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中共高調紀念台灣光復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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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剑虹

 

今年海峽兩岸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活動,以做為台灣光復節的10月25日這一天進入了高潮與尾聲。值得注意的是,當馬英九總統努力的將這段中華民國軍民同胞抵禦外侮的英勇事蹟與以美國、英國還有蘇聯代表的同盟國在那場全球範圍的反法西斯戰爭中所付出的貢獻努力結合在一起的時刻,習近平顯然更加重視這個中國政府從日本人手中收復台灣的日子。

從海內外不分黨派的炎黃子孫角度來看,習近平如果真的能夠放下意識形態的成見去紀念這個象徵中國人走出甲午戰爭恥辱的日子,本身會是一件值得大書肯定的大事。因為這至少代表,身為中共領導人的他,願意放下身段去瞭解台灣人五十年來接受異族殖民統治的痛苦,並且肯定當年主導收復失土工作的國民政府。

可惜的是,今年中共傾全國之力的紀念台灣光復,甚至於不惜將其他抗戰議題全面向中華民國棄守的做法,毫無疑問的存在著不可告人的政治陰謀。根據筆者這一個半月來的觀察,習近平此一作為的戰略目標有二,首先是極盡所能的弱化並貶低國民政府在收復台澎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其次則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共產黨政治正確的台灣史論述。

 

傾全國之力的紀念

在詳細介紹習近平上述兩大目標以前,筆者想先在此一一介紹從今年8月25日到10月29日這段時間內,大陸當局以台灣光復的名義在海峽兩岸舉辦的幾場大型紀念活動,以突顯當今中共領導人有多麼的重視10月25日這一天。理所當然的,做為中共領導下八大民主黨派之一,專門負責從事對台統戰工作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這些慶祝活動中發揮了主導的作用。

8月25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紀念到大陸參加抗戰的霧峰林家子弟林正亨誕辰一百週年的名義,於北京舉辦了大型座談會。畢業於陸軍官校第15期的林正亨,當年雖然是隨中華民國陸軍於崑崙關還有緬甸戰場同日軍作戰的,然而他卻因為在台灣光復後替中共在島內組織暴動的原因,而於1950年1月30日為政府下令槍斃。

從這個角度來看,到大陸參加抗戰的林正亨不只符合中共當局對民族英雄的定義,同時也是為了建立所謂的「新中國」而死於「國民黨反動派」之手的紅色烈士。所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不僅盛大慶祝這位抗日英雄與「革命烈士」的百歲冥誕,同時也出版了《林正亨畫傳》一書,圖文並茂的向兩岸讀者介紹霧峰林家第八代傳人參加中國抗戰與中共革命的歷史。

到了8月31日晚間,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與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聯合指導的抗戰勝利七十週年話劇【故園】於北京舉行了首場公演活動。依據中共官方的政治正確,這部片子描述的理所當然是來自台灣的教書先生與北平的石匠工人攜手加入8路軍抵抗日軍與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故事。然而,從一些小細節裡面我們卻不難看出,中共意圖透過這齣話劇拉近自己與台灣本土勢力的距離。

除了動員國家一級演員,身兼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理事的高倩參與演出外,中共還破天荒的允許演員在話劇裡使用大量閩南語以及「台灣腔」等本土元素,拉近台灣觀眾的距離。甚至,演員們還以閩南語完完整整的唱完了由周添旺作詞、鄧雨賢作曲的台灣經典老歌《雨夜花》。這在格外強調普通話霸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算得上是史無前例的高明創舉。

緊接著,習近平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身份,親自於9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由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率領,預備出席在天安門廣場前閱兵儀式的台灣代表團。有別於以往的是,中共這次著重於突顯連戰身為台籍抗日志士連雅堂與連震東後代的身份,而不刻意去強調他為中國國民黨的榮譽主席,以將紀念台灣光復的歷史格局由國共兩黨拉抬到兩岸的所有中國人。

除了抗戰期間在西安渡過了童年歲月的連戰之外,這個由三十三人所組成的代表團中,還有兩人是台灣光復的歷史見證人。他們分別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前往福建省龍岩參加了由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將軍兼任團長的台灣少年團,從事戰地宣傳工作的曾東昇先生,還有於二二八事變期間參加謝雪紅領導下的27部隊擔任突擊隊隊長,率領台灣民兵在埔里同國軍作戰的陳明忠先生。

