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国人知多少——中国大饥荒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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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润勉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千百年来,在和平年代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情,是绝无仅有的。纵观中国历史,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而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发生了饿死3755万人的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人间惨剧,饿死的人超过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这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死人最多、为害最烈的一次对平民百姓的迫害;是毛泽东亲自设计、亲自领导、亲自编剧、亲自导演,中共领导集团集体犯下的反人类罪。

“大饥荒”一词是最近30年来由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中共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的一场前后延续了四五年之久的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全国各省都发生了饥荒——全国平民百姓都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有一千多个县一百多万个生产队都饿死了人,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中华大地变成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人相食的人间地狱。

 

其实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忆大饥荒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麦苗青菜花黄》,就是指在这个季节发生的事情。按照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16万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之下。

 

从全国各地看,按百分比饿死人最多的是安徽省,占总人口18.37%。对于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直到1979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安徽省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300多万;而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多次撰文说,大饥荒饿死者在400万人以上;安徽省原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说,三年饿死了500万人。文革中下放到安徽好几年的中共组织部长安子文回京后也说有500万人。   

安徽凤阳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

1990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80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1/4左右。”即有近10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其中有一个公社,每三个人中就死了两个。饿死了1/4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璧、涡阳等县。

安徽作家张万舒曾经这样记述:“I960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3个县1961年的统计,共少了40多万人。凤阳县小岗村,全村34户,175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10户,39人。”       

    1960年1-10月,河北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4638人,平均每月饿死460多人。这时省委提出“吃四两”的政策(在这以前宣化吃五两)。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意见不被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月就饿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饿死1891人。1961年1月,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说: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相当严重。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

根据官方资料《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告诉山东省委书记赵健民山东饿死了300万人。

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山东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一家生小孩的。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推算,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4273.89万、4267.59万和4244.52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18.33万、37.78万和13.12万,合计则为69.23万。此外,三年少生人口202.89万人。二者相加,大饥荒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272.12万人。

    依据《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计算所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79万,少出生人口192.06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的损失为255.85万人。

    综合上述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70万人,少出生约200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270万人。

    从《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的官方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河北省饿死41万多人,少出生166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207万人。

    从1960年初开始,广西柳州地区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

1958年9月,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曾一手导演炮制了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的特号新闻,上了《人民日报》。到了1960年,贺亦然书记又创下了柳州地区饿死人16万的全广西第一。

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省。1958年至62年5年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103万、258万、300万、125万、26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940.2万人,占总人口13.07%,每9个人就死了一个。   

    在大饥荒期间,1960年初,四川省委就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县为例,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社队干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桥区六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1800多,死亡3800多,重新“调查”后,死亡数大大减少。有的公社的统计报表一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四川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是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人口减少的数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计大约500万),但这几年还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1958-1962年出生人口不下500万人)。出生人口数和外流人口数可以相抵。

饥荒严重破坏了生产力。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减少了237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900万亩。盐碱地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城市里的食物分配成为大的问题。“上面”定出了政策,级别高的教师,可以享受每月特别供应黄豆若干等等。在广东,1961年10月,中共中南局领导人陶铸指示制定一个副教授以上级别的2000人名单,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食10斤;从2000人中再选出200人,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那时候“知识分子”似乎又得到了“尊重”。他们没有抱怨这种“尊重”。也许饥饿使人不再去想,为什么吃一点黄豆或者一斤油也要成为一种特别的恩赐。饥饿以及对于食品的这种控制,造成了对人的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也进一步窒息了学术思想的敏锐和活动性。

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描述说:“生活的图景仿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城里人的肉食定量1957年一人一年还有5.1公斤,到1960年降到只有1.5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种“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统计数字显示,1960年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1534.8。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1200。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1300到1700。 

 

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有一天,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吿,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人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1961年随刘少奇去湖南省作调查,她发现,基层党组织把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经是缩了水的,其实连中共高层对死亡数字也不甚清楚。在大饥荒的1961年初,刘少奇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已经有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在1962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大组会上责问安徽省委“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吿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就是不说老实话。”

