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晨:闻刘晓波病危有感,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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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牧晨

 

—–得知刘晓波狱中罹患重病多年已入险境,近日方入医院治疗。忧愤难平。

 

血染洪波漫中华

暴雨摧折自由花

铁窗内外皆长夜

雾霾层层噪昏鸦

苛政难免红朝灭

奸佞当悔生豪家

眼看黎民揭竿起

报应到头总不差

赤子有心行大道

志士何惧当义侠

九州无数大泽乡

青史再书博浪沙

为民献身即英雄

名动四海传佳话

遥祝兄弟过险关

寄意寒星慰晓霞

 

—————————附:资料摘录

 

刘晓波简历

1955年12月28日,刘晓波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父亲为东北师范大学教师。1962年进入东北师大附小,毕业后进入东北师大附中。1969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被送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插队当农民。1976年11月,被长春市建筑公司招为工人。1977年,刘晓波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次年与六位同学组成“赤子心”诗社,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硕士研究生。1984年4月,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上发表处女作《论艺术直觉》,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论庄子》,同年获文学硕士毕业,留在该系任教,并继续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学和文学评论,其中1985年6月和8月先后发表的《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和《无法回避的反思──从几部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谈起》,支持具有叛逆精神的“新潮文学”,批判当时提倡忍辱负重精神的主流文学作品而初露锋芒,被作为后来引起文坛震撼的“刘晓波现象”开端。198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刘晓波到场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即兴发言,以中国“五四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使用当时被认为惊世骇俗的语言批评受到普遍肯定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并概括为整个中国文化和知识界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众更深更厚!”“中国作家仍然缺乏个性意识。这种无个性的深层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范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化教条化的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10月初其发言由《深圳青年报》整理发表,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了更大轰动,被称为 “文坛黑马”。同月,又发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其作品由此从文学评论发展到思想文化批判层面。同年,刘晓波成为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并连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学、美学和思想评论文章。1987年,发表首部著作及成名作《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1988年,创刊不久的文学评论双月刊《百家》第2期开辟了“第一百零一家”专栏,发表刘晓波的《论孤独》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讨论“刘晓波现象”的论文。同年6月,刘晓波发表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其论文答辩会在数百学生自发旁听下,获得由九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成为文学博士,并应聘为该系讲师。1988年8月至11月,刘晓波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作访问学者,讲授中国当代文学;1988年12月至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作访问学者,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分子,并进行该专题的研究;1989年3月至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后因北京发生学生运动回国而中断。

1989年4月15日,因“八六学潮”被迫辞职的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及全国高校学生相继举办悼念活动,随后发展成大规模街头抗议运动,当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刘晓波也随即响应,参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声援活动。4月20日,香港《明报》报道《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要求“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发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提出:“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同日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与海外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主席胡平共十位中国留学生、学者联署发表并转发到国内。随后,刘晓波中断到1990年才回国的计划,于1989年4月26日离开美国,27日回到北京,并立即参与学运活动,向“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民联首任主席、新建“中国民主党”主席王炳章等留学生、学者的捐款数千元美金和万余元人民币。5月13日,北京数百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静坐,刘晓波次日到广场支持和协助学生,参与广场绝食团的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应邀负责《北师大绝食团通讯》筹款、组稿、编辑和发行,并参与“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我们的建议》等传单。6月2日,发表《六·二绝食宣言》,与周舵、高新和台湾歌手侯德健开始48-72小时绝食,为此获得广场上学生的信任,得以于6月4日清晨与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谈判后,说服数以千计的学生安全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惨案,世称“天安门广场四君子”。6月6日,刘晓波被拘捕,随后被中国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6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王昭的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此后当局又发表批判文集《刘晓波其人其事》。同年,刘晓波出版的《形而上学的迷雾》和《赤身裸体,走向上帝》两本书与其它作品一起遭禁。与此同时,刘晓波在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上作证,未见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上杀人。这一举动受到广泛批评。同年9月,刘晓波被开除公职,1991年1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被作为“重大立功表现”而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出狱后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从事写作,并参与人权活动。1992年,在台湾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该书对其作证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进行忏悔,同时又做自我辩护,引起作家郑义等人的严词批评。由于刘晓波抨击时政、关注民间维权、呼吁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国当局进行民主宪政改革,他也成为了中国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在每年的一些敏感时期(如六四周年、两会、党代会等),刘晓波都会被中国当局实施某种程度的软禁,要求不得外出、访友,甚至限制电话或网络等的对外通讯。1993年1月起,刘晓波应邀出访澳大利亚和美国,接受文献纪录片《天安门》制作者的采访,并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对“八九民运”进行批判性反省,引起海内外异议人士很大争议。同年5月,谢绝海外一些朋友留下避难的建议,又返回中国。1995年2月20日,刘晓波起草并与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共12人联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提出了近期改革的7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5项目标。5月,他又和陈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并与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江棋生等共14人发起联署,但他在正式发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到1996年2月才被释放。1996年8月,刘晓波到广州与王希哲相见,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商定向国共两党提出《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在两党签署和平协议《双十协定》51周年的10月10日发表,也称《双十宣言》,包括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问题、西藏问题、关于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四项,但在该宣言正式发表的前两天,刘晓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被关押到大连劳动教养所。同年与刘霞结婚。1999年10月7日,劳教期满获释,此后一直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2000年,刘晓波在两岸三地出版三本书——《向良心说谎的民族》(台湾),《刘晓波刘霞诗选》(香港),与王朔合著的《美人赠我蒙汗药》(大陆)。同年7月,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改名为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11月当选第二届会长,2005年11月2日再次当选连任第三届会长,2007年10月会员大会不再参选会长而继续担任理事直到2008年12月再次被捕。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官方网站,独立中文笔会长期接受该基金会资助,每年资助额约十万美元左右。