曾東昇與陳明忠兩人所分別代表的,是日據時代前往中國大陸與留在島內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親自接見他們,並邀請兩人參加9月3日出席閱兵儀式的舉動,足以證明他非常積極的在建立中國共產黨與台灣光復的歷史聯繫。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次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的三十三名台灣人當中,沒有一位是參加過抗戰的外省籍國軍退伍軍人。

9月26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委在其機關會議室內舉行了台灣光復70週年座談會。出席活動者,除了抗戰期間投靠新4軍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台灣籍學生王康緒外,其餘都是追隨中共反抗國民政府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創盟元老後人。他們包括了上海組織第一任主委李偉光的女兒李芳、第四任主委林田烈的兒子林其榮與老幹部石湘濤的女兒石四箴。

身為「知台派」的習近平,當然也知道這一類慶祝台灣光復的活動,是不能夠在大陸關起門來自己搞的。所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藉由其所成立的台海出版社,與台灣的華品文創出版公司合作推出了一套共七本的《台灣抗日叢書》,於9月30日在台北市的誠品書店信義店舉辦了正體版新書發表會。透過這種文化交流的活動,中共顯然希望將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投射到台灣島內。

此一活動,得到了台灣抗日先賢丘逢甲先生的姪女,台灣抗日親屬協進會理事長丘秀芷的大力支持。出席新書發表會的,還包括了林祖密將軍的孫子,台灣抗日親屬協進會前理事長林光輝。在身兼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與中國統一聯盟副主席的王曉波陪同下,他們藉由參加《台灣抗日叢書》發表會的方式,反駁前總統李登輝所謂台灣人沒有抗日的論述。

藉由《台灣抗日叢書》的出版,中共正式承認了台灣人在接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過程中,並不是毫無作為等待著在抗日戰場上流血犧牲的大陸同胞從侵略者手中解放自己。而這樣的歷史論述,確實能夠引起對中華民族主義懷抱強烈情感的台灣民眾,尤其是祖先曾經在島內或者前往大陸參加抗日鬥爭的本省籍人士之強烈共鳴。

由於台灣實際上仍處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實際管控之下,因此除了舉行一個小規模的新書發表會外,中共難以更高調的在島內舉行光復節的慶祝活動。不過與台灣同樣有過遭受異族殖民統治經驗,並且在中共建政後與大陸處於長期分離狀態,但是在回歸中國以後做為推行「一國兩制」樣板基地的澳門與香港,卻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10月2日,北京的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澳門的中華文化交流協會以及台北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聯合在澳門舉行了紀念台灣光復七十週年研討會。身兼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與勞動黨主席的吳榮元,做為台灣人民的代表出席了活動。或許因澳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做為中立國葡萄牙殖民地的原因,整場研討會的主題主要還是聚焦於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而不是台灣光復的歷史。

一直要等到三天後的10月5日,中共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日本人佔領了三年零八個月的英國殖民地香港,舉行了第一場台灣光復七十週年的紀念大會。由於9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閱兵活動性質過於敏感,台灣的國軍退役將領聽從了郝柏村將軍的建議而集體缺席。因此,這場「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大會」也就讓中共有了締造「國共合作」政治氛圍的機會。

為了展現對台灣光復的重視,習近平派出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親自主持了這一次的活動,向與會的國共抗戰老兵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紀念章」。不過,到香港出席台灣光復紀念大會的二十名退役將領,全部都是政府遷台後才正式進入國軍服役,並非正式意義上的抗戰老兵。所以抗戰勝利紀念章的頒發對象,也就是以定居香港的二戰老兵為主了。

隨著台灣光復節日期逐漸到來,相關的紀念活動在大陸各地出現的密度也就越來越頻繁。10月12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與台海出版社又聯合在北京舉行了《台灣抗日叢書》簡體版的出版座談會。包括張克輝與林東海等在國共內戰期間投靠了中共政權的老一代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幹部,也都受邀出席活動並回顧了自己過去在日據時代的生活經驗。

