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歸: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劣根性之谬论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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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自清末以後,特別是所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劣根性之謬論塵囂日久,深植於那些奉現代唯物哲學以西方民/主制度馬首是瞻,巴不得壹夜之間中國能全盤西化而富國強兵、國富民強之有著各類政/治訴求和以西方唯物哲學作為衡量壹切事物標準的政客與學者、文人的頭腦與言論中,成為這類人的壹種共識和口頭禪。

正是這種先入為主的原因,造就了近代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與精神及中國歷史的認識幾乎等同零的同時,還敢對傳統文化嗤之以鼻和發自內心的反感,有各種借口和謬論打擊宣揚傳統文化和中國歷史真/相及詛/咒自己民族與文化的先哲,成為中國人中最為人不恥的壹個文化現象,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滿清中葉以後的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體現的中國國民性精神的集體墮落和腐朽;中國蘇俄文化全盤西化以後的系統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篡改及歪批戲說,這也不過就是欲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亡其精神,必先亡其文化的現實效應的具體體現罷了。

 

但是,這些反懟中國文化,把中國清朝以後精神腐朽說成“民族文化劣根性”和“中國人種卑劣性”的人們卻怎麽也回避不了以下世人公認的三個事實:

1.為什麽亞洲現代最俱理性及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為興旺和富強的國家和地區都是中華文化圈之內的? 如中國大陸與臺灣及香港的對比、朝鮮與韓國的對比:為什麽同壹個民族和祖宗及文化的民族,其中壹部分脫離中華文化圈和中華文化精神就變成下三流民族、成為汙染世界和為禍人類的卑劣下賤者?

2.根據國外研究機構估計唐朝其GDP占世界的30%-35%左右。宋朝人均GDP達2280美元,整個宋朝占世界的GDP的65%,北宋80%,南宋50%,是中國歷史最富有的朝代。明朝的萬歷時期占世界GDP的80%,整個明朝的GDP是45%;清朝GDP占世界的35%,侵略戰爭以及大量白銀用於賠款並流向國外,從康熙乾隆嘉慶的35%跌至10%。為什麽至今中國實際經濟總量都難達到清朝的最低值?

3.明朝文治武功天下第壹,其科學技術的應用之廣泛和前衛在整個世界都是名列前茅,以軍隊為例:明朝中期,戚繼光鎮守北疆薊鎮(今河北遷西縣西北)練兵時,使用木倉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編制總數的50% 左右,其創建的車騎營中的戰車部隊,簡直就是類似於現在裝甲戰車部隊:車營編官兵3100余名,佛朗機炮256門,大將軍(重型大口徑火炮)8門;每車營有戰車128輛 ,每輛戰車配有佛郎機2門、鳥銃4桿、火箭手4人,平均每12名士兵裝備壹門火炮 ,騎營編官兵約2700名,裝備有60門虎蹲炮。

明朝前期正規軍的裝編表:全營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騎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及大連珠炮); 共計官兵5000人。裝備火器:霹靂炮3600桿(步兵火銃); 合用藥9000斤; 重八錢鉛子90萬個; 大連珠炮200 桿(多管火銃); 合用藥675 斤; 手把口400 桿(炮兵防身用手銃); 盞口將軍160位(野戰重炮)這是明朝陸軍情況。

再來看看明朝海軍:鄭和船隊是明初海軍的主力艦隊,鄭和下西洋所率人員每次均在2萬人以上,鄭和每次出使的船只都在200艘左右,大型船只約40至60艘。史書 記載,鄭和寶船“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者六十二”。依據這壹尺度,鄭和寶船將長達148米,排水量近2萬噸,甲板面積約相當於壹個足球場大小。就是在現代技術條件下要造這麽大的木質帆船,也是極其困難的。

僅從上面三個例證來看,中華文化與文明怎麽可能和“民/族文化劣根性”和“中國人種卑劣性”掛上鉤呢?那麽,清朝後期體現的國民精神的頹廢和腐朽又是怎麽回事?這個必須要從清朝之異族為有效對漢族統/治實施的相關政策及對漢文化精神的壓制和消磨說起。

 

(二)

滿清在明朝歷盡多年的重大天災及人禍,最終在瘟疫的幫助下僥幸得天下。滿清入主中原以後的桶治,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漢人“春秋大義”奠定的“尊王攘夷”及“華夷之辨”之義理奠定的儒家精神之剛烈的民/族性與自尊、自強的不屈之民/族精神。

