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翰林:民國文武待光華 —— 錢穆先生評國父、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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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紛亂的中國歷史中,政治人物如同過江之鯽,其評價亦受到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左右而大相徑庭。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歷史反思運動的開展,知識界、政企精英甚至一般大陸民眾都對先總統 蔣公領導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有了全新的認識,如何評判蔣毛,也日漸成為大陸輿論區分仁智與凶頑的分水嶺。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亦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根本不再理會官方摘桃收割、瞞天過海式的無恥宣傳。但是,僅僅從功業的角度理解現代中國的二大聖賢——孫中山、蔣中正的歷史成就,如秦孝儀先生所論,「不深覘其善政善教,其所見者猶管蠡也」。遺憾的是,五四以來的學界,由於自亂了中國文化的陣腳,一般學人根本看不見孫蔣二公之善政善教,連其開國、建軍、訓政、征伐、抗戰、立憲、戡亂的歷史功業也無法認識,于國父 中山先生則虛贊一辭(海外與大陸學界近年更有黑孫之逆流)而不識其建國宏猷,于蔣公則更謂其為獨裁者,難怪中國的民主憲政之路走得如此曲折艱難了。

在擾攘之中,錢賓四先生立足中國文化對孫蔣二公的觀察與評價就顯得十分獨特——其實說獨特是因為幾十年來的共產主義思潮把我國文化傳統毀滅殆盡,錢先生的評論,實在是每一個讀聖賢之書、尊孔孟之道的士人君子共同的意見。

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終結了帝王專制,肇啟現代中國之新頁。不過「變革天命」在中國政治中有著源遠流長的脈絡,錢先生特指出辛亥革命的偉大之處:「在中國歷史上,理想的政治領袖有兩途可循,一曰湯武革命,一曰堯舜禪讓。孫先生以一人兼此兩途,可謂史無前例」。按儒家理想的政權更迭方式,是以「天下為公」觀念為基礎的和平轉移,然自堯舜禹三代後所無之,遂退而求其次,在「家天下」的歷史條件下肯定具有正當性「革命」以推翻腐化墮落的政權。不過此後,草莽英雄輩出,儒家只能委蛇於皇權之下求統治者施用,後來朱子方有「堯舜之道一日未嘗行於天地之間」的感歎。直到辛亥革命,將「天下為公」的理想再度標舉起來,由讀書行道的士人組成現代政黨管理國家。此可謂為儒家與皇權的千年糾結打開了一條出路。故錢先生盛讚曰「上擬之于古聖先賢無愧色」。

錢穆先生最看重的,乃是中山先生在古今中西的巨大變局中折衝樽俎,以中國文化精神為根本所創發的三民主義。且錢先生畢生完全以三民主義為現代中國之最佳立國方案,其闡揚三民主義之講演、文章不可勝數——這一點大陸學界往往避諱不談。先生以為,「以政治立場言,孫中山近乎洪秀全,而康有為近乎曾國藩;然以文化立場言,則康 有為近乎洪秀全,而孫中山近乎曾國藩。中山先生貌似激進派,實當屬和平穩健派;康有為貌似守舊,實當為激烈創新派」。先生對三民主義之解讀尤為精深,其言 國父的民族主義,實質乃是「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的儒家傳統的民族主義,其重道義、尚和合,是共產主義之國際主義(民族虛無主義)與西方列強壓迫他者的民族主義之間所取的中道。民權主義基於權能分立的基礎之上,特別重視傳統中來的監察、考試二權的獨立,確保民主政治導向選賢與能,是民 粹政治與威權政治之間所取的中道。民生主義節制資本但主張發展中小企業和市場經濟,主張耕者有其田,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中道。今天,中國國民黨在 臺灣政治經濟建設的奇跡,已經成功地證明了三民主義對中國之適用性了。

如果說錢穆先生對於國父是出自道德信念上的尊奉與認同,那麼對於先總統 蔣公,先生是親炙其德,感其誠,在蔣公知遇之恩下從事中國文化復興的事業——而這一點更是大陸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我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具貞德之一人」堪稱賓四先生對蔣公的千古之評,「觀蔣總統生平,自幼年之家庭以及學校教育,薰陶于中國文化傳統中者,已至深且厚;自追隨中山先生出膺重任,而所守益堅,所向益定。就其在文化思想方面之立場言,蔣總統始終站在和平穩健路線之中堅」。「履道堅貞,安固如常,夷險不二」真乃蔣公在萬分惡劣的中國現代政治環境下擇善固執、忠貞奮鬥的寫照。蔣公崩逝後,錢穆先生的一篇《屢蒙蔣公召見之回憶》,讀來尤為親切,感人肺腑。錢穆先生初見蔣公是在重慶,一見面即談宋明理學, 「無一句通套泛語」,「我雖第一次獲見政府最高首領,又為我平日素所崇仰之人,但談話不到數分鐘,已使我忘卻一切拘束,換嘗盡懷,如對師長,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學究生活之中」——當時正是抗戰烽煙四起,艱钜叢脞集於一身的危局,蔣公之寓理帥氣、瀟灑從容,大約也正是受到他長期推崇的曾文正公之影響。 此後先生數度蒙召,常在中華民國存亡絕續的歷史關頭,而不論情勢如何危急,蔣公對於中國文化一貫鼎力扶持,曾以總統府辦公經費支持錢穆先生創辦的新亞書院,幫書院度過了最為艱困的時期。錢先生亦特別記述了吃飯、穿衣二件小事:一是抗戰時初見蔣公時,所用者不過「江浙家常味」,而政府遷台後,總統更是「所乃配給米」;另一事是有一次蔣公外出歸邸後,見錢穆先生候坐而必換長袍馬褂(民國禮服)接見。蔣公儉敬之德、賢士之心,可見一斑。錢穆先生深情的說:「我在民國五十六年決心回國長住。總統聞之,命陽明山管理局依我擇定地點用公帑建賓館,許我暫居。七年來,獲得杜門潛修,炳燭餘光,積有百萬字以上之著述。凡我愚陋,以報我總統生前特達逾分之獎誘之千萬分之一者,則亦唯此而止耳」。蔣公秉持中國文化的精神,畢生重視教育、禮遇知識份子,非錢先生一人受惠;而先生亦深明中國文化大義,國士待之,國士報之,非像一干無恥文人,受中華民國厚恩而認賊作父,最後落得在反右文革中被批到鬥臭還不得不大獻諛詞的結局,其德其智,不啻天壤。先生歎曰:「稍窺史籍,求之古代,以一國家之元首,秦漢以來歷代帝王能如總統之下士劬學,歷久如素,亦複共有幾人」?今日的大陸年輕學人 讀到蔣公對中國文化、對士人君子如此的拳拳愛護之心,一面是青天白日境,一面是鬼蜮舊河山,真是要汗出淚下,悲憤不已了!

《春秋》大義,嚴辨華夷,絕不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與共產黨成王敗寇的唯物史觀正好相反。錢穆先生言,國父德業似周文王,蔣公德業似周武王,民國的「文武二聖」其功雖尚在未成,其德業則傳承中華道統文化,故必歷久而彌新。今日中國大陸的歷史反思,當從錢穆先生提供的角度入手,庶可更深一層,孫蔣二公的德業,也必將隨著中國文化的復興而再度光耀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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