2008年,刘晓波发起与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并与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一同签署。该宪章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时发表。《零八宪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风格写成,主要是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21]。至2013年12月,该宪章已有超过13000个签名。2008年12月8日,在《零八宪章》起草后,刘晓波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12月9日被监视居住。12月11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对刘晓波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表示担心。12月14日,香港支联会三团体在中联办外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一审判决书指控刘晓波在“观察”、“BBC中文网”等境外网站上发表《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等“煽动性”文章,抨击中国政府。刘还在《零八宪章》中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政府,判决后刘晓波表示将提出上诉。2010年2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刘晓波的上诉,维持原判。刘晓波于2010年5月26日开始,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

2009年12月10日,328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人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在《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说,如果刘晓波被起诉,那么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处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共担刑罚”。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时,香港支联会、四五行动、天安门母亲等民运组织成员游行以示抗议。12月27日,20多名香港巿民在深圳罗湖桥静坐声援刘晓波,其中包括记者等多人被当局扣查。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中,也有一个叫做“强烈要求大陆当局立刻释放刘晓波!”的群组,《明报》也作出了关于这个群组的报道。

2010年1月,崔卫平通过电话等方式询问了100多位中国知识分子对刘晓波获刑的看法,在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将其看法发表于Twitter。2010年1月15日,中共老干部胡绩伟、李普、戴煌及何方发表公开信,信中称对刘晓波被判刑“感到困惑不解”,“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罪证是提出了‘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年轻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记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是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提出来的,‘七大’党章党纲又重申的正确口号。我们党正是依靠这个正确口号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针政策,才赢得各族人民的支持,从而击败了国民党,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5日后,20名中共元老,包括前毛泽东秘书李锐、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著名散文家袁鹰、著名诗人兼评论家邵燕祥、著名律师张思之等联署公开信,要求撤销对刘晓波的一审判决。2010年2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刘晓波的上诉时,香港支联会抗议中国当局对刘晓波进行政治审判。

