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惕洁:“大一统”观念,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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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惕洁

 

《议报》622期发表署名“两点心”的文章(简称“两文”),题为《台湾的出路在中华民国》,指出台湾“去民国化”的认识误区及危险所在,立意大体不错,我基本赞同。美中不足,是有关“大一统”观念的说法,那的确代表多数汉族(读书人为甚)的传统价值观。我曾在若干研讨会上,跟大陆学者辩论这个题目,看来,还有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因为它不仅涉及台湾统独,也涉及藏、维、蒙等诸多边疆区域的未来出路问题。

 

“两文”认为(部分引文用黑体,便于突出重点):“臺灣獨立的唯一可能是在共黨倒臺、大陸出現動亂的時候!如果臺灣真的趁大陸權力真空期獨立了,那也是短暫的。因為臺灣獨立,兩岸必戰!這不是由哪個黨派所決定的,而是由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大陸的民意決定的!不但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臺灣沒有獨立的可能性;就算是在中國民主化之後,臺灣也沒有獨立的可能性。”

 

至于为何如此,“两文”继续解释道: “一旦大陸新政權上臺,肯定會立即想辦法解決臺灣問題!如果這個新政權敢承認臺灣獨立,那麼已經民主的大陸人民會立即發動全國抗議,讓這個新政權下臺!縱觀中國歷史’大一統’的觀念深入中國骨髓。一個統一的王朝,怎麼可能容忍在中華大地上存在另一個與它並列的政權,臥塌之旁豈容他人酣睡!就是在分裂時期,也是經常發生吞併戰爭,不管是春秋戰國還是五代十國。因此,一個靠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新政府,在其戰鬥力最強盛的時候,面對已經獨立的臺灣,一鼓作氣,迅速發動統一臺灣的戰爭,是有很大可能的,而不是讓他獨立到被世界各國承認!我相信是個革命家、政治家都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一统观念虽深,并不代表正确

 

以上两段引文中,值得点评的观点不少。我稍加改写,或许更直白易懂。比方说“无论独裁还是民主,中国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统独之争的讨论余地,因为人民不允许”,“即使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在统独问题上,跟以往大一统王朝也不会有区别”,“如果承认台湾独立,已经民主化的大陆人民会立即发动全国抗议,让新政权下台”等等。对上述观点的质疑,就是我今天文章的主题。先点评几个似是而非的说法:第一,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还有可能靠“武装革命”实现吗?我很怀疑。如今进入信息化时代,旧体制不会给“武装造反”任何可乘之机。即使旧体制统治失灵,国际社会也不会听任核大国发生内战。更何况,如今时兴和平对话。我认为,国际干预下的和平谈判和公民投票,可以有效解决所有政治议题,包括统独问题在内。

 

第二,“两文”声称,民主化之后的中国,会立刻“全国抗议”台独。根据何在?当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国共两党政府相继承认,怎么没听说有全国抗议?江泽民时代,把江东六十四屯(面积3600平方公里,跟台湾大小相近)拱手让给老毛子,怎么也没见国人游行抗议?如果说大陆没有抗议的自由,那两岸四地,加海外有充分自由的华人,又如何行动了呢?还不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因此,说台湾宣布独立,一定遭国人抗议,我看是主观想象,没什么根据。

 

第三,中国王朝时代,大一统观念盛行不假,但观念不等于现实,统一也不等于幸福。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秦以前无所谓大一统,诸侯小国林立,征战不断。从秦帝国到如今二十多朝(不算分裂状态下的小朝廷),共约2200多年,如果仅据朝代年号的存废计算,似乎统一时间(1381年)比分裂时间(819年)略长(1:1.68)。可是,如果按有效管理领土的能力看,就很难说。认真算来,也就数盛唐跟大清两代,中央王朝能比较有效控制国土范围。宋元明三朝,不但版图很小,且战乱不断,既有内部农民造反,占山为王,也有边疆种族冲突,难有稳定边界,许多年代都处于事实上的分裂或半分裂状态。另外,通过战争建立统一王朝的过程,还往往伴随人口剧减,有时减少一半,甚至多一半,真可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民众痛苦自不待言。据陈一谘先生回忆,他曾在改革开放之初去广西农村调研,询问当地老农:“什么年代日子最好过,什么年代日子最难过?”老农说:“军阀混战年代日子最好过,集体化年代日子最难过。”这或许是草根民众,对分裂和大一统的朴素对比。

