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倫佐:红卫兵运动与群体性青春期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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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伦佐

 

【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运动”,2014年春夏之交台湾爆发“太阳花运动”,2014年秋冬之交香港爆发“雨伞运动”,此外还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和英国的“伦敦示威行动”。对于这些带有强烈青春色彩的群体性事件,人们往往感觉比较突然,即使一些著名观察家的评论,也习惯于把原因归咎于经济危机和政治不满。我在2006年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群体性青春期叛逆”概念,试图依据人的个性心理要求和青春心理特征,对中国1966年爆发的红卫兵运动进行某种侧面分析。这个概念和这个案例似乎可以作为考察这类群体性青春期事件的一个参照,包括其正面价值和负面意义。          

 

(一)

 

在探寻红卫兵运动的多种原因时,中国资深文革史学者徐友渔特别注意到了“青春期动荡而反常的心理”:

 

“大多数学生是在他们的青春期遇上文化大革命的。在这个时期,他们由少年走向成人,他们急于向人证明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不再需要家长、教师的监护,能够独立承担社会责任。他们长期生长在高度政治化和禁欲的环境中,当‘文革’把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外力撤去,他们体内洋溢的青春潮水不是按其本性自由发泄,而是由坚实的政治堤岸导向既定的方向。在这个阶段,他们充满激情和想象,常常不能区分梦幻和现实,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上的一切,可以战胜任何邪恶的东西,也可以创造各种美好事物。他们缺乏生活经验,思想偏激,遇事好走极端,把世界看成只有黑白两色,对人对事抱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态度。他们需要偶像并崇拜偶像,乐于将自己的理想、热情乃至一切奉献给某个偶像。” 1

 

徐友渔对红卫兵青春期心理特征的描写生动而准确,只是未能深入到人的个性心理要求和青春心理特征层面探寻其来龙去脉。

 

文革中民众造反的原因大概有这样一些:青春期叛逆冲动、个人等级利益驱使、追逐政治合法性认同、身不由己受裹胁、无条件奉命行事。五种原因当中,对广大青年学生作用最大的显然是第一种。是的,要想理解青年学生——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庭出身青年学生的造反,只从社会层面去找原因是行不通的,他们造反的原因更多存在于心理层面——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当中。

 

西方社会学经常使用“超凡魅力型”概念来指称现实生活中那些具有反叛性、蛊惑性、开创性、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的特殊人物类型。我却认为这类人物身上的非凡秉赋,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只不过普通人主要表现在自己的青春叛逆期而已。也就是说:以“反束缚”和“反权威”为显著特征的个性倾向,不只体现在人群中的少数“超凡魅力型”人物身上,而且存现于每个人一生中的青春叛逆期。在指称青年人反束缚反权威的特殊行为时,我宁肯用“非制度化个性”概念来代替“超凡魅力型”概念。

 

关于“超凡魅力型”或“非制度化个性”概念的确切含义,毛泽东这个典型代表人物曾用一句歇后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做了最好的注解:“无法”就是反束缚,“无天”就是反权威。他只是不知道“无法无天”之行为特征,并非他们这类超凡人物所特有,而为普通人的青春叛逆期所共有。

 

按我的理解,青春期叛逆心理外化为青年人的非制度化个性表现。个人一生的活动从来就展开于群体生活形成的各种规范中,无不受着群体组织的纳构和群体制度的约束,然而个人的自主地位和自主要求又具有一种摆脱群体纳构和群体约束的潜意识冲动。于是,人生便有了制度化个性倾向时期和非制度化个性倾向时期。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实为每个人一生中的两种个性倾向。强烈的非制度化个性倾向为青春期的年轻人所共有。此时的青年人,大多有强烈的自我肯定倾向和自我表现欲望,个性锋芒直指旧的权威和旧的束缚。心理学所称“人生的反叛时期”和“青春期的叛逆”、文学理论所说“狂飙时代”和“叛逆时代”,即指青年个体和青春群体特有的非制度化个性现象。