刘晓波的庭审以及宣判引来国际社会的瞩目,但北京方面拒绝任何其他国家的传媒以及外交官出席旁观庭审,并指出“外国外交官会干涉法庭审判”。刘晓波因发表零八宪章被刑事拘留后,引来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拘捕刘晓波的举动。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应该立即释放刘晓波,并尊重所有中国公民应俱有国际所公认表达他们意愿的权利。国务院发言人凯利表示,自刘晓波被拘捕以来,美国就刘晓波的案件和中方官员已进行了多次交涉。欧盟同样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并结束对签署《零八宪章》的其他人员的骚扰和拘留。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里高利·梅表示“美国政府对此深表忧虑。对于发表和平政治言论的人进行迫害,这种做法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标准”。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政府代表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表示“判处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11年监禁是非常‘不恰当的’。这一判决结果有理由让人们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及司法公正状况感到担忧。”对于审判结果,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震惊”,并希望中国对此案加以修正;德国外交部长基多·威斯特威勒对此案“深表忧虑”;德国联邦议会主席诺伯特·拉默特认为该案“令人惊恐”。2009年12月26日,法国外交部对刘晓波被判重刑发表公告,呼吁中国当局履行与欧洲联盟人权对话中所作的承诺。对于中国重判刘晓波,法国深感忧虑。国际间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记者无国界和国际笔会等机构,也不断呼吁中国政府将他释放。2009年12月28日,达赖喇嘛对刘晓波被判刑发表公开声明,认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这样表达言论自由人士的肆意判刑,显然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准则,以及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精神”。2010年1月19日,世界性作家组织“国际笔会”属下美国笔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提名刘晓波角逐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达赖喇嘛、南非图图大主教等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挪威等国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相继推荐刘晓波为和平奖人选。2010年1月22日,代表了来自36个国家及800多名学者的欧洲汉学学会向胡锦涛发出公开信,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2010年3月10日,全球150多名学者、作家、律师和人权倡议者在致吴邦国的联名信中,呼吁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通过推动释放刘晓波,来表明中国将以认真的态度来实现法治的目标。

2010年10月8日,在服刑期间的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宣布,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以“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为由,向其颁发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排除达赖喇嘛的国籍争议,刘晓波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向其颁发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同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诺贝尔委员会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之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新华网等先后刊登大批文章批判刘晓波、西方国家和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官方关系密切的国外人士和媒体也相继批判本次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新闻稿的非官方中文翻译如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郑重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以表彰他以非暴力的方式对中国基本人权的保障所做出的不懈奋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一直坚信,人权与和平,二者休戚相关,密不可分。人权乃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在其遗嘱中所希冀的“各国间兄弟情谊”之先决条件。 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现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由此摆脱了贫困。与此同时,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范围也得到了拓展。 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地位,必须伴随着与时俱进的责任。当下,中国实际上违反了其所签署的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多项国际协议,同时也违反了其国内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实践层面上,事实证明这些中国公民本应享受的自由被确定剥夺。20年以来,刘晓波一直是基本人权在中国实践的代言人,他曾参加了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和身为中国人权宣言的《零八宪章》的执笔人——该宪章发表于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日。次年,刘晓波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刘先生一直明确表示,此审判既违反了中国宪法,也侵犯了基本人权。

此项旨在确立普世人权的中国实践的运动,得到了海内外众多中国人的支持与响应。纵然身陷刑罚,刘晓波已经成为了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标志与丰碑。

其妻刘霞接受有线电视台记者吕秉权电话访问时心情激动,感谢每位支持刘晓波的人,并希望正在监狱中的丈夫能到挪威领奖。刘晓波在狱中得知自己获奖后,表示应把奖项献给六四事件的亡灵,并认为最应得奖的是“天安门母亲”。2010年10月,刘霞曾前往锦州监狱探望并告诉他获诺贝尔和平奖之事。刘霞返回后便受到软禁,不可打电话、出门买菜也不被允许,且告诉她软禁行动会持续到2011年1月底。刘霞的父亲表示,他也被禁止和女儿见面,家人自从10月后便一直没有再收到她的来信。12月,刘晓波被通知,他不可和家人会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囚犯家属每月可探监一次)。刘晓波兄长刘晓光说道,家中的电话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的当天便被切断。

2010年10月25日,人权团体“Freedom Now”发布由15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署的公开信,包括前南非大主教杜图、东帝汶主教贝洛、美国前总统卡特、南非前总统戴克拉克、伊朗人权运动家伊巴迪、北爱尔兰社会民主劳工党前领袖约翰·休姆、达赖喇嘛、肯亚环境运动家旺加里·马塔伊、北爱尔兰前总理特林布尔、瓜地马拉原住民运动家莉戈贝塔、波兰前总统华勒沙、北爱尔兰女性和平运动家贝蒂·威廉斯及美国反地雷运动家乔迪·威廉斯等人。信中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G20成员国领袖呼吁,希望他们在G20韩国首尔高峰会期间,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释放刘晓波与解除对刘霞的软禁,让他能够自由通讯。