消磨和壓制漢人的民族性(從漢人的數量而言,漢人的民族性也就是現代人所謂的國民性),為了消磨中國漢人的民/族特性,滿清實施了三大措施,以消除漢民/族士階層的文武之士精神及壓制儒家文化精神的實踐和普及:

1.剃發易服。順治元年(1644年)入關後,攝政王多爾袞在五月壹日起多次頒發薙(念ti,第四聲)發令。中國文人自古以來有著“士可殺不可辱”的氣節,各地仁人誌士及士人奉“華夷之辨”者,無不視為奇恥大辱!以死明誌者,出家者遁世者絡繹不絕,多爾袞隨即在五月二十三日頒布暫緩薙發之諭令:“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

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進軍江南後,多爾袞於五月二十九日重頒薙發令,六月時下令清兵統帥多鐸:“各處文武軍民盡令薙發,倘有不從,軍法從事。”京城內外限旬日內辦理,直隸各省地方則在部文到日起算旬日內盡令薙發,“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治重罪。”

而若地方官員為此事上奏反對者,“殺無赦”。各地方官吏為免受罰,切實執行薙發令,乃在各處張貼告示,或派婿吏執牌子,上書“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壹邊鳴鑼通知民眾限期薙發。江蘇省江陰縣因為薙發令的頒布,引發民變,告示曰:“豈意薙發壹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耆老,誓死不從。”由閻應元領導軍民抵抗,死守城池八十余日,閻應元最後留下辭世詩:“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裏江山。”

嘉定縣漢人也為了護發而抗清,引起清軍屠殺,史稱嘉定三屠。 民間對滿清的剃發易服引發強烈的反抗,流傳“十降十不降”之民謠,譬如:“生降死不降”,指男子生前要穿滿人衣裝,死後則可服明朝衣冠,詳參葬禮。“老降少不降”,指兒童可穿明代或之前的傳統服飾。“男降女不降”指女子並未被要求改換服飾。“妓降優不降”指娼妓穿著清廷要求穿著的衣服,演員扮演古人時則不受服飾限制。“官降民不降”,指官員在服飾上要求嚴格,但壹般民間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仍可穿著明朝衣冠,直到康熙及乾隆年間,民間農家穿戴明朝服飾者也是是處可見。

清廷在1652年確立官服的最終標準,見於《服色肩輿永例》。毫無疑問,滿清剃發易服制度的落實,對漢人精神上的打擊和屈辱是刻骨銘心的,但是這僅僅是體現在漢人身體上服飾上精神壓迫,更厲害的是滿清對明朝王陽明儒家精神的理論之學習和實踐的“知行合壹”心學體系的廢除!王陽明中儒家精神實踐的心學體現的廢除等於從根本上廢除了漢人精神的基礎!

2.滿清廢除王陽明心學體系,只能奉行朱熹壹道的官方理學

王守仁(1472~1528)。“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名言,出自《王陽明全集·與楊仕德薛尚謙書》。明朝正德十三年正月,王陽明在進剿襲擊俐頭的暴動山賊之前,曾寫信給弟子薛侃說:“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楊)仕德(即楊驥)雲:‘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

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王陽明壹句“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已經顯示王陽明以盡得儒家修煉之法門!山中賊好理解,心中賊是什麽?能理解這句話就等於得王陽明心學實修的壹半了。心中賊,指人的私心雜念!人本性是善的,具足壹切善良的理性(義理)。

但是,人生於世,成長過程中形成的各種觀念和私心雜念掩蓋了自己的本真和本性!仁、義、禮、智、信五常,是人本性與本真具足的自然天性和天良理性,儒家弟子只要嚴格修心養性在去偽存真、棄惡從善的修煉過程中,滅除後天形成的壹切“私心雜念”與虛理,被私心雜念掩蓋的本性與本真壹出,仁、義、禮、智、信五常壹切具足而德性圓明!

王陽明所謂的心學,是直指人心而實修,不搞外在格物形式的最為直接簡單的儒家修煉方法。王陽明心學正德三年(1509)面世,整個明朝士精神、朝野上下精神煥然壹新,人人重德修心必定恪守本質工作,人人實踐聖賢至理的結果,明朝史籍中有關明朝皇帝不上朝的記載甚多.