出於培養新一代對台工作幹部的原因,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又在廈門舉辦了台灣光復的演講比賽。這一次的活動雖然沒有老幹部出席,但是卻也吸引了十個基層支部的十七位青年參加了比賽,藉由發表演說的方式歌頌台灣抗日先烈的英勇事蹟。由此可見,即便是做為「花瓶政黨」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對於接班人的培養也是十分用心。

五天後張克輝、林東海,田富達與曾重郎等十餘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老幹部又一同在北京出席了以紀念台灣光復七十週年為主題的座談會。在這場活動中,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領導人與老幹部們理所當然的將主軸放在宣揚台灣人愛國愛鄉的革命傳統上。同時,他們也再三強調台灣人並沒有在對日抗戰的過程中缺席。

李友邦將軍公子李力群、李建群,還有少年團成員曾東昇與郭輔義兩人則於10月22日回到福建省龍岩市,在副市長郭麗珍陪同下參加當地政府舉行的「台灣義勇隊在龍岩」歷史陳列展。由於龍岩是1942年浙贛會戰爆發後,被迫撤出金華的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的主要根據地,因此對於李友邦的後代與老部下而言,這樣的活動很自然的能強化他們對大陸的認同。

到了10月23日,北京盧溝橋上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也隆重舉行了「台灣同胞抗日史實展覽」,以宣揚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不屈不撓的精神。為了向犧牲於抗日鬥爭中的台灣先民表達推崇之意,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還展示了以下這段習近平在9月1日接見連戰時的談話:「在日本侵占台灣的半個世紀裡,台灣同胞從未停止抗爭,數十萬台胞為此付出了鮮血和性命。」

正式的台灣光復紀念大會,則於同一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出席活動的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演說中,刻意的將台灣光復的歷史,與習近平「中國夢」的構想做了歷史性的連接。他指出:「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屢遭外來侵略的民族恥辱,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做為中共官方在首都正式舉行的台灣光復紀念大會,這次的活動依舊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籣主持。與在香港的活動不一樣的是,受邀出席的台灣人士不再是國軍的退伍軍人,而是曾經拿起武器反抗國民黨統治的陳明忠以及被選中擔任青年代表,立場向來支持中共一國兩制政策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執行秘書張鈞凱。

考量到有認同中共民族主義論述的老一代與年輕一代台灣人在現場,俞正聲也強調台灣光復的歷史,在未來維繫海峽兩岸人民之間的互信,甚至於促進雙邊政治統合的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們紀念台灣光復,就是要銘記歷史教訓,緬懷先烈功勛,弘揚抗戰精神,共謀和平發展,同心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緊接著在10月24日與10月25日兩天,中共又分別透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在上海與廣州兩地,以慶祝台灣光復七十週年為名義舉行大規模的學術座談會。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會主席張榮恭與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所長趙建民等台灣貴賓出席了在上海的研討會,整起活動的主題聚焦於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與亞太周邊政治局勢的演變。

廣州的活動,除了兩岸的代表外,也邀請了香港、加拿大、日本與南韓研究台灣史與兩岸議題的學者參與。雖然相較於上海的研討會,廣州的活動似乎更重視於探討台灣光復的歷史,然而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任鄭海麟所發表的文章,卻依舊對國民政府當年收復東沙群島、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的情況有所琢磨,與現今南海緊張對立的情勢多少有點相互輝映。

25日當晚,中共在與台灣僅一海之隔的廈門舉辦了第三場的光復節慶祝大會。曾東昇與郭輔義兩位台灣少年團獲邀出席活動,並回憶自己在1945年10月25日當天於廈門中山公園慶祝台灣光復時的情景。身為中國國民黨忠貞黨員的曾東昇,在接受大陸記者訪問時雖然對馬英九總統今年大規模慶祝抗戰的作為給與肯定,但是他對於台灣社會缺乏不重視光復節歷史的風氣也進行了批判。

過了不到兩天,中共又在廈門舉辦了「台灣抗日志士李友邦事跡圖片展暨座談會」,並邀請了李力群、丘秀芷、林光輝與抗日作家呂赫若之子呂芳雄等台灣抗日英雄後代參與活動並發表演說。李力群在演說中公開指出:「我父親的理念,一是光復台灣,必須先保衛祖國;二是國共合作,跟現在的‘兩岸一家親’內涵完全一致。我很感謝我們的祖國辦了這麼多活動來宣傳我父親的事跡。」