2010年12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挪威诺委会将2010年的诺和奖授予因违反中国法律正在服刑的罪犯,是在公开支持中国境内违法犯罪行为,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公开挑战和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2010年12月9日,姜瑜又表示,国际社会多数成员不支持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错误决定。诺委会的任何做法都无法改变刘晓波的犯罪事实。并表示美国众议院审议通过的“祝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决议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异议人士只要和刘晓波有关系者即被监视、软禁、限制出境。刘霞和刘晓波见过一次面之后便被软禁,和外界失去联系。颁奖当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等新闻媒体从奥斯陆传出的电视讯号和相关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屏蔽。另外,一切有关颁奖的讯息被封锁。人权分子被禁出国,刘晓波的妻子又被禁与外界接触。迄今为止,有关刘晓波的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眼中依然是一个半禁忌的敏感话题。百度百科曾经一度删除过该词条,不过随著2014年上半年诸多敏感内容在百度百科上的重新出现,刘晓波的词条也被恢复,但该词条直言刘晓波为“国家分裂者”并称其“提出要把中国分裂成十八块”。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如人民网、新华网等)上,刘晓波依然被定性为一个试图分裂国家的政治罪犯。 ”

美国《时代杂志》将刘晓波与昂山素姬、曼德拉、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一同列为“十大政治犯”之一。 “——————————————————————–

刘晓波部分获奖记录:

1990年,美国人权观察“海尔曼人权奖”。 1996年,美国人权观察“海尔曼人权奖”。 2003年,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2004年12月21日,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颁发的2004年度“捍卫言论自由奖”。 2004年,第九届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获奖文章为《“新闻腐败”不是新闻》,发表于《开放》月刊2004年1月号。 2005年,第十届香港人权新闻奖大奖,获奖文章为《权贵的天堂 弱者的地狱》,发表于《开放》月刊2004年9月号。 2006年,第十一届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获奖文章为《汕尾血案的始末和背景》,发表于《开放》月刊2006年1月号。 2007年8月,亚太人权基金会“良知勇气奖”。 2009年3月,捷克“在困境中的人”(People in Need)救援组织“人与人” (Homo Homini)人权奖。2009年4月,美国笔会“巴巴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 2010年10月4日,人权观察“艾莉森·黛丝·弗基斯非凡运动奖”。 2010年10月7日,德国笔会赫尔曼·凯斯滕奖。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 德国、美国、葡萄牙、捷克、澳洲悉尼笔会荣誉会员,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 2014年5月,与许志永并列荣获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的“2014年度民主奖”,5月29号在华盛顿美国众议院办公楼举行颁奖仪式。 2014年5月,美国众议院预算分配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将华盛顿特区中国驻美大使馆所在的International Place NW更名为Liu Xiao Bo Plaza(刘晓波广场)。按照美国法令相关程序,该命名议案在通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之后,再进入众议院、参议院两院协商的阶段。此前,中国驻美大使馆曾表示抗议称,美国人不会希望看到以一个罪犯的名字为街道命名。

刘晓波:用真话颠覆谎言制度——接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答谢词 2003-05-21

我的文字生涯始于七十年代的知青岁月,那种特定时代的革命化大抒情,完全由空洞的口号和盲目的激情堆积而成,也就是毛语录式的意识形态谎言,而在当时还自以为是绝对的真诚。当我的写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赢得了些许社会名声之时,我又自以为已经摆脱了毛式文风,开始了基于追求个人尊严和诚实生活的写作,并像个一夜之间发了大财的暴发户,陷于不知天高地厚的飘飘然之中。

是十四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党文化的印迹,毛式思维和文革式语言已经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意欲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清洗,谈何容易!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

我接受这个奖的日子——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离六四的十四周年祭日只有四天,我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对得起亡灵,也不敢确定自己与这个荣誉是否般配,我只是把这个荣誉理解为:对谎言制度下的说真话者的奖励,也是抗拒遗忘的记忆通过我而敬献给亡灵的祭奠。

六四的在天之灵俯视着我这个幸存者,已经俯视了整整十四个年头儿了。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之一,那个被刺刀挑起、被子弹射穿、被坦克辗碎的夜晚和黎明,至今仍然如同闪亮的刀尖,扎在我记忆的深处。作为屠刀下的幸存者之一,面对那些为自由中国付出生命的亡灵,也面对刽子手们的强权、谎言和收买,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尽力让自己笔下的每个字,皆是来自坟墓中亡灵们的倾诉——用对坟墓的记忆对抗强制性遗忘,也是用赎罪的虔诚对抗谎言化的生存。