明萬歷皇帝20年不上朝,但是天下穩定,國民總產值能占當時世界GDP總量的80%,是明朝經濟最活躍發達的時期!這說明什麽?說明明朝是虛君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務,但是明朝官員人人能精忠職守,這是實踐心學在本職工作中實修實踐聖賢之理的必然結果。

人的私心雜念越少,道德境界越高;人心越靜品質越好!這樣的人做事鉆壹,能守真從壹而精神煥發,人穩健、儒雅、正義剛強之血性強盛!而人的品質和道德精神,直接表現在其工作態度與行為的敏捷,人的品質和其生產的產品的質量是相輔相成的,高品質的人,其從事工作的效率和質量越好,這樣的壹個文化氛圍中,當人精神力量轉換成物質力量的時候,整個社會無論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都必然煥然壹新,更上壹層樓!

但是,實踐王陽明心學帶來的漢人之剛強和正義以後,特別是滿清在漢人眼裏都是蠻夷,奉行春秋大義之華夷之辨和尊王攘夷的漢人壹旦元氣恢復以後,滿清如何統治?這是滿清廢除王陽明學說,把朱熹壹道立為官方理學的原因!

問題是:當漢人脫離儒家精神實踐以後,沒有高尚的精神和人生境界的追求,其精神必然逐步充滿私心雜念而腐朽,帶來的就是滿清中後期的鴉片戰爭以後的壹系列失敗!滿清的失敗,意味著滿族的淘汰出局,也就意味著中國人群與文化主體漢人的機會了,而漢民族意識的興起的必然結果就是改朝換代之朝代更替,這正應了中國古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滿清也是如此,廢除儒家實踐精神的結果就是搬動不該搬的石頭,最後砸了自己的腳!

3.通過《四庫全書》的編撰,全面篡改中國明朝歷史和文化成就。

儒家精神的義理基礎是春秋大義,周朝王室影響力逐步弱化以後周邊少數民族不斷掘起壯大,管仲為了避免周朝華夏各國被異族各個擊破而提出“尊王攘夷”策略,奉周王室為正朔,以霸王強制力把周朝諸侯國團結壹致對外,以保華夏壹脈.

孔子進壹步提出“華夷之辨”的原則:不分部落和民族,是凡尊重和實踐漢人尊天地、敬神明、中人和的禮儀精神和中華文明而德化者,皆是華人壹族,反之,既是沒開化的蠻狄和野人。

因為中國世俗文化之儒家精神的基礎是春秋大義,中國的大量古籍中存在強烈的“華夷之辨”思想。滿清入關後,為鞏固作為異族的統治,弱化漢族民/族精神,壹方面滿人全面的學習中華禮儀和文化,全面的接受了明朝的制度與革新的同時,對中國古籍進行了壹次集中整理、檢查、修改和銷毀,即是通稱的對“四庫全書”的整理。

其中凡被認為對滿清不利者,進行修改或毀滅。其中最為著名的案列就是外國學者稱之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的《天工開物》,因為作者明朝科學家宋應星有尊王攘夷及華夷之辨思想而被排除在外。《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壹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著作,其特點是圖文並茂,註重實際,重視實踐。

《天工開物》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進行了系統地總結,構成了壹個完整的科學技術體系。對農業方面的豐富經驗進行了總結,全面反映了工藝技術的成就。書中記述的許多生產技術,壹直沿用到近代。

如:此書在世界上第壹次記載煉鋅方法;“物種發展變異理論”比德國卡弗·沃爾弗的“種源說”早壹百多年;“動物雜交培育良種”比法國比爾慈比斯雅的理論早兩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學變化的質量守恒規律等,也都比當時國外的科學先進許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種性隨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農業史上的重大突破。宋應星刊印《天工開物》後,還曾任福建汀州府推官(1638)、亳州知府(1643)。

1644年明亡,他掛冠回鄉隱居。《四庫全書》沒有收入他的《天工開物》,但卻在日本、歐洲廣泛傳播,被譯為日、法、英、德、意、俄文,三百多年來國內外也發行16版次(1637~1977),其中關於制墨、制銅、養蠶、用竹造紙、冶鋅、農藝加工等等方法,都對西方產生了影響,解決了西方諸如養蠶技術及冶煉等亟待解決的問題,代表了中國明代的科學技術水平。

滿清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措施,對漢民/族和漢文化精神進行了全面的壓制和抑制,而弱化漢民/族精神和文化影響力的結果,就是以漢人為主體的滿清王朝的國民性的精神之逐步腐朽和墮落!

