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林语堂眼里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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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行易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讲话,中国抗日卫国战争全面爆发。在这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能不再一次深思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林语堂当然没有例外。一九三九年再版的林的《中国人》修订本,加进了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这正是林语堂对中华民国、对蒋介石先生、对时局思考的浓缩,反映了一位中华赤子发自内心的良知的声音,即使在今天也发人深省、颇值一阅。

当年中华民国的巨大成就

林语堂对战前的民国有一个概括,“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中国人》学林版第十章“压力、反压力、爆发” 节),“战争爆发前的十一年间,他(蒋)使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稳定的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内部进行重新建设的基础和中心”(见上书第十章“蒋介石其人其谋” 节)。

中华民国在建立之初,即面临一些极为困难的问题:“旧的价值观念刚刚消失,新的价值观念还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统治崩溃之时,庞大的民国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压迫,被军阀割据和统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见上书第十章“旧文化能拯救我们吗?”节)从民国初年开始,政府就不得不面对连连战乱,军阀和赤祸并起,使得当时的人心和现实呈现双重乱相。

对于民国面临的困难,林语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民国持现实主义的态度,但又不乏信心,因为“只有空想家才会指望一次成功”(见上书第十章“一个民族的诞生 ”节)。这与那些对民国吹毛求疵者是截然不同的,苛责民国的人往往受到自己私欲的引导,更有甚者,某些势力还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制造借口,无孔不入地以暴力和谎言造成社会动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求摇撼国民政府的基础。

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险恶情形下,中华民国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已非往昔可比:“学校和学院的纷纷设立,书报发行量的稳步增长,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妇女解放和妇女参与政治,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遍流行,‘厘金’税的裁撤,财政金融的巩固和加强,腐化堕落逐步得到铲除。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满希望,不遗余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园的愿望。北京政权与南京政府相比,在国家财政管理上的差别是再大不过的了。北京政权经常拖欠其官员、教师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却能投资成千上万到公众建筑、广播电台、码头、卫生检疫船、体操房、体育馆、公路和铁路,单是科学研究一项,每月就要投资十万美元••••••有一段时间,我能够在南京内阁成员里数出三位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地理学教授,一个经济学教授,两人都曾留学德国;另一位专攻教育学的校长和教授,早年留学美国。”(见上书第十章“旧文化能拯救我们吗?”节)林语堂认为,“这种进步无疑要归功于存在了十年之久的稳定政府”(同上)。

 

生活在当年的中华民国,也不用担心传统的丢失。“我太自信于中国的种族性格和民族遗产,所以并不担心它们将来会失去”(同上),当然,这也因为中国的传统有着旺盛生命力,“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寻常的生命力,任凭各个不同时代政治上的冲击,它都没有失去其自身的连续性”(同上)。那时中华 民国的百姓是“勤勉辛劳”的,且又不失“容忍”、“老实”、“和气”的性情。这些百姓还富有“温良、忍耐、谦逊”的品德。(品德描述见《中国人》一九三五 年版之“收场语”)民国实际上艰难地维护了传统的美善,较之今日丧失殆尽的情形,令人感叹不已。

林语堂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第一个强大的、团结的、现代化的、能够力挽狂澜的中国政府”(《中国人》学林版第十章之“压力、反压力、爆发”节),这是颇具历史眼光和现实洞察力的见解。实际上,林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认同中华民国,以之为正。这也是他思考中华传统遗产得出的结论,其中富含着传统睿智和时代精神。

 

蒋介石和卫国战争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时,“蒋和国民党政府已为一个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中国人》学林版第十章之“压力、反压力、爆发”节)。其实,这也是抗战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不过,林语堂认为,“事实上,从日本的角度讲,战争应该再提前两年开始,从中国角度讲,应该再晚两年”(同上)。因此,蒋介石此前的忍耐和镇静态度是很有必要的,忍耐和克制是为中国争取备战时间,为赢得这场战斗作准备。而且,“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心灵深处并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势的军队去同占优势的日军相撞”(同上)。但这在当时却引起许多人的误解,尤为中共所忌讳。中共趁机推波助澜,在各地发动学生运动以期破坏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蒋介石必须忍辱负重,不可对公众大肆张扬自己的抗日决心,否则的话,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胜算的把握是微乎其微的。蒋做到了这一点,在林语堂看来,当时也只有蒋能做到这一点。林又看到蒋介石极强的原则性,在一片怀疑的喧嚣声中肯定蒋决不会放弃抗战,因而必然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 一”(《中国人》学林版第十章“酝酿中的风暴”节)。忍耐和拖延是必要的,“他一直在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作战,在等待着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力量对日作战的那一天”,“事实上,等待对中国有利”。(见上书第十章之“蒋介石其人其谋”节)林语堂对抗战的见解很精到,在民族的关键时刻且寄望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这些都基于林多年来对中华民国的切身认知。

但是,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庐山讲话之前,浮躁的学生和某些民众不能理解蒋的忍耐,中共则在期间兴风作浪,一心期待战争早点打响,以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国民政府。在牯岭俯身写作的林语堂,却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有了若干切身感受:“牯岭附近的庐山,那个时候,有一个夏季军事训练团,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军官在这里接受总司令亲自指导的政治训练。整个夏天,总司令每天都接连几个小时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大讲特讲抵抗的必要性,装备条件的悬殊,以及民族自己的准备。 所有的官员都心悦诚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军队里。”(见上书第十章“酝酿中的风暴”节)