 

人在青春期的非制度化倾向,由青春期的心理特征所规定。一个人十五岁至二十五岁这个年龄段,是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变的紧要时期,也是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人生急待完成来到世间后的第二次断乳和第二次站立。同样是要改换食品和摆脱掺扶,但不再像第一次断乳和站立那样是物质性的,而是变成了精神性的。这之前,精神生活无不依傍于家庭父母和学校老师的严格监护,精神之乳是其灌输的行为准则和知识谱系,人的精神个性完全不能站立。此时面临要以成年人的身份独立步入社会,他们必须断弃无选择强加的精神炼乳而自行选择适用的精神食粮,他们必须放弃过去的精神依傍而另寻今后的精神依傍。这是一个放弃和选择共存的时期,这是一个断裂和链接同在的时期,既反对依傍又需要依傍,既反对权威又需要权威,既反对偶像又需要偶像。人在心理层面处于从未有过的怀疑、对抗、寻觅、迷惘之中。

 

非制度化倾向只是青春期心理逆反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努力寻求新的制度化皈依。叛旧皈新——青春期心理的双重指向。

 

个体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倾向,一般只局限于家庭范围——以父母所代表的权威存在和规范约束为反叛对象。现代社会通过学校实施的同化教育,往往会将超出家庭范围的青春期非制度化倾向稀释殆尽。在这个范围内,“反叛家庭”——便成为青春期最突出的口号和最显著的现象。这很常见。

 

罕见的是群体性的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现。因为这需要历史机遇及其所搭建的社会舞台。外敌入侵、政权更迭、社会转型、高层争斗……都属于这类机遇。这时社会急剧动荡,秩序严重紊乱,人心极度不安,统治权力失控或者削弱,不确定因素空前增多。广大青年敏锐地察觉到社会性动变的讯息并迅速作出行动的抉择。青年群体的聚集场所——各个城市中的大学和中学校园,自然成为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行为的主要策源地。

 

人们虽然知道每个人年轻时候都会有青春期叛逆表现,却从来没有想到成千上万年轻人集聚在一起就可能发生群体性青春期叛逆事件。

 

青春是勇敢的——他们以群体的姿态走出校园、走上大街、走向广场,大胆地向旧的权威和旧的束缚宣战。

 

青春又是胆怯的:他们在向旧的权威和束缚挑战时,还必须同时寻求新的价值归属——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主义的、领袖的。这不奇怪。他们正处在人生的转变期,心理定势和行为模式尚未最终成型,在社会不信任的目光中还属于边缘人,寻求具有最广泛意义的价值归属及其抽象或具体的权威依附,正是他们克服心理不安全感的本能之举。他们结队行动所凭借的具体理由也要力求能激起社会最普遍的共鸣,目的也无非是获取自身行为最广泛的合法性认同。

 

中国近代以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1989年的“**”运动、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雨伞”运动,都是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现的典型事件。

 

不是每一代青年都能拥有群体性叛逆表现的历史机遇。

 

(二)

 

无论个体性还是群体性的青春期叛逆行为都有两可性——既可能干好事,又可能干坏事。

 

群体性的青春期叛逆行为,并非都是摧枯拉朽的革命暴风雨,它有时也充满破坏性,对人类生活和文明进程只有否定的意义。这主要取决于它的历史境遇——那足以引发群体性青春期事变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

 

构成特定历史境遇的因素很多,而且分不少层面,但至少包括六个具体要件: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什么样的时代要求、什么样的事发起因、什么样的行为动机、反对的旧束缚和旧权威是什么、推崇的新价值目标和新精神偶像是什么。

 

六个要件中,前两个是青年叛逆行为的历史坐标,中间两个是其触发点,后两个是其价值目标。在历史坐标俯视下的青年叛逆行为的价值目标,自然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目标错了便一损俱损,目标对了便一荣俱荣。

 

