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要为中国近代史上所有不幸或恐怖的局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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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1917年的春末夏初,刚刚稳定了近一年的民国军政局面又发生了极大的波澜,中国历史突然朝着一条下坡路失足而落,踉踉跄跄滚进了无边黑暗。

当下有一种显学,名曰“黑孙学”,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上有任何倒退和挫折,无不是孙文及其国民党造成。若不是孙文,满清立宪可期;若不是孙文,袁世凯必然是一代明君;若不是孙文,北洋政权早就实现了宪政;若不是孙文,布尔什维克根本接近不了中国……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反正,孙文要为近代史上所有的不幸或恐怖的局面负责。

然而,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1917年的春末夏初,中国坠落、政府堕落的时候,孙文并不在场。

当时政坛的主角,是被后世许多历史学家加以无数光环的段祺瑞、梁启超、黎元洪,以及他们的门徒和亲信。

梁启超在民初政坛的作用远比孙文重要

要说1917年,我们先来看八年前,也就是1909年;要看1909年,我们再往前推八年,也就是先看1901年。

就在那一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几乎同时纯粹用西洋方式,开始组练新军。这也是中国有新式军队的开始。

袁慰亭和张香帅,可谓是开了南北兵制改革的先河,清廷也一再要求各省,“仿照北洋、湖北成法”,来各自训练新式军队。

到1903年,锡良任四川总督,将传奇人物陈宧带到成都,帮助筹建四川武备学堂。1907年,锡良又调任云贵总督,又将陈宧带到昆明,为组建新军第十九镇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转折点发生在1909年。

当时,锡良调任东北,陈宧也紧跟而去。接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同昆明驻军第十九镇的主官,关系非常僵化。于是他请教云南讲武堂的负责人李根源,后者就请他多拉进点私人进军队,以扩充自己的力量。

李经羲深以为然。

其实,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李根源和另一位云南留学生罗佩金已经是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不过他们向李经羲推荐了蔡锷,一位康梁党人。

然而,说实话,蔡锷的政治面目一直非常模糊。他是湖南人,而当时湖南青年的偶像即是反清意志极为坚定的革命党领袖黄兴——他几乎是整个长江中游革命党的精神领袖。

有一则例子可以说明蔡锷同黄兴的关系。1915年底,为反袁大局计,作为革命党温和派领袖黄兴,曾暗助困居于北京的蔡锷逃脱樊笼,经日本赴昆明,主持西南系的反袁护国军事行动。

这应该是事实,没问题。

端方是一位好官

但据说,为打消蔡锷回滇而对唐继尧产生的心理压力,黄兴特意给唐氏写了封信,解释道:“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

——这就奇怪了。蔡锷又不是黄兴的门徒或部属,凭什么后者的这番说辞,唐继尧要相信?而且,逻辑再往前推,黄兴既非蔡锷的领袖或上司,那他凭什么替后者解释今后的战略计划?

若此密函为真,那么,近代史上又有了一大段“可怕的空白”不为人知——至少,蔡锷同革命党的关系,可能远比后人想象的要深厚复杂。

这暂且不论。就因为总督大人的一己私念,使得李根源得以上下其手,将许多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同志引进了云南第十九镇。

其中,蔡锷是三十七协统领(旅长),罗佩金为其下属,任七十四标统带(团长),而他下面的各营管带(营长),分别是唐继尧、刘存厚等革命党人。

这些人,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的军官,更进一步来说,是袍泽兄弟;而究其本质,则是一心要实现反满共和理想的革命同志。

正是革命组织在云南新军中的固化,才使得1911年昆明的“重九起义”如此顺畅流利,而蔡锷也就非常轻松地登上了都督宝座,成就了一世英名。

但其时,云南系的军事实力,还是远不能同北洋系、湖北系相抗衡。

随后几年湖北系的衰落,其间接原因是本地人在本地做官的不多,不能保证地方势力能够有效地结合凝固;其直接原因是,副总统黎元洪实在太卖力,对于军队中稍有革命党倾向的就痛下杀手,使得人心离散,黎氏自己也失去了稳固权力的凭借。

所谓的“泥菩萨”,完全是咎由自取。

不过从另一面看,湖北系的溃散还有更深远的原因。

准备随端方入川的湖北新军

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为一镇一协:一镇就是张彪为长官的第八镇,一协就是黎元洪为长官的第二十一混成协。

然而,为了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第八镇的主要力量已经被端方带进了四川,这才导致武昌城防空虚,革命党有了可趁之机。

带着湖北新军主要兵力的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其实一路上一直在关心时局变化。武昌首义二十天内,湖北、湖南、江西、山西、云南等省次第光复,端方的心思也“由剿变抚”,首先建议清廷处分对保路运动处置不当的四川总督赵尔丰。

这是他第二次上奏章弹劾赵尔丰了。第一次弹劾,清廷免了赵尔丰川督职务,令岑春煊接任,而命端方带兵入川;第二次弹劾,反正岑死活不愿进四川,于是11月6日,清廷下旨,令端方暂署川督。

但是,这份诏书发到成都的总督衙门,却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的原因,被赵尔丰扣留了。

整整二十天,端方陷入了彷徨。他接不到清廷的指示(其实诏书已经发到了成都),又深知再弹压保路运动已经完全不可能。因此只能带着一群湖北兵在成都外围转悠。

但是,新军内部的革命党可没有闲着,他们的消息比端方灵敏得多。11月22日,重庆由革命党主导光复,27日,成都立宪派宣布四川独立。当他们知道这些信息后,立即发动兵变,当场就将端方斩首。

一个月不到,仍盘踞川督衙门的赵尔丰面临着另一次兵变,也被斩首。

后来有人说,若端方在11月6日就接到自己代理川督的诏书,而进成都履职的话,那么,局面会截然不同。至少,他和赵尔丰,肯定不会死。

云贵总督李经羲,四川总督赵尔丰——为了一己私利,两位封疆大吏招来了无穷灾祸,害人害己,更害了清廷。

 

原載 微信公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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