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唾弃的;一个用谎言为杀人辩解的政权,是令人不齿的;一个容忍杀人的政权且遗忘亡灵的民族,是令人绝望的。特别是当暴政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之时——无辜者肉体的死亡已经在道义上宣判了杀人者的死亡。

中共独裁政权犯下过太多的罪恶,有太多的无辜亡灵至今仍未瞑目,也有太多的良心犯至今仍然身陷囹圄。消除苦难的有效方法,就是完整地记忆和反思苦难,而拒绝官方灌输和个人说谎,则是保存记忆和进行反思的基本伦理前提。也就是说,活下来的幸存者和铁窗外的自由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只有记住这些受难者,不参与强制遗忘的人血馒头盛宴,才会有生存的意义和做人的尊严可言,才能承担起人之为人的责任——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

当然,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弱点,都渴望安全而富裕的世俗幸福,世界性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制度进步和文明演进,其善待人性的标准也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远离“杀身成仁”的古典英雄主义,越来越走向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对世俗幸福的肯定。所以,不需要唱道德高调,不必具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牺牲精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多勇敢多高尚多良知多智能,不要求去付出坐牢、绝食、自焚等的高昂个人代价,而仅仅要求在公共发言中不说谎,在面对威逼利诱时不把谎言当作基本的生存策略。

拒绝说谎的戒律,作为人之为人的底线道德,早就记载在每一种文化的最古老的权威文献中。对于至今仍然生活着独裁制度之下的人们而言,争取那种人人向往的无强制的自由和无恐惧的安全,就应该从拒绝谎言开始。因为,制造强制和恐惧的独裁暴政,其维系全靠暴力和谎言的相互支撑,没有谎言粉饰的暴力统治便无法维系。无力抗拒暴力的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起码能够做到不参与说谎。在公共生活的细节上拒绝谎言,恰好就是瓦解靠谎言维持的暴政的最有效的力量,甚至就是对暴政的最致命颠覆。

特别是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的后极权中国,国际大势和民心所向已经如此明朗,中共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正在逐渐蚕食着僵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除了谎言之外,后极权时代的独裁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已经脆弱到如此地步:它在要求人们自我作贱之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即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

而且,合法性不足的中共政权,面对急遽转向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也面对离开了“皇粮”也能自谋生路的民间社会,为了降低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的综合社会成本,它汲取了毛泽东时代和六四镇压的教训(希望胡温体制也能汲取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教训),即便想得到这点违心的承认,所依靠的主要手段,既不是意识形态蛊惑,也不是暴力镇压,而是用软性的利益收买取而代之,“花钱买稳定”已经成为当下政权的主要统治策略。凡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稳定和颂歌,中共很少会用刺刀和监狱,只有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才会施以暴力镇压。所以,后极权时代的国人,特别是自称精英的社会名流们,最难以抗拒谎言的原因,不是被动地慑于暴力,而是主动地屈从于利诱;寡头独裁们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公共发言为职业的知识人和作为社会名流的各类精英,能够在面对威逼利诱之时,哪怕保持沉默,也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在当下中国,说真话的个人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毛泽东时代可以导致家破人亡的真话,在当下中国的民间社会中随处可见。何况,社会名流说真话,即便受到某些压力,也不至于付出张志新和顾准式的惨重代价,甚至不至于付出民主墙时期的个人代价,而那些不知名者说真话则要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如果说,杨子立和刘荻等人至今仍然身陷囹圄的命运,昭示了不知名者说真话的惨重个人代价,那么,刚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的晚年行迹,特别是他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庆典之夜写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则为社会名流说真话提供了可资效仿的示范。在此意义上,当一个社会给予某人巨大的名誉之时,根据社会声望与公共责任相平衡的责任伦理原则,作为公众人物的名人,理应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回馈公众对他们的厚待。在公共发言时,名人效应是他们说真话的最大无形资源,名人们向强权说真话,既能够对当权者施加较大的道义压力,也有助于拓展更有弹性的言论空间,鼓励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

在公共发言中向独裁强权说真话,其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也并非全然是负值。敢于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说真话的人,即便得不到有形的物质奖励,也会得到无形的道义盛誉,特别是来自大陆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奖励——逐渐成为由民间崛起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在六四事件上,丁子霖先生的一句真话,就在世人面前戳破了中共的弥天大谎,并由此得到了世界性的同情和支持,成就了持之以恒的天安门母亲运动,获得了一系列国际性的人权奖,其中就包括这项“杰出民主人士奖”。