功过对错,虽然事发时即见端倪,但最终的评价只能在事后作出。评价的标准早已包含在俯视着青年叛逆行为的历史坐标之中——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如何?对人性要求的体现如何?这两方面并不等同,有时甚至二律背反。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两方面都能获得肯定性评价的群体性青春期叛逆事件,第二种是只有一方面能得到肯定性评价的群体性青春期叛逆事件,第三种是两方面都遭到否定性评价的群体性青春期叛逆事件。

 

这纯属他们恰巧碰到的历史境遇给定的,而非青年群体的自由选择。

 

青春的眼睛因四处寻觅而明亮动人;但青春的眼睛同时又迷惘而盲目:只要遇到群体性表现难得的机会,他们往往来而不拒,甚至不惜饮鸩止渴——特别是为了替自己的非制度化个性表现寻求安全性保障和合法性认同之时。如果说他们还有一点清醒之处,那也只是特定的等级地位和利益指向对其行为的暗自牵引。

 

难怪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认为“青春是可怕的”。

在小说《玩笑》一书中他曾沉痛地写到: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装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同时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

 

这一番议论所针对的,自然是受到完全否定评价的德国青年纳粹的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行为,尽管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青春的确有可怕的一面——当他背离了社会进步和人性潮流的时候。

 

中国作家巴金却认为“青春是美丽的”。他看到的显然又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类型的群体性青春期非制度化表现,其中自然包括青春个体那昂扬向上的特质:敢于怀疑、勇于反抗、勤于探索、富于幻想、长于追求、甘于献身。青春的确有美丽的一面——当他顺应了社会进步和人性潮流的时候。

 

有的西方学者试图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权威人格”概念来解释中国红卫兵的性格特征。剔除其中所包含弗洛依德性压抑理论的内核,倒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因为它至少看出了红卫兵在现实中的态度:既有反抗权威的一面,又有接受和屈从于权威的一面。但它认为这是集权主义国家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表现独有的特征,那就错了。这其实是一切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表现的共同特征。中国20世纪前期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同样接受和依从了一定的权威——民族和国家,只不过是抽象的至高存在者罢了;20世纪后期的“红卫兵”运动、“四五”运动、“**”运动,接受和依从的权威才变为具体的至高存在者——活着的毛泽东和死去的周恩来与胡耀帮。无论依附抽象权威还是具体权威,都是为了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行为的安全性需要和合法性认同,并没有其他需要挖掘到童年时代去的更深奥原因。从抽象权威到具体权威的演变,只说明在集权主义的强力控制下,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表现所依附的权威必须是统治阶层的政治领袖,否则便难以获得必需的安全保障和合法认同——“四五”运动和“**”运动不就是因为依附了两个具有异端意味并已死去的权威偶像而遭到镇压吗?功过对错,要由它们具体的历史坐标和实际的价值目标来最终判定。现在,属于体制外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四五”运动、“**”运动,都以正面形象进入了史册,唯有体制内的“红卫兵”运动正处在彻底否定的悬崖边沿。

 

(三)

 

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对红卫兵的造反行为持基本否定态度,他没有去深入分析共同的青春期背景下,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具体行为有无差异。

 

看起来他从“相同年龄段”的角度,将中国红卫兵运动与德国青年纳粹运动相比较,似乎说得过去。第一,二者都属于体制内的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行为;第二,二者都被最高权力者鼓吹的荒谬而反动的观念所导向;第三,二者都狂热地追随于一位身为至高无上者和最高统治者的精神导师与政治领袖。

 

然而二者的区别仍然很大:青年纳粹运动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全面反动,红卫兵运动却包含了反对半封建性官僚体制的内容;青年纳粹运动是对弱势民族的灭绝性迫害,红卫兵运动中只有保守派残酷迫害弱势人群,造反派冲击的却主要是官僚阶层;青年纳粹运动的危害遍及整个欧洲,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只限于国内;青年纳粹运动没有分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红卫兵运动却分成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潮流——而且造反派的参加人数更多、存在时间更长、政治作用更大。看不到这些具体差别,任何角度的类比都极易陷入简单化。