数字一旦和利益相联系,和官员的政绩联系,就不可能真实。大跃进时,粮食放卫星是政绩,大家都放卫星;死亡人口少也是政绩,大家都少报。在大饥荒年代,毛泽东下去跑一圈之所以感觉良好,是因为所到之处的省委书记都在他面前讲假话。但是,省委书记们在中央管控经济的部门却讲真话。比如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从现今档案馆里保存的,李井泉给李先念的要求减少征购指标的信可知,他在毛泽东那里大包大揽,说没事,我们这里有粮食;但是转过脸,他跟主抓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跟粮食部长陈国栋却讨价还价,竭力让上面少征购一点。他如果在李先念那里少交了些粮食,手头宽松,回过头他跟毛泽东说假话就能胆子更大、底气更足。 

1961年底,陈国栋和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以及统计部长贾启允三个人搞个调查。他们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结果是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制版印刷的模板都销毁了。

许多中国和国际的民间学者、专家,都对这场人类历史罕见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出现过多种版本的死亡数据。

    首次提及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是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书上说,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以1050种地方志中关于人口的统计数字为基础,认为21个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45.8万人。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到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查,采访了一些当事人,查阅了各地档案、史志等大量史料。经历10年时间,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他认为,“1959年至1961年全国共饿死3600万人”,有文字记录的人吃人的事件数千起。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一书中表述,1959年至1962年全国饿死3755万人。

刘源、何家栋在《你所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的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

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3500万至5000万人。”

署名“京夫子”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一书记载:“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7000万人。”

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的冯客教授,查阅了10个省、几十个县的1000多份档案盒国内外有关资料,采访了100人,估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500万人,其中有250万人即非正常死亡的百分之六至八是被干部、民兵打死和折磨死的。

1993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刊登了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分析的结果,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人。

1995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中,1958到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2%,1.45%,4.34%,2.83%。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1.03%(1957:1.08%,1962:1%,1963:1%)。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3767万。

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出版的《饿鬼》这本书里说,中国当时“至少有3000万人饥饿致死”。

1997年,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他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

民间这些学者、人士的调查统计和推算、估算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之后,2005年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档案有限制的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接触这些档案,并规定解封档案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

2009年起,该项数据在网上传开。这是官方内部正式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资料:

1959年17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522万人,城市:95.8万

1960年28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155万人,城市:272万

1961年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327万人,城市:211.7万人

1962年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751.8万人,城市:107.8万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合计3755.8万,其中城市601.8万
全国在1959年至1962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00万人以上

的县有12个。人口下降10%至12.5%的省有7个:河北、河南、山西、甘肃、贵州、安徽、青海。
    4年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959年:-2.4% ;1960年:-4.7% ;1961年:-5.2% ;1962年:-3.8%   

2009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著的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出版。该书指出,1950年代中期大陆人口每年增长数都在千万以上。1960年的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减少了340余万人。两年的数字相加,不仅少增加2560万人,还减少1300万人。所以得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860万人的结论。

1964年夏,公安部成立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任副主任,主持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具体负责是公安部三局五处(人口统计处)。确定以1964年7月1日凌晨零时为截止计算统计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公安机关报来了人口数据。之后,人口普查办公室又从除西藏、新疆、内蒙古三地外,其余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抽调人员到公安部,对各地报来的人口数据进行核查;并用1959年至1962年4年每年人口减少数,减去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公安部与各地赴京人员对这些数据反复计算、推算、核查,得出令所有参与人员无比惊骇的数字:当时全国人口为7.3亿,1959年至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9600万。1964年9月初,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等人,专门向杨尚昆主任作了汇报。杨对按比例推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数据做了肯定。这些统计数据材料,全部存入公安部档案馆。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官方至今不敢公布。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虽然书中不得不承认:“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万人”,但还是在向全国人民欺骗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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