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中共革命与太平天国 (之二)——《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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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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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网络图片)

 

 

中共革命和太平天国类似,某种程度上说,毛的“新中国”是得胜的太平天国。这两场革命就主体都是传统的流民造反,其成员主要是底层农民,骨干多是乡村流氓无产者。太平天国与传统流民造反的区别是其宗教性——中国山寨版基督教,欲建立虚幻的“天国”——乌托邦,因此对中国传统的制度、社会、文化、习俗进行全盘摧毁和革命,因此更残酷、更具破坏性。中共革命也是要建立虚幻的乌托邦世界——共产主义,而且共产主义被宗教化了,太平天国革命与共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并且中共革命也是实行对传统制度、社会、文化、习俗全面的摧毁和革命。

 

中国底层民众有宗教需求,特别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和社会破碎,国家动荡,民生艰困,人心恐慌,民间对集体性宗教有了更强烈的需求。太平天国有如此大的规模,并延续十数年,这种民间宗教需求提供了土壤。宗教是人性的需求,是盲目、非理性的,甚至可达至迷狂。宗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特别是集体性宗教。因此,成熟的宗教需要漫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秩序与传统。宗教没有传统——如新创宗教,或离开传统是很危险的,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宗教所导致的战争、灾难比比皆是。当今恐怖主义、ISIS,究其根源也在宗教。

 

基督教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如果追溯到《旧约》,历史则有4000千年,经历了无数苦难、挫折、战乱、鲜血、失败、错误、暴行、死亡,乃至自身的黑暗、残酷、腐败、恶行,有如此漫长丰富经验的积蓄,而成为成熟有益的普世宗教。基督教并非仅是一部《圣经》,更重要的是稳固的世代延续的教会、训练有素的教士团及其所储备的经验。没有后三者,《圣经》就可能被山寨出太平天国、“人民圣殿教”。

 

近代以来,正统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带动中国步入现代世界,可以说正统基督教为中国现代文明注入了基本元素。别的不说,中国现代医疗、教育体系,即由基督教所奠立。对基督教和基督教精神、文化的吸收,乃是学习西方文明之本,在“德、赛”之上。

 

洪秀全数次参加科举,数次落地,人生的失败摧毁了他内心,在极度绝望中,他接触了《劝世良言》的传教手册,据此创立了拜上帝会。无疑洪秀全很有宗教天赋,如果当时他有机会进入正宗基督教会,会成为了不起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但是他没有这个机会,于是自创拜上帝教。就他的意愿,其所敬拜的上帝和《圣经》中的上帝是同一位。以后,洪秀全研读了《圣经》(马氏译本),并按照自已的意愿对之删改,如他说:上帝是一个老男人,满口金须,不光有妻,还有许多妾。上帝不光生了耶稣和他两个儿子,还生了许多女儿。儿子都娶了媳妇,小妹们有些也成了亲,等等。他还说“我就是上天,我的话就是圣经”。同一部《圣经》为什么会演绎出太平天国?而天主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却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福音”?

 

人世,没有比宗教更复杂、更困难、更不可思议、更危险的事情了,宗教一旦离开正统的教义、教会——包括教士、经验传承,就可能跌入歧途,甚至走上邪恶。异端,如果仅仅限于精神层面,应可宽容;但是如果其采取行为,就很危险。美国人民圣殿教是一例,ISIS也属于此类。如果将人民圣殿教、ISIS放到中国150年前,就是太平天国;或者说洪秀全150年在中国就做了二者的事情,而且规模远比它们宏大而“成功”。太平天国的教训是:中国民间需要宗教,但是需要正统宗教的引导和纳入。宗教也是有传统的,传统意味必不可少而有益的经验,其关涉人所存在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它是任何理性、思辨、想象、理想、激情、情操所不可取代的。

 

天平天国最终被镇压,但是打败太平天国的不是朝廷,而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乡绅组织起的团练和地方武装。这说明当时中国,儒家道统还占统治地位,为士和多数民众所信奉,太平天国毁孔庙焚典籍违风俗,滥杀肆掠,致使儒家士子率民抵抗。这是一场中国儒家道统与太平天国邪教的战争,最终前者获胜。