在眼下的SARS危机中,蒋彦永大夫的一句真话,就在世界上激起谴责谎言制度的舆论高潮,由此揭开了中国的疫情黑幕,逼迫中共政权不得不作出亡羊补牢的决策,也使国人看到了战胜天灾人祸的希望,提供了民间真话战胜官方谎言的又一范例。尽管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中共当局把蒋大夫打入冷宫,然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使境内外数不胜数的献给蒋大夫的支持、赞誉和祝福得以在国内流传。大陆民间社会正在自发掀起的要求新闻自由的舆论热潮,就是对敢说真话的民间良知的最高奖赏。由此可见,在涉及到巨大公众利益的社会事件上,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而民间自发的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就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靠谎言维系的独裁体制必将难以为继。

我要强调的是,对于生活在一个冷漠而懦弱的独裁大监狱中的人来说,面对来自人性本身的每一点点善良和对良知的鼓励——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私下鼓励——也理应心存感激和敬畏。何况,我得到的这个奖励是华人社会中年代最久远、影响最大的奖。“民主教育基金会”从一九八五年的正式运行开始,就持之以恒地鼓励那些向独裁强权说真话的华人,以每年颁奖的独特方式参与着中国本土的政治转型过程。它给予身处逆境的诸位大陆人士的激励,无论是对于追求人性尊严的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仍然艰难的中国自由事业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相信,该基金会仍将一如既往地奖励向强权说真话的人们,直到中国真正融入人类主流文明,也变成言论自由的庇护地的那天。

我深知,作为独裁末世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苟活者,自知无法正面表达亡灵,但忏悔和赎罪,可以从反面表达。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狱中为六四亡灵写下的诗句:

攥住监室中的铁条

这一刻 我必须放声大哭

我多么害怕 下一刻已经欲哭无泪

记住那些无辜的死

必须在眼睛正中

冷静地插进一把刀

用失明的代价

换取脑浆的雪亮

那种敲骨吸髓的记忆

只有以拒绝的方式

才能完美地保存和表达

二○○三年五月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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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03日消息  【世界日报记者刘开平旧金山报导】刘晓波、杨建利、方觉和张昭富5月 31日在旧金山获颁杰出民主人士奖,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办的此项活动,今年是为17届。 ⦁   方觉和张昭富亲自前来领奖,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刘晓波由「八九学运」领袖王丹代为领奖,杨建利太太傅湘代目前关押在大陆监狱中的杨建利领奖。——————————————————-

“杰出民主人士奖”历届获奖人

⦁ 第1届(1986年度):⦁ 魏京生,⦁ 刘宾雁,⦁ 王若水 ⦁ 第2届(1987年度):⦁ 方励之,⦁ 费希平,⦁ 王若望,⦁ 李柱铭 ⦁ 第3届(1988年度):⦁ 刘再复,⦁ 司徒华,⦁ 古华 ⦁ 第4届(1989年度):⦁ 王丹,⦁ 柴玲,⦁ 吾尔开希,⦁ 康宁祥,⦁ 岑建勋 ⦁ 第5届(1990年度):⦁ 王军涛,⦁ 柴松林,⦁ 刘千石 ⦁ 第6届(1991年度):⦁ 吴弘达,⦁ 陶百川,⦁ 香港民主同盟 ⦁ 第7届(1992年度):⦁ 刘青,⦁ 彭定康,《⦁ 新新闻》周刊,⦁ 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 ⦁ 第8届(1993年度):⦁ 王希哲,⦁ 赵少康,⦁ 刘慧卿,⦁ 陈卓愉 ⦁ 第9届(1994年度):⦁ 丁子霖,⦁ 柏扬,⦁ 陆恭蕙,⦁ 李志绥 ⦁ 第10届(1995年度):⦁ 许良英,⦁ 干净选举全国推行委员会,⦁ 黎智英,⦁ 中国人权 (组织) ⦁ 第11届(1996年度):⦁ 陈子明,罗森索(A.M. Rosenthal),⦁ 胡菊人 ⦁ 第12届(1997年度):⦁ 胡佛,⦁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刘念春 ⦁ 第13届(1998年度):⦁ 王有才,⦁ 鲍彤,⦁ 卢四清 ⦁ 第14届(1999年度):⦁ 徐文立,⦁ 张敏仪,⦁ 慈济基金会 ⦁ 第15届(2000年度):戈什曼(Carl Gershman),⦁ 彭明,⦁ 施明德⦁ 第16届(2001年度):⦁ 江棋生,⦁ 辛灏年,《⦁ 北京之春》杂志⦁ 第17届(2002年度):⦁ 刘晓波,⦁ 杨建利,⦁ 方觉,⦁ 张昭富⦁ 第18届(2003年度):⦁ 蒋彦永,⦁ 杜导斌,⦁ 于浩成,⦁ 基本法23条关注组⦁ 第19届(2004年度):⦁ 严家祺,⦁ 胡石根,⦁ 陈桂棣、⦁ 吴春桃 ⦁ 第20届(2005年度):⦁ 高智晟,⦁ 焦国标,⦁ 天安门三君子(⦁ 余志坚,⦁ 喻东岳,⦁ 鲁德成)⦁ 第21届(2006年度):⦁ 高耀洁,⦁ 章诒和⦁ 第22届(2007年度):⦁ 胡佳,⦁ 陈光诚⦁ 第23届(2008年度):⦁ 零八宪章签署人群体⦁ 第24届(2009年度):⦁ 艾未未,⦁ 贺卫方,⦁ 福建三网友案关注团⦁ 第25届(2010年度):⦁ 滕彪,⦁ 江天勇⦁ 第26届(2011年度):⦁ 王炳章,⦁ 陈一咨⦁ 第27届(2012年度):⦁ 谭作人,⦁ 朱承志,⦁ 艾晓明⦁ 第28届(2013年度):⦁ 郭飞雄, ⦁ 丁家喜, ⦁ 赵长青, ⦁ 吴仁华⦁ 第29届(2014年度):⦁ 高瑜, ⦁ 浦志强⦁ 第30届(2015年度):⦁ 唐荆陵——————————————————————–