這不是中國文化所謂的劣根性和中國漢人人種的劣根性,而是儒家文化精神和漢民族精神被人為弱化和高壓下的被摧殘的結果!我們中國人如果能認識到漢人主政的朝代和滿清異族統治的異同,以及導致的不同精神面貌和物質文明這些最基本的歷史和文化真相.近代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和政客,為自己壹己之私的傲慢與偏見、及所謂的政/治理想而把中華文化及儒家文化視為弱智文化而排斥之的種種邪說就不攻自破了!

(三)

如果說滿人是為自己的統治而人為的采取壹系列高壓強制措施而弱化儒家實踐精神的結果和影響力,對漢文化的系統的改編和刪除以滿足自己統治的需要,以此作為對異族漢人的統治基礎,那麽蘇俄文化的對中國全面的西化則是徹底毀滅了。

對於中國而言,馬/列文化之核心的階級鬥爭學說在中國全面實施的結果,是以名利的誘惑而蠱惑不諳世事的學生和年輕人、工人及社會最底層地痞流氓為先鋒隊之歪理邪說,全面激化中國人魔性而分裂社會各階層進而各個擊破而壹統中國的學說!

這種基於進化論之無神論的魔性學說的實踐,如何在中國立足是其政權得以穩定和確立的關鍵!而中國文化是開發人本性和善良理性的尊天地、敬神明、以和為貴的良性與理性的本質與馬/列階級鬥爭魔性學說形成強烈對立,勢如水火之不共戴天!

在這兩種種文化本質和西學漸進的背景下,如果說滿清為統治漢人而弱化漢人精神和文化效用,那麽近代幾十年的持續文革是對中國文化的全面歪曲和系統的篡改及對中華道德文化精神的全面摧毀和滅絕了,歪批邪說以此作為蘇俄外來文化之雀占鳩巢!

其結果是導致中國人道德全面徹底的淪喪和精神腐朽之無可救藥!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謂文化界及教育界的學者文人,幾十年如壹日的對中國文化與社會全面的以“國民性”改造名義教育改造的結果,就是徹底的摧毀了中國人的“國民性”之仁義精神和天良與理智!

近代中國人中對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蔑視,無出魯迅之左右者!為什麽民國那麽多的優秀的學者和文人中,人品和道德最為低劣下賤的魯迅上了“新中國”的教科書?

正如民國蘇雪林女士三評魯迅所言:三曰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咨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共/產主義傳播中國已十余年,根柢頗深固。“九壹八”後,強敵披猖,思想乃益激變,赤化宣傳如火之乘風,乃更得勢,今日之域中,亦幾成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

近者全國統壹成功,政/府威權鞏固,國人觀感大有轉移,左派己身大有沒落之憂懼,故於魯迅之死,極力鋪張,無蘄此左翼巨頭之印象,深入青年腦海,而刺激國人對共/產主義之註意,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魯迅這個人在世的時候,便將自己造成壹種偶像,死後他的羽黨和左派文人更極力替他裝金,恨不能教全國人民都香花供養。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並非出於誠意,無非借此沽名釣利罷了。但‘左派’卻偏恭維他是什麽‘民/族戰士’、‘革/命導師’,將他壹生事跡,吹得天花亂墜,讀了真使人心中格格作惡。

‘左派’之企圖將魯迅造成教主,將魯迅印象打入全國青年腦筋,無非借此宣傳共/產主義,醞釀將來反動勢力。誰都知道中國花費巨大犧牲的代價,好容易造成今日統壹的局面,僅存的元氣,絕不容再受斫傷

反動的勢力多醞釀壹分,則目前局面的動搖性就增加壹分,所以‘魯迅宗教’的宣傳,政府方面是似乎不能坐視。”蘇雪林表示自己“不怕幹犯魯黨之怒以及整個文壇的攻擊,很想做個堂·吉訶德先生,很想做個堂·吉訶德先生,首加魯迅偶像以壹矛”。——現在看來整個民國乃至現代中國論勇氣和慧眼、才情,何人能與民國蘇雪林女士相提並論者?

“新中國”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魯迅精神繼承者,想當然的給魯迅披上所謂的“國民性”批判之畫皮,不就是因為魯迅言論成功的掩蓋了民國新貌和文化與社會真相,其特有的陰暗扭曲的醜陋心態和悖常理、尖酸刻薄的語言,幹的都是流氓無產者想幹都幹不成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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