 

我关注的重点是在共同的青春期背境下,造反红卫兵和保守红卫兵的行为有什么分别。 让我依照前面归纳的六个要件来进行考察。

 

社会背境:

整个国家在解放的欢呼声中被“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思想”统制了十七年。这种统制虽然自认为是比“资本主义”高出一头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比“资本主义”还要矮半截的“半封建专制主义”和“半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个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思想权利,被一个个整治真实或假想敌人的运动剥夺殆尽;知识界和统治层中心怀异议的人士被悉数清洗;国民经济被折腾得饿殍遍野;几亿人的头脑被彻底洗白然后涂成红色。分明是一个挂着平等主义理想社会招牌的神权社会,却被吹为“世界革命的导师”所领导的“世界革命的根据地”。靠着“阶级斗争”的高压威慑和“革命思想”的愚民教化,社会生活的水面上仿佛风平浪静,但水面下早已波涛汹涌——至少潜伏着四种矛盾。其一是集权主义所导致的个人无权与国家专权之间的矛盾,其二是荒唐的“阶级划分”所制造黑色人群与红色人群之间的矛盾,其三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所激化挨整者与整人者之间的矛盾,其四是政权高层务实倾向与极端倾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并愈演愈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红卫兵运动总的社会背境看似相同,但在前三种矛盾关系中,保守红卫兵的成员多数处于矛盾的上方,造反红卫兵的成员却多数处于矛盾的下方。

 

时代要求:

“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变革提出了民族和民主双重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民族任务的完成,民主任务也同时从后位推到前位。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了民主改革的浪潮,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也以“大鸣大放”的方式作出响应。毛泽东却倒行逆施,认为以苏联赫鲁晓夫为首进行的民主改革是“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在以“反右派”之名镇压了“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之后,他高高举起“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两根杀手锏,前者用来恐吓渴望变动的下层民众,后者用来威胁企图改良的高层政要。民主进程虽被再次阻断,但人们与历史暗相呼应的思变心理并未平息。

思变心理尤其为青年人所共有,但两种红卫兵的思变心理却差别很大:保守红卫兵倾向于加强现状,造反红卫兵倾向于打破现状。

 

事发起因:

红卫兵运动总的起因,自然是毛泽东为了阻止名为“修正主义上台”实为体制内民主改革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两种红卫兵的具体起因却大不相同。

保守红卫兵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和“资产阶级教育黑线”时兴起的,造反红卫兵却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兴起的。虽然批判的对象都是“资”字号,但前者实为社会生活中残存的现代人文资源,后者实为社会等级中一贯整人压人的官僚阶层。

 

行为动机:

红卫兵青春期行为至少包裹着四层动机:最外层是响应最高领袖提出的“反修防修”伟大号召;第二层是争取自身等级利益;第三层是改变个人无权状态;最里层是青春期对旧权威和旧束缚的反叛。

在第一个层面,两种红卫兵的行为动机大体相同。但在这层表面现象背后的另外三个层面,两种红卫兵的行为动机就有了明显差异。

等级地位规定的具体行为动机,二者的差别非常分明:保守红卫兵是为了清除“阶级异己”和“血统异己”,造反红卫兵是为了改变等级地位和政治处境。

同样是争取个人权利,保守红卫兵想争的纯粹是特权等级的垄断权,造反红卫兵想争的只不过是无权等级的平等权。

同样是青春期叛逆行为,保守红卫兵冲击的旧权威和旧束缚是管束自己的所谓“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反红卫兵冲击的旧权威和旧束缚却是迫害自己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反对什么:

两种红卫兵都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导向,认为是在“砸碎旧世界”,但是各自反对的具体对象又不相同。

保守红卫兵主要反对的,是政权系统之外所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人群及其“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中的所作所为,全部围绕打击“旧社会残余势力”这个目标。他们组织原则上疯狂推行的“血统论”,仅仅是这个目标的自然延伸。甚至后来他们反对“中央文革”,也是为了捍卫这个目标。

