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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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易

中世纪以后,欧洲社会曾经深深地陷入到宗教争执之中,那时,不仅宗教迫害比比皆是,甚至引起了国与国之间的宗教战争。宗教的不宽容,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害,造成难以抚平的动荡和裂痕。由此,从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反思中,欧美各国体悟到宗教宽容的重要性,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中华民国建国伊始,就吸取了这一世界性的经验和教训,这又与自身宽大、恢弘的立国旨趣相对应。

继往开来的恢弘气度

孙中山先生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国民有居住、出版、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有弹劾总统的权力。”虽说是临时约法,却相当于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为此后重申立国宗旨的正式宪法打下了基础。以后的民国政府,都遵循了其中所申明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中华民国秉承信仰自由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没有遇到当初欧陆国家存在的那些困难问题,应该说,在宗教方面表现出的宽容,还过于欧美诸国。这一点,既得之于国民在宗教方面的宽容心态,也与民主、自由的立国宗旨相符合。
从古以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几乎一直都比较顺利。朱熹对佛教的批评,仅限于学理上,而朱熹本身就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韩愈的排佛,恐怕还是出于反对铺张浪费和迷信,这又与当时政、教不清的情形大有关系。总的说来,外来的佛教并未受到中国社会的排挤,反映出国人的宽容心态。正如长久以来,民间流行着“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说法。古语也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表达的也是一种宽容的处事态度。实际上,中国人本来不乏理性、宽容的心态,完全可以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大陆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台湾的民主实践,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一点,与世界上其他各民族并无什么差异。只是这种优良精神,屡屡受到出于私欲和阴暗之专制因素的摧残,迄今祸难不仅没有完结,在中国大陆还达到了顶点。
昔日的佛教、道教,又一向与官府的互动比较密切,因而在管理上留下了较多的经验和成规可资借鉴。中华民国政府借鉴前人经验、把握时代潮流,在宪法的基础上,形成宗教自由的大小环境,又胜过了古人。那时,民国对佛、道的法制化管理,主要集中在庙产方面(参看李谦《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状况分析》)。因为以寺庙为中心的大宗财产,最容易被地方官府所侵夺,寺庙主持人操作不当,也会出现各种偏差。佛、道教的宗教活动,则不受各种干扰、破坏,充分体现政教分离的原则。大陆的中华民国时期,政府在确立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对宗教的管理均依法进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这种法制化规范管理是必要的,不仅避免和消除了许多历史上就有的弊病、弊端,又并没有干预宗教信仰,不妨害信仰自由,反而为宗教信仰自由预备了广阔空间。
中国历史上,屡遭专制势力打压、迫害的,倒是富含民主、自由因素的基督宗教。从唐代进入中国以来,数起数落,其间也有得到容纳的短暂时期,但专制皇帝最终还是要禁止基督宗教。那是因为对平等和宽容精神的惧怕。因而,基督宗教某时期所处的状况,颇能反映这时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各宗教处在充分宽松、宽容的环境之中,佛、道自不必说,经历了满清压迫的回教,这时同样得到民国政府的充分尊重,基督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就基督信仰而言,本来中国大陆著名的传道人不多,但在大陆的民国时期,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布道家。不得不说,这种景象与民国时期的宗教信仰自由大有关系。

以身作则的领导人

大陆民国时期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在蒋介石先生的行为上得到充分体现。蒋介石身为国家领导人,又是一位基督徒,读经、祷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当年的资深话务员后来回忆,蒋有固定的祷告时间,这个时候,他不会分心于别的事情。(见王正元《为蒋介石专线接话二十二年》)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借手上的职权刻意扶植基督教,这是更为难能可贵的事情,与某些军阀的做法有天壤之别。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其中的深意,启示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原则,实际上既是宗教自由的一个保证,又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蒋先生对《圣经》话语有着深刻的领会,对信仰自由原则有贴切的把握。蒋秉承传统的宽容精神,对于政、教之度,也能把握于精微之间,实实在在地坚持了宪法原则。
教会人士对蒋介石先生的严厉批评和责难,甚至丝毫没有危及到宗教信仰自由。杨绍唐牧师的经历很有典型性。杨是大陆民国时期的著名传道人。据其子杨安溪牧师回忆,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南京凯歌堂邀请杨绍唐讲道。凯歌堂是蒋介石先生聚会礼拜的教堂。接受这个邀请后,杨绍唐牧师很是紧张,他觉得有责任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作出严厉的指责,自己很可能因此回不了家。因此,一家人都很紧张。但是,蒋先生对杨的指责不仅没有一点恼怒,还表现出了海纳百川的大度。走过来与杨牧师握手,说道:“我们的确有很多罪,应当向神悔改,谢谢你今天的提醒!”较之中共将宗教行为绝对地政治化,真是截然不同。这个情景,当然完全出乎于杨绍唐牧师一家的意料之外。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危难年代,且强权观念造成的习惯势力又随处可见,一位领导人能够有如此涵养,的确很不简单。从这件事看出,由于政治因素渗入其间,蒋的形象在当时即被人为地大加抹黑了。大陆失陷以后,杨绍唐曾经做过一年多中共操控的“三自”组织副秘书长,但与“三自”的宗旨并不相合,因而受到批判,以后又被内定为右派,一直挨整。
另一件事情也很能说明问题。蒋先生与宋美龄女士在一九二七年底结婚,本来婚礼想请上海景林堂牧师主持,但是,这位牧师认为蒋与前妻的离婚事宜在手续上还有些不清,就数次回绝。蒋、宋只好另请别的牧师。对于这件事,蒋介石心里并没有怀着什么忌恨的念头,还于一九三零年在这个教堂受洗。此处也可见蒋的胸怀宽大。

判若天壤两重天

大陆民国时期,宋尚节博士布道十五年,影响遍布全中国,且远及于南洋各地。讲道的时候,常常面对人山人海的听众。每次宋尚节讲道,听者为了有一个座位,必须提前二、三个小时到场。一九三二年元旦,宋在上海景林堂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布道会,一时听者如云。由于听众太多,布道活动不得不延长到十天。第十日,听道人数达到一千六、七百人,连讲台上都站了不少人。英年早逝的宋尚节,堪称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布道家。王明道、杨绍唐也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深得信众的赞许和爱戴。杰出宗教人物的产生,当然离不开中华民国自由、宽松的环境。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王、杨就近乎销声匿迹了。王明道坐牢达二十四年之久,给的罪名是“反革命份子”,原因只不过是曾经从事过所谓宗教活动。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较之民国时候,境况判若天壤。还有因信仰而被处决的人,如教会长老张愚之、基督徒医生陆道雄,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捆绑游街,然后又遭到枪杀。此二人的所谓“公审”经过电视实况转播,时间是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五日,地点是上海人民广场。这是公开的处决,那些被秘密杀害者的人数,现在又有谁知道呢?中共控制大陆以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被颠覆。就基督教会而言,所有教会都必须归之于政教不分的“三自”组织,接受当局的监控和领导。否则,只有接受被解散、被整肃的命运。有些教会领导人被判定为“反革命集团”,其后的遭遇可想而知。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大量存在的家庭教会反映百姓需要,却没有合法地位,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宗教性质的书籍和资料不能正常印发,自由的宗教集会更是不可想象。
大陆民国时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黄金年代,这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值得人们的注意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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