 

民众切身利益,高于统独之争

 

记得1988年底,大陆留美学生首次应邀访台,作为代表之一的徐邦泰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达过跟两点心类似的观点。他说:“大陆不民主,台独没可能;大陆民主了,台独没必要”。当记者追问:“如果台湾人坚持独立怎么办?”好像徐(以及另外民运领袖)的回答也类似,“还得武力解决”,因为大陆民众“不同意台独”。当时台湾在野党对大陆民运人士的立场嗤之以鼻,记得媒体有报道说,“既然中国民运人士跟共产党一个样,我们台湾人还要支持他们干什么?”


我本人出生在河北农村,深受大一统文化熏陶,对《杨家将》《岳飞传》十分着迷。后来到内蒙古求学并工作,亲身见证了文革浩劫对蒙古族惨绝人寰的种族迫害,从此开始反思“大一统”,与蒙族同胞换位思考,尝试站在他们的立场看问题。负笈海外三十年,终于弄懂社会学基本原理,悟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糟粕害人不浅,其中包括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观念之错,首先在于它不合普世价值。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在没有外部压迫或干扰的情况下,人民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这是一个被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基本原则,也叫民族自决权。尽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出于不同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常给上述大原则加上这样那样的修饰语,但对于大原则本身,也不敢反对。无论标榜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许多政党都用自决权这个招牌,吸引弱小民族对自己的支持。共产党在自决权上喊过的口号,似乎比谁都响亮。

 

从列宁斯大林的俄共,到延安时期的毛共,都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过,允许少数民族拥有完全的民族自决权,包括独立建国权。只不过,共产党一旦大权在握,就把原先承诺一笔勾销,转而实行变本加厉的民族压迫。两点心或许反驳说,台湾人又不是少数民族,怎能适用民族自决原则?不过且慢,民族自决是个广义概念,包括所有民族在内,汉人也不例外。当年老袁复辟帝制,南方多省宣布独立;辛亥革命成功,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来孙中山在广东二次革命,建立南方政府;中共在江西成立中央苏区(全名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又在延安等地建边区政府,都属于闹独立搞分裂,跟中央政府对着干。尽管未经公投,也算行使某种自决权吧。未见后来史书,对这些国中之国,横加过任何“对抗大一统”的罪名。

 

再说台湾的例子,曾经与大陆同种同文(仅指语言文字,而非广义文化)不假,但与大陆隔绝五十年,在殖民教育影响下,逐渐发展出与大陆不同的文化因素。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复杂,既有国府军政人员政策错误,处置不当,谎报军情,夸大危机,乱杀无辜等因素(跟中共的扩大化类似),也有极端民粹派、铁杆皇民、地下共党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最后导致流血悲剧,成为台湾最大的历史伤痕之一,也催生了台湾本土意识和台独情结。尽管国民党多次忏悔道歉,抚恤赔偿,也难阻挡青年一代的分离意识。虽然近年来国共两党有捐弃前嫌、再度合作的苗头,但两岸经贸旅游交往,并不能拉近心理差距。大陆人的不文明行为,香港回归后的糟糕榜样,北京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甚至不许青天白日旗出现等等,实在让台湾人反感,也令大陆的“和平统一”计划受阻。总之,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渐行渐远,说台湾人的主流群体,正在演变(甚至已经)成为排斥大陆文化的独特民族也不为过。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反弹,打压出一个难以解决的统独议题,要解决这个难题,绝非“同种同文”的敷衍说词就能奏效。

