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唐德纲的“桃源农民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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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钊

 

唐德纲先生是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在他的随笔文集《史学与红学》一书中,载有一篇他视之为“口述史料”的访问记《桃源县的“下中农”》。如果以社会学的眼光看,此文可算是一篇“农民调查报告”。谈到作这一次调查的缘起,唐先生说,1981年他以纽约市立大学“交换教授”的身份,回大陆讲授“美国史”六个月,期间对大陆农村、农民的生活耳闻目睹之后,便生起了再看一看台湾农民生活状况的念头。事有所巧,当年的8月下旬,他应邀到台湾参加一个“历史讨论会”,于是便请自己在台湾的亲友协助联络,找一户农民做一次“私人调查”。

就在他的签证到期前一天,唐先生的表弟替他联络到了一家“颇具代表性的中等农家”。1981年9月3日早晨,唐先生就在亲友的陪同下,去这一户农家做实地调查访问。这一家张姓农民居住于离台北市约50公里的桃源县杨梅镇瑞塘里(里,相当于大于陆的村),接待他们的是这一家的长子张学意君。

“桃源张家”是客家人,祖籍广东陆丰。张学意的曾祖父是一位“苦力”,于清朝末年受雇到台湾“开垦”,在当地娶妻生子,落户台湾。此后几次搬家,到张学意的父亲中年时,才定居于现在的地方,即桃源县杨梅镇瑞塘里七邻草澜坡17号(望文生义,似乎一个很有田园诗意的地方)。

张学意的父亲张阿增不识字,在“日据时代”——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中国之前——为雇农,租种了地主家的“两甲地”(即30亩)勉强度日。张学意告诉唐先生,“那时生活十分贫困”,他“从未穿过长裤子”,全家人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其实,以“吃肉”的标准看,那时台湾雇农的生活,可能也是高于大陆的很多雇农的。

现在,张阿增(时年76岁)与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张学意(时年52岁)、次子张学国(时年43岁),以及他的9个孙子、孙女,一家15口,三代同堂,住在他们的农庄里。农庄的房子有五十坪,约合165平方米,其中的一半已改建为西式住住,有卧室、卫生间等;一半仍为旧式农房。在这个大家庭中,因为张学意曾读过小学,所以现在是实际的“家长”。

唐先生在报告中说,张家现在是“自耕农”,一家人耕种着30亩农田,家中有一台大型拖拉机,另有插秧机、收割机等农用机械。对于张家的客厅,唐先生写道:客厅大约有十四五平方英尺,水磨石的地面,仿木长条的塑料板吊顶,一台19吋的台产“三洋牌”电视机,机上横卧着一架大型立体声音响,两个大喇叭立于地上两侧,另有一张三人藤座木框沙发,旁边有一个精致的咖啡台。后来,唐先生又参观了张家的厨房,看到里面有揉面机、煤气灶等。虽然没有自来水,但有一台自备的压力水泵,从自家后院的一口大井里抽水,以供家用。

张学意告诉唐先生,家里还有3辆摩托车。唐先生听了十分感叹,未曾想到中国的农民也已有了“机车”。可张学意告诉他,现在,摩托车已经不时髦了,邻居家都已买了客货小卡车(即现在所称的“皮卡”),这不免使唐先生想到了美国的农民。

张家由“雇农”转而为“自耕农”,得益于1953年和1954年的台湾“土地改革”。在那次“土改”中,他们从“政府”手中购买了现在耕种的土地,由无地的佃户,一下子变成了拥有自己土地的“地主”。

说到“土改”,这是一段台湾社会生活的大背景,是一项涉及所有台湾农民,影响社会深广的大变革。据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记载,台湾的土地改革,其智慧来自于两个方面,分为三个阶段。

两个方面的智慧,一是来自于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二是美国的建议,即由政府向国民出售土地。这个建议,则得自于美国历史上的做法。由政府向国民出售土地,谋利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使土地的重新分配和私有合法化。当时,主持这一改革的是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

这次“土改”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主要的内容是“降租”,把地租从当时主要农作物产量的50%至70%,一律降至37.5%,以“政府”法令的形式推行,为防止空口无凭,地主必须与佃农签订书面合约,每期租约最短为6年。这一政策共涉及30万农户。“降租”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舍得向土地投入,收入更是大有增加,纷纷购买耕牛,建造房屋。这一时期农民购买的耕牛、建造的房屋,被称为“三七五耕牛”和“三七五屋”。

第二个阶段自1951年开始,主要内容是向农民出售43万英亩的公地(约合261万亩)。“公地”原为日本殖民台湾时留出来供安置日本移民所用,已由“政府”没收。售地的政策是,每户农民可以购买7亩稻田或者14亩旱田,可以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地价为主要农作物当年产量的2.5倍,可以分期付款,20年内还清,欠款利息为年息4%。但是,每一期的还款数额,不能超过当年的地租,即土地所产的37.5%,以保证农民的生活。出售公地,使139688户农民拥有了土地。

