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中共革命与太平天国 (之四)——《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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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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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

 

 

斯大林在,是毛和中共的幸运,因为他对后者是限制和约束,这使毛的流民本性不得随意施展。这里不是说斯大林的统治更好,而是说没有了斯大林,中共和毛更糟糕。斯大林除了红色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个俄罗斯帝国传统,其好歹也是个秩序;而流民无产者的劣根性则是捣毁一切,恣意妄为。斯大林逝世后,毛即解脱了束缚,本性尽露,欲顶替斯大林充当世界革命领袖。没了斯大林的罩子,毛就还原回山大王。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残暴、个人崇拜,并提出三和路线,毛不悦,认为苏共放弃了刀把子。中苏分裂由此开始。1957年,毛异想天开要大鸣大放,而当“意见”落到头上,毛则恼羞成怒,覆手为雨,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为右派,置于死地。1957年11月,毛二次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中毛出尽风头,俨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会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毛不甘落后,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回国后,毛即推出“人民公社”、“大跃进”,“毛泽东的真实目标是赶超苏联”,当社会主义阵营老大。“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 1957年11月,毛泽东郑州一次讲话中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参见:沈志华《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同盟的破裂》)毛可谓是异想天开,结果导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

 

由于赫鲁晓夫蔑视、批评毛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激怒毛;而“人民公社”“大跃进”恰恰又是失败的,这就让毛更加恼怒。“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 中苏彻底分裂,最终赫鲁晓夫撤走援助中国的专家和援助项目。(参见:同上)朝鲜战争之后,中国遭世界主要国家封锁孤立,苏联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依靠,而毛却因个人恼怒,翻脸与苏联为敌,全然不顾国家利益与数亿民生;并且尚饰以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尤其恶劣的是,还将大饥荒的恶果栽到前“老大哥”的头上。可谓是流氓之至。这与毛在庐山会议上整治彭德怀如出一辙。

 

大饥荒后,毛退居二线,将烂摊子推给他的官僚集团。刘、邓将大跃进改为大撤退,老老实实回到小农经济,包产到户。经济刚刚有点起色,1962年,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中国又进入新一轮的政治折腾——四清运动。四清是文革的预演。毛的《后十条》颁布后,仅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

 

“四清”未了,毛又趁势发动了文革。毛之发动文革:1、虚妄的乌托邦理想;2、清洗党内官僚集团;3、个人掌控绝对权力;4、充当世界革命领袖;5、开创永世、前所未有的革命新世纪,为世代所欢呼。至此,毛已以神明自居,他是革命之神,以不停息的革命——以暴力消灭一切障碍和私欲,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里解释一下毛的乌托邦。如果说,青年时期,乌托邦尚是毛的“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而到了毛执掌“新中国”,这个“乌托邦”便成了其帝王权力肆意胡为的妄想;而到了晚年,他和最后的洪秀全没什么两样,只是更残暴,“乌托邦”成了其病态的臆想:永世的革命帝国,他为教主,所有的政敌被踩在脚下,万众向其欢呼。)

 

有关文革暴虐和破坏,记述甚多。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数据:(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再,有一事常为人们所忽视,即1969年事件。毛发动文革,导致全国混乱,为转移国内视听,并完成九大对刘邓集团的清洗,毛挑起中苏珍宝岛之战。如果不是苏方克制,中苏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并且苏联将对中国进行核武攻击。此后,毛发起全国三线迁移和修建防空洞工程,可谓劳民伤财,祸害国家,三线遗患至其死后仍未了解。毛以一己之愿,为一己之权,折腾全国全民数年之久。

 

从人民公社、大跃进到文革,这就是毛泽东的道路,是他所创造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何为毛泽东思想?何为毛路线?唯湖南农民运动和1956-1976这一阶段是其真正的体现,可谓毛革命。此外是斯大林路线、苏联模式,毛后则是邓模式。说到底,毛是流民政治、流民政权,毛革命即作乱。于此,毛和张角、李自成、洪秀全的本质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此时的“天下”已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

 

自1949到1976,“新中国”的这三十年几乎就是毛个人不断作乱。毛何以有如此大的威力和能量?这正是现代极权体制的所至。现代极权体制与传统帝王专制、现代威权体制全然不同。后二者的权力集中和控制都是有限的,主要限于政治、军事领域,而其社会自治,经济私有化,文化遵循传统,并且保障法律。而极权体制的权力集中和控制趋向极端化、绝对化,无限制,其专制控制不仅限于政治、军事领域,也深入到社会、经济、文教、司法等所有领域,可谓是全面专政,直至控制每个人。但是如何做到呢?这就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此可谓是现代极权国家的模式,纳粹、苏俄莫不如此。

 

于中国,这个模式首先是孙中山由苏俄搬过来的,之后蒋介石先生也重提该模式,但是国民党却始终不得实行。其一,国民党的主干是社会上层阶级。上层人物人格独立,各有主见,也各有家产、事业、地位,乃至地盘、军队,互不买账,故无法整合为一;其二,国民党奉儒家传统,讲仁、礼、情,下不得狠手,做不到恐怖治党,因此保障不了组织的有效性。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散漫”,国民党可谓是一盘散沙;其三,世俗化。极权政党的重要一条是宗教化,唯宗教化可其“主义”和领袖神圣化,致使成员对之效忠、献身,保障党的凝聚力及统一行动的力量。但由于国民党的主干是上层社会,承继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其主义、领袖也只能限于世俗政治范畴,完成不了宗教化。国民党至多所能做到的是中国传统式的个人对“主公”的私人化效忠,但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主公”甚多,众党员是各效其主。故此,国民党至多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建立以蒋公为首的现代威权政府——国民政府。实际上,由于国民的散漫、不团结,连此也未曾做到,蒋公从未曾做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独裁”,这也正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原因。