刘晓波获“良知勇气奖”感言

博訊網北京時間2007年9月13日首發

尊敬的亞太人權基金會: 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

首先,感謝“亞太人權基金會”授予我“良知勇氣獎”。

在我理解,良知包含著勇氣和責任。作為反抗獨裁行列中的一員,個人責任沒有替代品。六四 18 年來,我一直在反抗中共獨裁。作為屠刀下的幸存者之一,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黎明,既讓我體驗到面臨大恐怖時生命的脆弱和光輝,也讓我懂得了反抗獨裁的責任倫理。只有以謙卑之心仰望在天之靈,我才知道活下來的責任之厚重;只有堅韌地抗拒恐怖、謊言和收買,才能多少承擔起幸存者的責任。

今天,當我接受這個以“良知勇氣”命名的獎項,與其說倍感榮耀,不如說深感內疚。愧對那些至今仍然無法瞑目的六四亡靈,特別愧對那些因舍己救人而獻身的亡靈。所以,如果這個獎代表著一種榮譽,那麼這個榮譽也僅僅是通過我而敬獻給亡靈的祭奠。

五十多年來,中共獨裁政權犯下過太多的罪惡,最大的罪惡就是不把人當人,有太多的無辜亡靈至今仍未瞑目,也有太多的良心犯至今仍然身陷囹圄,國人的基本人權受到野蠻踐踏,中國變成人性的廢墟。消除這罪惡的有效方法,必須通過良知的踐行來恢復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由和尊嚴。

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下,要想確立做人的尊嚴和找回失去的良知,只有反抗邪惡的獨裁,但在這種“只有”中,很可能潛藏著反抗者的自我神化。因為,我們反抗的起點是在共產極權造成的人性廢墟上,反抗者們也都是“喝著狼奶長大”的,時而自我犬儒,時而自我神化。而反抗獨裁並不意味著反抗者就自動變成聖人,抵制邪惡也並不總是正義對抗邪惡,有時很可能就是以惡抗惡。

獨裁政權的反抗者都不缺少勇氣,但勇氣並不能等同責任,正如道義倫理並不能代替責任倫理一樣。換言之,良知的踐行,不僅需要敢於反抗的勇氣,更需要公共參與的理性和責任。回顧六四悲劇和六四後民間反抗的每一次重大挫折,統治者的野蠻和殘酷固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民間反對運動的不成熟,特別是那種反抗者必定真理在握和絕對正義的自傲,實質上是一種病態的自我神聖。反抗者的“天然正義”和毛時代遺傳的烈士情結,很容易把反抗者惡捧到不勝寒的高處,既高估自身,也低估對手,以至於陷入這樣的誤區:只要是反獨裁,就可以不擇手段;無論怎麼反,都是英雄好漢;屢犯“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所壓倒”的錯誤。