最後,則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與國務院對台辦公室系統的《兩岸關係》雜誌社共同在廈門大學,舉行了一個名為「台灣新文學的抗日意識和原鄉情懷——紀念台灣光復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藍博洲、葉芸芸以及來自霧峰林家的林銘鐔等台灣知名作家,在中共官方的邀請下出席了活動,探討日據時代台灣人的祖國認同。

如同俞正聲在北京所發表的講話,廈門大學活動的基本主軸,仍然是意圖將台灣光復的歷史與習近平的中國夢做連結。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朱雙一在他的論文中,就開宗明義的表示:「台灣和大陸是一榮俱榮、一衰俱衰的命運共同體。今日中國日益發展強大,像『乙未割台』這樣的悲劇就不可能重演了,如此也才能根本消除産生『台灣悲情』的來源。」

從上述的這些例子來看,中共今年是非常用心的在同實際控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爭奪台灣光復的話語權。回顧中共政權成立六十多年來的歷史,如此高規格與高密度的紀念台灣光復,可能還真的是頭一次。而中共開始偏重台灣光復史的原因,首先可能與習近平意圖與國民黨爭奪誰更有統治台澎地區正當性的政治工作有密切的關係。

 

抵銷國民黨在台灣光復中的作用

從今年對岸高密度紀念台灣光復七十週年的情形來看,習近平似乎寧可在其他抗戰議題的論述權上全面對國民黨棄守,也要確保共產黨在中國收復台澎失土的歷史過程中沒有缺席。如今共產黨已經快要有一統台灣的軍事、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所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台灣的歷史與道德正當性,看在身為「知台派」的習近平眼中,已經是對台政策中的頭等大事。

畢竟共產黨無論怎麼竄改歷史,也沒有辦法扭轉國民政府在戰時做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事實。外加今年歐美各國與海外華僑對馬英九在台灣舉行的抗戰活動格外捧場,讓習近平體會到去與有心紀念這段歷史的中華民國政府爭取整個抗戰的論述權是非常不智的。相反的,唯有奪得台灣光復史的話語權與統治這塊土地的正當性,習近平才可以一勞永逸的消滅中華民國這個心腹大患。

或許,這正是為什麼今年中共今年一反常態的不邀請國軍外省籍退役將領參加北京閱兵活動,甚至於原本已經約好要去的部份台灣與香港抗戰老兵,都臨時取消他們席位的原因。一來這些人不會真心認可中共關於抗戰史的論述,二來則是國民黨背景的退伍軍人邀請的越多,中共就越是必須要違心的塑造國共和解的氛圍,無法放開手去建立自己所需要的台灣光復史觀。

那麼,中共是要建立什麼樣的台灣光復史觀呢?如同上面所述,習近平非常明白,國民政府領導抗戰與收復台灣的地位,是共產黨所無法完全抹煞與取代的。所以,習近平所希望重新建立一套將國民黨的作用邊緣化與極小化,並且將共產黨的作用極大化的新史觀。在這個台灣光復史觀下,國民黨扮演的是配角與反派相互切換的地位,正派則是中國共產黨與胸懷祖國的台灣本土派。

所以,中共固然在其論述中承認國民政府是戰時唯一有能力代表中國收回台灣與澎湖主權的合法政府,但是同時又必須強調共產黨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鞏固兩岸軍民同胞抵抗侵略與光復失土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這或許就是為什麼,在今年9月3日上映的電影【開羅宣言】的海報上,出現的是唐國強飾演的毛澤東,而非馬曉偉飾演的蔣中正的原因。

當然,拍攝這部電影的八一電影製片廠與導演溫德光不知道在開羅會議中代表中國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商討戰後東亞秩序,還有台灣戰後歸屬問題的是蔣中正而非人在窯洞裡的毛澤東。然而若要是真的按照史實去拍攝【開羅宣言】完全都不提毛澤東的話,勢必違反了習近平建立紅色的台灣光復史觀的企圖心。