 

同样道理可延伸到香港,本来港人虽有殖民地文化,但没有民族认同困扰。可是,拜左派幼稚病之赐,急于打压港人自由,逼迫香港大陆化,丢弃老邓“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老邓当年对基本法草委会讲话原文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 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言外之意是要大陆香港化,还是香港大陆化?给人想象空间。另据珠海一位宾馆经理对我说,当年老邓南巡的时候住他的宾馆,接见特区高官的时候放过一句狠话:“谁不搞改革谁下台!”老邓还解释了背后的原因,说“什么叫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社会主义那杆旗,我们也扛不动。还是韬光养晦,不当头,一心一意搞建设。(大意如此)”再结合他访美的表现,以及下令放魏京生、方励之到美国流亡等等,我个人觉得,他的初衷是想要大陆香港化,而不是香港大陆化。最起码,不会允许打压香港自由。现在可好,老邓的承诺成了废纸,随着香港自由空间日益缩小,逼迫年轻港人冒出一股“港独思潮”,且带有暴力倾向苗头,简直匪夷所思。

 

大一统观念之错,还在于它无视民众福祉。一统天下之后,往往伴以高度集权,对外称霸,对内镇压,不再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盛唐的“长安夜市”(对外国人不收钱),满清的“万国来朝”,都是旧例。回顾中共建国以来的沉痛教训,许多祸国殃民的政策举措,往往都打着“国家强盛,民族崛起,中华世纪”之类的虚妄旗号,什么输出革命,办奥运,搞世博,广撒金钱,收买小国,不一而足。当年毛周不顾国人死活,在亚非拉收买革命伙伴,把原本要修建京九铁路的材料设备,一声令下运往非洲,还派工程技术人员,轮班去修建坦赞铁路。援朝、援越、援古、援阿(尔巴尼亚),就更不必说了。结果如何?养虎贻患,有苦难言。今天财大气粗了,装点门面手笔更大,动辄十亿百亿往外撒,对自己的人民又如何?教育没钱,医疗没钱,养老金亏空,似乎所有民众福祉,都没有打肿脸充胖子更重要。

 

抛弃一统观念,走出恶性循环

 

大一统观念之错,更在于压服难持久,动乱无穷期,无法走出治乱兴衰的恶性循环。道理很简单,因为大一统是帝国传统的深延,而帝王追求万世基业的雄心壮志,包括“红色江山万年长”之类,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并不相关,还往往背道而驰。压服压服,压而不服,弱势贫民也好,少数族裔也好,在反抗无望的时候,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当大一统日暮途穷的时候,一定会群起反抗,谋求自身解放,包括追求独立。所谓“合久必分”就是这么回事。

 

要想摆脱历史梦魇,走出周而复始的治乱兴衰,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回归普世价值,根据中国国情,思考探索更好的国体跟政体。我赞成严家琪等人主张的联邦制,或者更为松散的邦联制,给予港台和少数民族更大自治权。即使内地省份,比方以粤语为主的广东、海南等省,也应该有更大自治权。如果他们还不满意,也可以经过公投而独立建国,组成一个不必为统独发愁的“中华合众国”,有何不好?这个过程可谓:不打不闹,好商好量,好合好散。

 

可以预见,只要联邦体制设计合理,运作正常,政治民主有了保障,社会和谐得以实现,经济市场化步入正轨,新制度的优越性日益明显,比周边区域更加富裕安乐的话,那些独立出去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可能考虑通过公投,重新入邦,与美利坚合众国经历过的成长过程类似。这个过程也可以叫做:利益趋同,殊途同归,好散好合。

 

当然,我的设想过于美妙,书生气十足,根本不合中国传统政治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诡计多端。如果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糟粕还没受够,情有独钟,那就继续体验吧。究竟谁是谁非,哪种模式更合乎历史潮流与百姓期望,切让我们拭目以待。

 

完稿于2016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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