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1953年,主要的政策是,“政府”以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商业作抵偿,强行把地主手里的土地收购过来,再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农民可以分期付款,年利息仍为4%。这一次土改,使193821户农民由佃农,变成了地主。张家也就是在这一阶段,购买了自己租种的30亩土地,并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偿还了购地款。

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的张家,开始以耕种为主,并在新成立的“农复会”的协助下,使用了化肥,改良了种子,产量逐年提高,收入也随之增加。但随着台湾196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人工的价格越来越高,为节省这一部分费用,张家先后购进了拖拉机、插秧机和收割机等机械。农机的使用,不仅节省了成本,也使得耕种土地不再需要很多时间,张家兄弟便开始谋求另外的兼职。张学意到“台湾客运公司”做工,张学国则在当农会里做产品推销员。兄弟俩的太太,也在家中做一些小加工之类的工作,张家的收入开始多元化。

唐德纲先生依据和张学意的谈话,在“报告”中为张家算了一笔收支账。张家当时一年的收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种地收入。两甲地,一年两熟,可收稻谷26000台湾斤(约合15600公斤),约值新台币20万元(当时约合5300美元),除去成本开支,余8万新台币(当时约合2100美元);二是兄弟俩兼职的工资收入,年约35万新台币;三是两位太太及儿女做零星加工的收入,年约10万新台币;四是农副产品(主要是养猪和鱼)的收入,年约3万新台币。全年合计约68.5万新台币(合美元1.8万元)。

在支出方面,张家的种地成本支出中,已经含有了自家食用的粮食等。另外还有水电费、煤气费、田赋等,合计起来,年支出约4.5万新台币。其他的支出,主要就是教育和侈奢品的费用,算下来,张家一年的结余约有三四千美金的储蓄。

在调查中,唐先生问张学意君,为什么不全部地改造一下农庄里的旧宅。张学意说,他们桃源县瑞塘里一带,已经划为工业扩展区,“政府”不许在区内兴建普通民宅了。说起这个规划,张家是“竭诚拥护的”,因为农村土地一旦划为工业区,地价势必随之上涨。唐先生据此为张家算了一笔账,“张家现有农场两甲,合6000坪(每坪合3.3057平方米),划为工业用地后,地价已涨至5000元新台币一坪,全场地价已超过3000万元新台币,折合美金78万元”,再加上现有的财产,张家已是一个拥有百万美元的大富户。

唐先生在“报告”中还写了张家第三代的情况。譬如张学意的三个儿子,大儿子高职毕业,现正在服役,学的是汽车维护;二儿子参加了一次大学联考,没有考取,当时正在台北大学读预习班,学的社会学,准备明年再参加联考;三儿子正在读农工高职,学的是农工电机科。他的两个女儿,大的已经出嫁,二女儿读的是高职专科,修的会计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收入很好。张学国的五个孩子还小,大儿子读的是高职,学的是“室内配件”科(不知是什么行业),其他的几个子女,则在读中学或小学。

张学意告诉唐德纲先生,他们居住的瑞塘里设有里长一人,由公选产生,每三年为一个任期。镇里的镇长也是公选的,任期四年。桃源县的县长,也由公选产生,每个任期也是四年。唐先生在“报告”中说,当时桃源县的县长是大名鼎鼎的许信良。因为久假不归,只是现在已经另外委任了代理,到许的任期10月结束,将进行重选。

许信良之所以“大名鼎鼎”,是因为他的“既食周粟,还骂武王。”许于196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干事、中央通讯社记者。1972年,当选台湾“省议员”。1977年11月,因“违纪”参选桃园县长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但仍然当选。1979年7月,因擅离职守被休职两年,9月底以休假名义携带家眷离台赴美国,12月底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旨在“独立”的组织。唐德纲先生访问张家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创办《美丽岛周报》。

唐德纲在他的“报告”中,特意写了张阿增的生活。当时已76岁的张阿增,家中大小事务,一概不管了。但他每天清晨却喜欢牵着孙子,送他们上学。孩子们上学去了,他便拿着鱼竿到池塘边、树荫下,钓他喜欢的“吴郭鱼”,一直到家人叫他午餐才回来。下午午睡睡醒,到门前去等待散学归来的孙子们。张阿增的这一幅晚景,让唐先生想起了一句唐诗:“野老念牧童,倚杖候柴扉。”唐先生原想,这样的田家风味只能到书中才可找到,未曾料竟在桃源县歌杨梅镇的张家看到了。

现在,离唐先生写成这篇“农民调查报告”的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六年,唐先生也已作古多时。读过这则“报告”,我就在想,“桃源张家”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想,倘有人再寻迹做一次新的调查,以这“一滴水”映照一下时代的变迁,必将有另外的意义。即便如此,对于唐先生的这一篇“报告”,纵然是今天读来,仍使人感慨系之。“桃源张家”那一份平静、安然的生活,可能正是支撑着台湾这座经历了许多风雨飘摇的岛屿,仍然安稳如山的基石。而对于他们,虽说是与我们隔海相望,可其中的隔核,又岂止是那一峡又苦又咸的海水呢?

2017年1月16日

 

原载 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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