造反红卫兵主要反对的,是政权系统之中所谓妄图复辟旧社会制度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派遣压制群众的工作组和所操纵阻碍运动的保守派。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派”、“夺权”甚至“武斗”中的全部作为,都服从于这个目标——尽管武斗实际上偏离了这个目标。

 

推崇什么:

看起来,两种红卫兵都是在忠于、紧跟、捍卫毛泽东及其思想和路线。实际上他们各自追随的是不同时期的毛泽东及其思想和路线。

保守红卫兵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前的毛泽东——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个毛泽东跟他们的等级利益完全一致:不仅维护他们掌权现实和特权地位的合法性,还证明打击黑色人群和知识分子的合理性。他们追求的正是伟大领袖过去宏图中这个理想的现实。

造反红卫兵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后的毛泽东——及其“路线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这个毛泽东跟他们的等级利益比较吻合。因为他不仅否定了工作组压制和打击非“红五类”子女的行径,还支持这部分青年将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当权派,无形中宣布了“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时代的到来。他们追求的无疑是伟大领袖未来蓝图中这个现实的理想。

 

综合评价:

只从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行为角度看,两种红卫兵的差别也很大。

无论在中国社会隐存的矛盾关系之中,还是在中国历史潜在的时代要求面前,保守红卫兵成员都属于惰性或消极的一方,造反红卫兵成员都属于活性或积极的一方。

落实到具体的事发起因、行为动机、攻击对象、追求目标,双方的分别就更明显:保守红卫兵的作为,无不是为了纯化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强化集权主义的统治权威,从而维护集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造反红卫兵的作为,却客观上淡化了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削弱了集权主义的统治权威,进而冲击了集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尽管后者所体现的还不是自觉的民主诉求和民主行为,但至少是一种潜在的民主冲动——距离民主主题并不遥远。

正因为存在这种区别,1968年以后,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保守红卫兵成员很多得到重用,以平民子弟为主体的造反红卫兵成员不少遭到清洗。1976年结束“文革”之后更是如此,所以才形成今日中国“红二代”垄断朝纲的基本政治格局。

 

(四)

 

人生的非制度化个性倾向时期,由于可能充分展现个人凌驾于群体组织和规范之上的非凡主体性、意志力和创造力,而对普通人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亲和性,因而显示出超凡的魅力。这种个性光芒,当然只为生命行程中短暂的青春叛逆期所独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解析文革中广大青年学生的造反,很多迷团也就解开了。是的,不从这个角度透视,文革中广大青年非制度反权威的集体行动,便无法解释清楚。

 

当然,我们不应对群体性非制度化个性行为一味赞美,而要从其运载的社会内容来进行分析评判。文革初期保守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为什么遭到否定?因为他们的非制度化表现所运载的完全是反人道反文化的社会内容。法国作家萨特和中国作家张承志无条件赞扬红卫兵运动的谬误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分清非制度化个性行为与所运载社会内容之间的重大区别。

 

从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行为角度分析红卫兵运动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观察中东“阿拉伯之春运动”、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雨伞运动”、以及美国“占领华尔街行动”和英国“伦敦示威行动”的一个新窗口。

 

由此望去,我们的视野将变得更为清晰:这些以青年学生为主导的群体性事件,显然属于体制外的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行为,其中存现的个性心理要求和青春心理特征跟红卫兵运动大体相同。至于这几起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行为所承载的社会内容是否符合历史需要和人性吁求,同样可以依据六个要件来进行考察:第一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第二它们面临什么样的时代要求?第三它们遇到什么样的事发起因?第四它们包含什么样的行为动机?第五它们反对的旧束缚和旧权威是什么?第六它们推崇的新价值目标和新精神偶像是什么?这六个要件,前两个依然是青年叛逆行为的历史坐标,中间两个依然是其触发点,后两个依然是其价值目标。在历史坐标俯视下的价值目标,将最终裁定这些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行为的正反功过。

1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年7月,第172页。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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