 

中共与国民党相反:其一,其基本成分是流民,无产无业无文化,生计无着,朝不保夕。“党”是其可寄生之处,而且革命赋予其居高临下的社会身份——阿Q一旦革命,便頤气指使,不仅是咸鱼翻身,并有望发达——“新中国”建立,昔日的痞子都成了“达官贵人”。其二,承苏共模式,中共内部实行残酷恐怖统治,不断进行清洗杀戮,凡有非议、不忠、违纪、有碍党和领袖者格杀。党内的分歧斗争也最终以暴力清洗为解决手段。残酷的恐怖统治,形成威慑,保障成员的效忠、党的统一力量和统一行动的有效性。其三、宗教化。中共的成本成分是流民,多无文化亦无信仰,而人性有宗教的需求。苏共成功的经验是将神化其“主义、党、领袖”,将之宗教化,由而使其成员和民众自觉自愿地效忠党,忠实地执行党和领袖的指令,乃至不惜为之献身。中国没有此种高度组织化秩序化集化的宗教传统,如果仅靠中国人的方式,中共至多是重复天平天国,不可能取胜全中国。但是,中共是由苏共所建立的,从起始便遵此模式;而苏共的这一组织模式,其后有一神犹太教及基督教的教会组织传统。由此,国民党所不能做到的,中共却实现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且有过之。

 

极权政党和极权体制需要“主义、党、领袖”的宗教化,唯此其极权体制和统治才能实行。由此,从延安“七大”,中共便竭力制作毛泽东的神话,这是中共为夺取中国政权及建立极权政体所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缺失的,非此,中共就不可能动员如此广泛的军力民力,最终战胜国民党,并在中国“赢取”民心——特别是知识分子(哀哉,中国知识分子是如此脆弱,又缺少宗教经验),建立“新中国”。而毛本有“帝王”之心,对神化自己是求之不得,其本人就是神化“毛”的最大推手。从“东方红”到“毛主席万岁”,到“四个伟大”,到“万寿无疆”、“最红的红太阳”,毛有意鼓励民众对领袖的神化。毛最终将主义、党、军队的神化也归并于一身,可谓是“四位一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实行极权统治,中共制作了毛神话;但是毛了成“神”,“党”也就失去了对毛的制约——毛就是主义、就是党、就是国家,特别是斯大林死后。“新中国”经过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等一系列的屠戮、清洗和洗脑,精英阶级被消灭,私人财产被没收,传统断绝,文化遭铲除,整个国家陷于赤裸之恐怖、贫困、愚昧之中,在党的严厉监控下,国人不得想、不得说、不得动,甚至不得逃,除了信奉毛,为之欢呼别无选择,也别无出路。于中国,活人而作为全民崇拜之神,可谓空前绝后。中共内部并非没有明白人,刘、周官僚集团也还是想建设国家——即使是极权国家,但毛成了全党、全军、全民之“神”,其就具有了对之支配的无限权力,任何人对毛有任何非议,都会成为全民公敌,被撕成碎片。由此,毛即可无法无天,肆意胡为,凭其一己而能收拾整个官僚集团。

 

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个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与利益争夺,直至战争。于此,一些落后国家,为了急速完成工业化,强大国家,并在剧烈的竞争战胜它国,而截断时间的进程,以非常的强制手段高度集中国家的权力、民力、财力、资源及精神文化,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力量、统一行动,不惜种种牺牲,而实现强国之目的。此即极权政治,在战争中此极端手段也常被使用,比如军事管制。但极权政治极其危险,其是国家与全民命运的赌博,其有效性是对未来的透支。因为极权高度压缩个人,牺牲社会,牺牲文明,以其精血强化国家。当然,在短时间内极权政治是有效的,可以急速国家实现工业化,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甚至打赢战争。

 

依靠苏联的全力支持,中共战胜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极权政体。刘、周官僚集团也都是极权者,但是他们毕竟还是要强盛国家,世界上大多极权统治者均如此,包括斯大林;他们的统治虽然残暴,但是其国家还是强大了。但是毛的思想和人格都是破坏性的,极权在其手中不是用以强盛国家,而是无休地作乱,平白杀死饿死数千万人,国家被推到崩溃的边缘,并险些遭到苏联核武摧毁。

 

毛被他的胜利和权力弄得神魂颠倒,丧失理智,而毛的神化及极权体制,则使其个人可操纵国家和全民之命运。于是,其个人之任性,便为国家、全民之灾难,唯在极权体制中,毛成为祸害国家、全民的恶魔。这正是极权体制的致命要害。为国家急速之发展,一时之强大,而赌上整个国家、民族、人民与文明的命运,大不智,可谓偏执、愚昧、恐怖之政治。此教训当为国人,以致人类永久之教训。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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