因此,在面對包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內的海內外華人排山倒海的抗議聲浪時,中共官方媒體《環球日報》居然還大言不慚的做出了這樣的回應:「八一廠拍開羅會議,而不是拍平型關大捷或百團大戰,註定要把蔣介石當成正面主角之一。此外這些年大陸螢幕銀屏上出現那麼多正面國軍形象,正面戰場已完全恢復了它的歷史榮譽。」

換言之,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當局顯然認為,大陸願意去拍片肯定蔣中正參加開羅會議的歷史作用,做為內戰失敗者的中華民國政府就已經該偷笑了,啟還有討價還價的資格。馬英九於8月27日出席退伍軍人協會活動時批判【開羅宣言】為笑話的表態,看在習近平的眼中也顯然是「給臉而不要臉」的。然而,這還只是中共極小化國民政府光復台灣貢獻的開始而已。

按照中共的論述,獲得英美外交承認的蔣中正固然是代表中國出席開羅會議的國家元首與軍事強人,但是光依靠不懂如何發動人民群眾參加抗戰的國民政府與中央軍,他是沒有資格取得參與此次重大國際會議的入場卷的。中共始終認為讓日本百萬大軍陷入中國抗日戰爭泥沼,無法將兵力轉移到東南亞與太平洋同盟軍戰鬥的,是毛澤東領導下的所謂「人民軍隊」。

毛澤東本人在1945年8月23日於延安舉行的幹部會議中,發表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對於抗戰時「人民軍隊」的作用給與了以下的評論:「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給他守衛的,這就是解放區,就是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我們保衛了大後方的二萬萬人民,同時也就保衛了這位委員長,給了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的時間和地方。」

同一天他替新華社寫的社論《蔣介石在挑動內戰》,也對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是否有資格代表中華民國去收復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中國失土,提出了強烈的質疑:「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人民要求,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制日本的權利,並且有參加將來和會的權利。」

此一論述,基本上是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9年改革開放為止,大陸地區對抗日戰爭與台灣光復等歷史事件在描述上的主要基調。直到鄧小平上台後,為了向蔣經國展示大陸當局的友好態度,才逐漸承認國民政府領導對日抗戰「正面戰場」的貢獻。連戰在2005年訪問大陸並提出「聯共制台獨」後,國民黨軍人在抗戰期間的英雄形象更是得到了廣泛的宣傳。

考量到大陸年輕一代對中央軍的好感已經要超越了共軍,習近平開始有計劃的改變延續自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的路線,在抗戰史論述上有重新走回毛澤東時代的跡象。筆名為黎陽的大陸作者,在一篇紀念抗戰七十週年的文章中這樣寫著:「使中國因得以作出對扭轉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戰局做出最大最關鍵的貢獻而收復東北和台灣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

今年,馬英九政府以透過國防部向海內外所有參加過抗戰的中國老兵,包括共軍老兵頒布抗戰勝利紀念章的做法,讓台灣在掌握歷史高度的鬥爭中擊敗了中國大陸,更是讓習近平感受到大感威脅。此一發展更讓習近平下定決心,哪怕是放棄對8路軍與新4軍的宣傳都可以放棄,也必須要以直取台灣光復史的論述來剷除國民黨。

為此,中共當局不忘透過《解放軍報》一篇名《歷史的拷問》社論,質疑有大批將領與官員隨黨內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出手搞「曲線救國」的國民黨,究竟能有多大的決心從日本人手中收復台灣。社論特別指出:「抗戰中投降日軍的國民黨將級軍官達五十八人之多,成建制投敵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六十萬人,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二十多人,並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

理所當然的,社論還必須要強調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是懷抱著何等不退讓與不投降的精神與侵略者以及親日政權的武裝戰鬥,並將之與「貪腐成風,妥協成性」的國民黨做了一個比較:「在國民黨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實力、暫時投降』的諭戒。與此相反,在共產黨的入黨誓詞中,有一句近百年不變的錚錚誓言:『永不叛黨』。歷史上黨內雖也有叛徒,但終沒有形成氣候。」

除了強調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是中國得以真正收復台灣的原因,習近平在建立新的台灣光復史論述時,出於抵消國民黨正當性的目的,也大量引用了台灣本土派,甚至於獨派對國民黨的一些批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論點,就是強調兩蔣父子對台灣的威權統治與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之間所存的延續性,並以此否定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正當性。