 

但是,半个多世纪后,共产革命在中国兴起,儒家道统已经势弱。一系列对外战争和外交的失败,士人心衰志丧,返身质疑中国传统文明。特别是“五四”运动,一代新知识青年集体反叛中国传统,批孔子弃儒学,倡科学,要民主,求自由;中国的旧传统可谓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五四”运动之所以气势如虹,势不可挡,乃是因为其后是先进的、强势的、必将统领世界的西方文明。但致命的是,当人失去传统之后,也就抹去了其以往的经验记忆和衡量砝码——价值判断的准则;而一旦没有了经验和价值准则,人也就丧失识别与判断的能力。不是西方文明不好,不是自由、民主不好、不是学习西方不好;而是摧毁了传统,抹去自身储备的经验积蓄,人即丧失了识别、判断、汲取、融汇的能力。一个没读过书的本分老农即知道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得,平白杀人、分他人的田财要遭报应;但是一个“五四”热血青年,却会献身其中;二者的差异在于人的内在经验和道德准则。摧毁传统即摧毁看护文明的底线。

 

“五四”之后,一大批知识青年,从科学、民主,转向共产主义;没有他们,中国兴不起共产革命,其更成不了神话;中国的共产革命是由从这批“五四”知识青年兴起的。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青年,大多是经由“五四”新文化,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五四”新文化导师,径直带领一批新青年投向苏俄,何其悲哀;另一位“五四”旗手鲁迅先生,率领左翼文化阵营,为共产革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知识界即使是一批自由、民主派,以“七君子”为代表,也站到了共产党一边,倒国民政府。所幸“五四”另一领袖胡适先生与一批知识分子,回归传统,持守欧美自由精神。他们与另一批文化保守派成为中国近现代文明建设的支柱。

 

从“五四”到延安,再到文革,其间有内在的逻辑:理想、革命、破坏、反传统,这是一个不断激进和极端化的过程;文革最终实现了“五四”打到孔家店、打到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知识青年敞开了接受共产主义的大门。事实说明,唯持守传统,方可更好的汲取西方文明,得其精髓。各种文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尊重传统,乃是持守文明的基本准则和经验——传统之核心;而抛弃兮二者,人即陷入迷茫,易被“美丽”的口号所迷惑,而步入歧途。近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激进青年的经历,值得我们反省,汲取教训。

 

如果共产主义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不一定是坏事;思想自由即意味各种思想并存,有好有坏,有黑有黄,彼此间可冲突,亦可竞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竟思想文化的革命,有之弊端,但亦有其贡献,它打开了文化大门,使西方思想文化全方位涌入中国,其所倡导的白话也是中国迫切所需的文字语改革,非此中国没有现代文字语。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以自由为前提,激进、极端的思想、文化即无可避免,如果文明的力量足够强大,那么激进、极端将被保守文化所平衡,并最终被消化掉,而成为激发文明活力的因素。因此,越是自由,也就越需要保守传统,由此与激进、极端构成平衡,这是自由中保守主义的意义。反之,如果保守传统的力量过于薄弱,文明就将被颠覆;或传统所积蓄的道德和文化贮备消耗殆尽,文明也将解体。自由本身是一个不断激进、放大的过程,因为人的欲求是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尤其是当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体,高调理想总是更有鼓动性,而理想的不断拔高,越来越超越人性和现实的可能,就将颠覆文明,法国大革命、共产革命正是。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势微,逐步走向崩溃;二十世纪的中国远没有,曾国藩时代那么幸运,儒家道统已经破碎,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是中共革命之成功的潜在文化原因。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剧烈动荡和变革中,其间更需要的文化保守的力量;但是,失败的中国传统是破鼓乱人捶,加厉了其倒塌,从而为共产革命腾出了空间和力量,促生了一大批“五四”知识青年,投身其中。他们在中国燃起共产革命之火,而这场大火也最终将其焚毁。

(未完待续)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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