庐山讲话之后,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挺身而出,中国将进行一场持久的、浴血的反侵略恶战。林语堂写道:“他是一个伟人,天堂里没有抽象的原则要他去机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说成是看错了时机。”(见上书第十章之“压力、反压力、爆发”节)领导抗战的蒋介石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就个人而言,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讲演几个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见上书第十章“蒋介石其人其谋” 节)林一直注意观察蒋介石,他看到,中日战争爆发之际,“在南京,有一个远东高明的棋手坐镇,他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棋手之一”(见上书第十章“酝酿中 的风暴”节),因此,“日本很快就发现它的唯一目标是‘摧毁蒋介石’”(同上)。这是一位真心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抗战领袖,林语堂在书中写道:“我认为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中国人》学林版第十章之“蒋介石其人其谋”节)林语堂能够读懂蒋介石,理解蒋的内心世界。蒋介石喜读《孟子》,林也自小如此;蒋勤读《圣经》,林则出生于牧师的家庭。这两点大概可看作是林与蒋心灵相通的桥梁。

国难当头,林对当时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潮流感触颇深,认为中国的胜利将是“新的民族精神大放光彩”的结果(见上书第十章之“新民族主义”节)。这个新民族主义反映着现代化、进步、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其中,民族传统与现代化并不矛盾。但是,新民族主义却不是战争的产物,“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战争面前正当上升趋 势,并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场恶梦,因而日本不得不在这个民族主义完全形成之前就抢先进攻,要不然它的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就会成为一枕黄粱”(同上)。可以把新民族主义看成是林语堂在当时形势下,对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诠释和解读。

 

中共和扑朔迷离的时局

抗日的国策是持久战,应当避免日军孜孜以求的决战,在长期的消耗战中歼灭日军。因此,当武汉保卫战进行到一定程度,国军就应该撤离汉口,避免被优势装备的日军消灭,以便在后来的战斗中借着地形优势消灭日军。蒋介石作出了这个决策。林对此行动深为理解、充分同情,当然也赞同蒋的战略观点:不能仓促地打,尤其不能匆忙地决战。不过,林记载了一节不和谐音,“一个月之前,八路军还在反对这项政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汉口,否则他们将脱离统一战线”(《中国人》学 林版第十章“蒋介石其人其谋”节),中共当然希望国军死守武汉,以便借日军之手歼灭之,居心之叵测跃然纸上。这段纪录其实是林语堂对中共的尖锐批评。

那时,林对中共还存有一些幻想。林语堂误以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源之于朱、毛的“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见上书第十章“压力、反压力、爆发”节),殊不知,毛已作了杀蒋的打算,无奈共产国际(史达林)严令放蒋,毛也就只好见风转舵。他以为朱、毛“绝不是狂热分子”,“共产党领导人从不食言”,(见上书第 十章“中国未来的道路”节)可以与国民党一起建设民国。这可说是林一时太不了解中共。到了一九六六年,大陆“文革”爆发,林就知道毛有多么地狂热、无信用和极端了。也正是在这一年,林语堂结束海外生活,回到台湾定居。

林愿意看到“联共抗日”的情形,以为这样能增强抗战的力量。但是,如果历史地看问题,在“联共抗日”与“攘外必先安内”之间,蒋介石还是正确的。无法同享富贵的屈死鬼潘汉年,就是当年毛派往上海向汪伪政府表达善意的特使,中共如何抗日于此可见一斑。林以为“朱、毛”放下了“中共的计划”,其实中共从来就没有放下过它的“计划”。中共的计划就是推翻国民政府,决不改变,也从未改变。

这种幻想也延伸到对战后时局的预测,林以为战后中国必然会建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将会主导这个政府,而中共等左派将在中式民主制度下约束国民政府。这时,身处局外的林,还无法看出隐藏颇深的中共本质,一厢情愿之下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个预测当然落空了,中共一点也不想要民主,错误的预测源于对中共善意的幻想。不过,长远来说,关于民主的预言还是会实现的,因为中华民国终必会以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屹立于世界之东方,这样的实现方式大概会颇出林先生的预料之外。

其实,林语堂很快就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林在一九四零年发表了《中国的前途》(见《林语堂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版)一文,其主要内容已见于《中国人》第十章 “中日战争之我见”,枝节的调整不多。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全然不见“中共”、“朱毛”、“左派”等字样,看来林对中共本质已有了更深的认识。林语堂的心灵与中共实在没有什么相通之处。林早年对中共的好感,多来自捕风捉影的传闻和某种刻意的宣传,并不奇怪。林语堂曾参加鲁迅等人的语丝社,交往所及,自然也摆脱不了中共统战工作的阴影。当然,林力持平和、平稳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当时许多知识份子的浮躁情绪,不为利禄所套牢,也就能够得出许多客观的认识。而且,在听闻之外,林更注重“眼见为实”。这些幻想和好感也是历史的无奈,反映当年反叛潮流的势力和影响。当然,既有一个基本信念坚立心中,头脑里有清晰的是非轮廓,那位脸上常有开怀笑容的林语堂,就不至于沈沦。

 

结语

以后,中共控制了大陆,此时其势力如日中天,许多人欢呼雀跃,一些旅居海外的人选择回到大陆。但是,林却一直没有回过大陆,想必多年来他对中共的本质又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与自己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上,林应不会作出错误的决定,从这里还能看出智慧和良知的深度。

林语堂是一位有睿智而诚实的人,总能够分清复杂的情况,不会混淆大是大非。林除了选择中华民国,难道还会作出别的选择?十多年以后,林语堂选择回台湾定居,他叶落归根之处不在大陆老家。这是一个可说明心意的决定。至此已毋庸置疑,林所认同的祖国向来就是中华民国。林语堂于一九七六年逝世,安葬在台湾阳明山。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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