10月31日,參加「台灣新文學的抗日意識和原鄉情懷—紀念台灣光復七十周年」的劉知甫,就被允許如此描述其做為台灣文學家的父親龍瑛宗在兩個時代裡所遭遇到的打壓:「在大和民族日本帝國主義極權統治下,禁止使用中華民族傳統漢文為寫作工具;光復後稱為中華民族的國民政府極權統治下,卻禁止使用大和民族原使用的日文為寫作工具。」

上面的這段明顯偏向獨派,將中華民國與日本帝國同樣視為外來政權的論述,幾乎是破天荒的首次出現於中共舉辦的研討會上。為了更加的抹煞國民黨代表中華民族光復與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中共還默許學者們在討論中將台灣獨立運動的出現,歸功於兩蔣父子的打壓。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父親葉榮鐘支持台灣獨立,但是本身支持兩岸統一的台灣作家葉芸芸在會上的發言講起。

葉芸芸首先以父親的思想轉變為例,意圖在研討會上向來賓們解釋最早的台灣獨立運動敵視的主要目標為國民黨政府及其背後的美國,絕非要與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作對。她指出:「做為一個台灣人他在感情上對國民黨的憎惡愈深,寄託希望於台獨運動便愈熱切,但是在客觀國際情勢之下,依賴美日的台灣獨立運動縱使能實現,亦必靠日本則受日本之控制靠美國則受美國之操縱。」

接下來,她又對早年的所謂左翼台獨運動進行了深入分析,也強調其父親與中國共產黨人有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使命。葉芸芸激動的表示:「充當帝國主義的馬前卒,這是民族意識堅定並對日本殖民帝國主義有深刻認識的父親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的結論是台灣之將來只好和大陸人民同其運命,除此之外已無路可走。 」

一直以來,強調國民黨政府如何在性質上繼承了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論述都是中共、台灣的紅色統派以及獨派攻擊中華民國的共同語言。唯一的差別,可能還是在於前者強調的是台灣還沒有真正光復並回歸祖國,後者則著重於台灣還沒有完成「去殖民化」的過程,也就是反課綱學生們朗朗上口的所謂「解殖」,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即便在同一件論述上的出發點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習近平的領導班子願意讓部份獨派的聲音出現在大陸的研討會上,似乎表示中共有強烈的企圖心與本土派建立一個以打倒國民黨為終極目標的統一戰線。雖然在立場上同樣反對帝國主義的左翼獨派,看似與以蔡英文為代表的親日右翼獨派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此一統一戰線若真的能夠建立,對於民進黨的幫助還是大到難以衡量的。

當然,光是抵消國民黨的論述這一點,尚無法建立中共未來對台統治的正當性。要完成這樣的任務,習近平還必須要如同金日成、金正日與金正恩三代北韓領袖掌握朝鮮抗日運動史的論述一樣,建立起中共與台灣抗日運動的歷史聯繫。若要是沒有辦法得到包括一部份的獨派人士在內的本土派背書,沒有到過台灣的習近平恐怕還真做不到這一點。

 

建立紅色台灣抗日史觀

如果中共真的有心,其實想要建立紅色的台灣光復史論述,其實也不是一件那麼困難的事情。畢竟如同所有遭受過歐美與日本殖民統治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台灣的抗日運動從20年代開始,就受到了蘇聯革命的刺激。尤其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更被無數意圖擺脫殖民枷鎖的台灣與朝鮮知識份子視為反抗日本人的精神武裝。

事實上,在俗稱台灣共產黨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創黨過程中就有中國共產黨的參與。然而,做為歷史上第一個在其黨綱內打出建立台灣共和國內容的政黨,台灣共產黨同時也被許多歷史研究者視為當代台獨運動的鼻祖。以陳芳明為代表的左翼台獨人士,多年來都致力於與中國共產黨還有島內的紅色統派爭奪台灣共產黨的歷史論述權。

從2008年開始,中共對在奪取台灣共產黨歷史論述權方面就已經展現了強烈的企圖心。其中由中共漳州市委黨校歷史學教授何池所寫的《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台灣革命研究》,就意在強調中國共產黨與台灣共產黨之間存在的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不是如台獨人士所講的那樣,是共產國際領導下平等的兄弟黨關係。

