面。谢谢!

(听打 / 陈韵莲 童龙 张莉)

2014年11月发表于《黄花岗》杂志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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