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 我的游俄观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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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 国父。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我们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并指出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

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与军队党部的组织。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

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它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至于共产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国父逝世,当时我正率领党军,在东江讨伐陈炯明,已经平定潮梅。十五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广州,与统一的广东,做了革命根据地。

此时本党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陈炯明重起叛乱,我率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布谣言,对我诬蔑中伤,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

破坏本党的北伐计画。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于是本党处境的阽危,已到了极点。

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于二十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并派兵收回中山舰。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党中央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展和全国民众的响应,看做他「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

三中全会之后,共产派更加猖獗。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

当国民革命军指向上海时,共党分子乃乘机组织工人纠察队,发给枪械,企图乘机暴动,成立劳工市政府,挑起列强在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的冲突。正在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我即于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进驻上海,亲自镇摄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四月十二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于平定。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业于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吴敬恒先生提出共党谋叛证据案,出席各委员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革命,扰乱社会的违法事实。会议乃一致决议,谘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

五月五日,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并组织清党委员会,执行清党工作。南京、上海和广州各地都积极进行全面肃清共党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持,而东南各省才算没有替俄国布尔雪维克做试验场,更没有为莫斯科俄党内争做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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