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必雄:中国最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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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必雄

 

 联邦制的形成,是为了解决分裂状态下的外部性问题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比如战争,以邻为壑等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从分裂走向统一。如果一个国家本来就是统一的,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再搞联邦。

  联邦并非一种价值判断,而是现实分裂,差异太大状态下的无奈选择,从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看,联邦与单一制在趋同,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央权力不断扩张的历史。

  由于各联邦主体之间,相互经济往来等越来越密切,原有的联邦形态导致囚徒困境,社会协调成本太大,所以必须通过中央权力的扩张来解决囚徒困境。

  很多小清新学业不精,只看到表象,以为联邦是价值判断,没看到联邦的形成及演变。

  欧洲因为是分裂的,要统一的话,只能是选择联邦制,但随着统一的时间越长,中央权力肯定要扩张,不然联邦要解体,今天欧洲就面临这种囚徒困境,欧洲的解决之道,要么解体,要么成员国让渡更多权力给欧盟中央,这种东西,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

  对政府权力真正形成制约的,不是联邦,也不是什么政府权力之间的对抗。这种宪政思路,使得这100年来,很多新兴民主国家成为失败国家。

  这个问题,我们的国父早就解决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

  我们目睹了这些年诸多全盘模仿西方体制而成为失败国家诸多案例。更坚定了我们对三民主义的自信,这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这些模仿西方体制而失败的国家,无一例外有个共同点,就是政府低效,无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比如制度供给,公共服务,不能解决社会中的囚徒困境。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回到三民主义的政治深刻:人民有权,政府有能。

  那么在民主政治的方向性选择问题上,我们有清晰的目标。问题的关键,不是政府各部门权力对抗才能避免专断,这种设计思路导致的就是一个低效的劣质民主政府。

  只要允许Multi-party system,General election,充分的民间自治也就是公民社会,接受宪法约束,一个高效的政府并不会变成专断政府。

  我们长期以来被严重误导,个人主义才能使得个体权利得到保护,但实事并非如此,个体面对外界侵害时,由于面对巨大的成本,比如信息成本等,很多时候个人只能选择沉默。

  个人权利的保护,需要落地,只有民间的各种社群才能为个体提供现实的保护。就像中国农耕时代,是宗族自治为我们的先民提供了充分的保护。

  后来全能主义在大陆的兴起,就算在成建制抵抗力量被扫荡之后,仍然必须以近千万军队为后盾,消灭几百万乡村精英,才能全面铲除这个中间社会,全能主义的国家意志才能一竿子插到底。一个拥有高度发达民间自治的社会,我们并不需要杞人忧天一个高效政府会蜕变成专断政府。这是民主政治的方向性选择。

  还有强化政党政治,而不是弱化政党政治,才有可能使得民主品质得到提升。这就需要我们的政治制度设计时,要有利于形成优质政党。就像法治健全的自由市场培育优质企业一样。

  这是我以前写的。被自由主义污染的朋友,要把脑子重新洗回到正常状态,是个很艰巨的工程。

  

原载 自由中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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