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儒家:从孟子到孙文之民生观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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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民儒家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讲究“生生”、讲究“尽性”,人虽是宇宙间渺小的生命,但因能“尽性”,即能实现自我、开物成务、推己及人,同时也能实现他人。儒学的核心曰“仁”,这也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原则和标准。《中庸》上说“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所谓“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 “仁者,生生之德也。”在天覆地载之中,体现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体之仁,反映出中国文化敬天重德、仁慈博爱的思想精神。它是覆盖于整个社会、自然与人生的。

《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天地大德之所象。人为天所生,秉有天性。因此,每个人都有合乎尊严生存的道德权利。而政府存在的理据,也正是首要在于它能够保障人们的这一道德权利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孔子主张‘既庶加富’,‘足食足兵’;到了孟子,更是继承了孔子和古代五经的观点,特别将政治以民生为主要的道理阐发详尽,提出“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的观点。孟子并第一个将“民”与“天”联系在一起,称民为“天民”,人,都是天的子民,民都是平等的。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孟子首次明确和系统化了儒家的“民生观”:人民有生存权,国家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即“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并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推己及人。只有这样做便能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

三民主义是儒家思想现代表述的一个版本、一种尝试,且经过了政治社会之实践。究其实,三民主义这个伟大的智慧,正是源自于儒家“人本(或“民本)”思想,并有着一整套完整的伦理系统。其一方面以清晰明了的真理,并提出仁心仁术、宏观圆融之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则以仁爱之心来爱国爱民、拯救世界,以期天下之大同。这一圆融美善、博大高明的卓越智慧,必将肆应无穷、超越时空,而成为国人永远的指南。

民十三年二月, 国父在一次回答日本记者时明确指出:“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中山全集》第9卷)

国父指出:“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
民生,是三民主义的极重要架构。这个架构从最根本的“求生存”开始,首要解决“活下去”的生活问题。而阐发人类应以“内圣”之“仁爱、互助”精神,摈弃弱肉强食的兽性,以“仁者爱人”之心,发觉人性的尊严与价值、以及人类本身之不足,必须以互助合作,始能完成人生之意义。正是藉以这种“仁爱互助”,“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方能实现。

戴季陶先生在其《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中指出:“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   国父孙先生尝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我是为了实行民生主义而革命的,如果不要民生主义,就不是革命。”戴季陶先生认为,  国父所领导之国民革命,“最初的动因、及最后的目的,都是在于民生……我们就这一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得出民生主义,实在是三民主义的本体。三民主义并不是三个部分,就本体上看,只有一个民生主义;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就仁爱基础说而言,戴季陶先生说:“先生(指国父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革命的动机,是由于一种利他的道德心,不是由于利己心……所以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戴季陶先生最后总结为:“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

《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三民主义取法乎吾国固有之文明,完全回应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几大问题,使古义与现代理念完全契合。三民主义儒学不但开创了现代儒学,更开启了儒家学说在现代的一系列学术范式。而三民主义之圆融美善、博大高明而超越时空,和孔孟开启中国前两千年文明一样,必将开启后两千年中国之文明。

 

原载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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