面對以經濟發展為政績合法性、以利益收買為主要統治手段的新型獨裁政權,一方面,不能低估民間力量的分散、薄弱和不成熟,不能低估民間的急功近利傾向,不能僅僅局限於反抗者的角度看待現政權的統治方式,不能陷入自我虛構──虛幻的英雄主義驕狂和一夜變天的幻想;另一方面,不能低估民間反對派的對手,即不能低估中共政權的自我調整、控制局面和收買人心的能力。

必須承認,今日中國的民間反對力量,還遠遠不足以改變獨裁體制,也無力阻止中共的野蠻鎮壓。與此同時,今日的寡頭獨裁的殘暴性和統治效力也在下降,統治者越來越精於計算統治成本,所以,民間反抗不追求奪取政權或社會整體改造的目標,而是要具有足夠的堅韌性、持續性、靈活性和有效性,致力於公民權利的爭取、民間力量的點滴積累和獨立民間社會的建設,即通過改變民間的臣民生態來推動制度轉型,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的空間。也就是說,通過點滴成果的累計來擴張民間資源和加大官權統治的成本,將統治者逼入窮於應對、越來越力不從心的窘境。

作為獨裁末世大屠殺的幸存者,我深知,中國邁向自由國家的進程,將是一個極為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堅韌和清醒,理性和責任,信心和樂觀,遠比一時的熱血沸騰更加珍貴。更重要的是,當民間反對運動遭遇挫折和失敗之時,有一種卸責方式在民間反對派中已經成為慣例,即把民間反對運動失敗的全部責任僅僅歸罪於獨裁者。而用獨裁者的罪責來代替民間自身失誤的責任,是一種最為輕佻的卸責行為,其根深蒂固的潛臺詞是:反抗行動本身就是絕對的政治正確,反抗者也永遠不會犯錯。

民間反對派,不僅需要直面強權的勇氣,也應該具有面對民間反對派內部的種種缺陷的勇氣,不能讓反抗官權的道義正確遮蓋了民間自省的視野,使我們失去了對民間生態的種種弱點的警惕;特別是要警惕反抗者“天然正義”的錯覺。如果民間反對派缺少足夠的自省意識,不願意進行自我反思和不斷改善,就很容易自我膨脹為“一覽眾山小”的道德傲慢,中國政治轉型的希望就將更為渺茫。

在此意義上,民間反對運動的建設性良知,在致力於提升反抗勇氣的同時,更要培育出健康的責任倫理。

最後,請“亞太人權基金會”接受我的致敬。 2007年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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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霞获邀请 代刘晓波领奖宣读《最后陈述》

诺贝尔委员会证实已经邀请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之妻刘霞于12月10日前往奥斯陆“代夫领奖”,如果没有意外变化,刘家友人初步拟定将宣读刘晓波入狱前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作为得奖感言。

据《中国时报》10月21日报道,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刘晓波是否能提前出狱以及妻子刘霞能否获准出境领奖备受关注。对于前者刘晓波能否提前出狱问题,媒体对此呼声很大。对于刘晓波是否能接受“保外就医”方式提前出狱,妻子刘霞表示,刘晓波肯定不会接受这种方式安排,因为,刘晓波认为言论自由无罪,只接受“无罪释放”,其它有关“保外就医”等等手段,他一概不会接受。

据刘霞友人透露,刘晓波亲友初步研拟刘霞“代夫领奖”的各项方案,如何代表刘晓波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发表适切的“得奖感言”,将是最重要的考量,目前应以代为宣读刘晓波在入狱前的最后辩词,或摘取最后辩词中有关言论自由与政治民主的诉求最有可能。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全文: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一九八九年六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份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

我发言 却从此失去发言

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两次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提供的,一次是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一九九一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一九九五年五月—一九九六年一月),被劳动教养(一九九六年十月—一九九九年十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员警,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

我不恨 因仇恨会腐蚀良知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

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

我相信 心向自由无可阻挡

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

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一九九八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著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二○○四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著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著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我的妻 你无私的爱就是光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著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我期待 中国不再有文字狱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刘晓波(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原载: 中国时报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October 21, 2010

(闻刘晓波病危有感,附资料。 全文完)

 

原载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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