對於共產國際硬是要依據台灣屬於日本殖民地的情況,而將台灣共產黨納入日本共產黨的做法,何池教授提出了強烈的批判:「在台灣創建黨組織本來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事,而且中共也正在為此而積極準備,然而共產國際竟然把在台灣創建共產黨的任務交給日共中央,還要指令其成為日共中央下屬的「民族支部」,這就等於把日本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行竊據台灣的非法事實合法化。」

同時,他也以中共派出身兼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化名為彭榮的瞿秋白在1928年4月份,親自指導了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大會的歷史為例,指出海峽兩岸的共產主義運動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何池指出,台共的一切政治組織綱領,包括勞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方針,都由翁澤生與謝雪紅兩人在那一次的成立大會上交給了瞿秋白審閱。

以此為據,何池承認台灣共產黨雖然有所謂《台獨黨綱》的存在,但那也只是為了讓台灣能夠更快速脫離日本帝國統治所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畢竟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並不具備從日本人手中奪回台灣的軍事能力,而且又是由敵視共產黨人,而且「反動」性質與台灣總督府雷同的國民黨統治。所以在共產主義革命於中國大陸成功以前,台灣成為一個獨立共和國的安排顯然對中共更為有利。

今年由 徐康吳藝煤所撰寫,台海出版社出版,做為《台灣抗日叢書》壓軸之作的《台灣共產黨抗日史實》一書,基本上傳承了《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台灣革命研究》的精神,繼續對民進黨壟斷台灣左翼運動史的行為進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共產黨抗日史實》使用了大量了來自於俄羅斯的前蘇聯與共產國際解密檔案,只為證明台共與中共的歷史淵源超過日共。

在本書的序言中,兩位作者開宗明義的指出,他們研究台共歷史的原因,是要防範台灣的獨派人士奪走原本應該屬於中共的歷史詮釋權:「多少年來,「台灣史上的第一面紅旗」――台灣共產黨――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甚至被別有用心的「台獨」分子篡改。台灣共產黨,這面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中撐起的抗日紅旗,竟默默沉睡了近一個世紀!」

除了大力抨擊民進黨與獨派外,《台灣共產黨抗日史實》的另外一個出版目的似乎也是提醒大陸進行對台統戰工作的官員們,不要在打擊台獨的同時,忘掉了中共消滅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進而鞏固紅色江山的終極目標。而想要達到消滅中華民國之目的,北京就必須要在歷史與道德上,證明中國共產黨比中國國民黨更有統治台灣的正當性。

這樣的一個正當性,理所當然的可以用強調中共比國民黨更為關心並支持台灣抗日運動的這點來塑造。最特別的一點,在於《台灣共產黨抗日史實》以1930年10月底霧社事件爆發後,於上海負責擔任中共與台共聯繫工作的翁澤生到處奔走,積極聲援賽德克族抗暴事件為例,突顯了兩岸共產主義信徒早在抗戰爆發以前就已經關心起台灣的原住民議題了。

很顯然的,徐康吳藝煤希望透過強調當年身為在野黨,甚至於中央政府眼中恐怖份子的共產黨聲援台灣人民抗日的歷史,暗諷做為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對台灣問題過於冷漠。除了繼續將進攻紅軍的國軍,與同時期鎮壓賽德克族的日軍相提並論外,他們也在書中嚴厲譴責了依據國與國之間的引渡條例,將逃往大陸的台籍抗日份子遞解給日本警察的國民政府。

與此同時,中共當局還必須要設法對毛澤東在1936年7月16日接受美國左派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訪問時,公開支持台灣與朝鮮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言行做出合理的解釋。為此,中共反覆以毛澤東在1937年4月5日發表的《祭黃帝陵》一文中出現的「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來證明毛澤東支持台獨的行為,只是爭取台灣脫離日本回歸祖國的一種手段。

抗戰爆發後,打著反帝國主義旗號的中共也確實大幅度的藉由支持在華的日本、朝鮮與台灣人所成立的反戰或者抗日團體。無論是在延安成立,有強烈日共背景的日本反戰同盟,還是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朝鮮義勇隊與台灣義勇隊,都有中國共產黨人的參與。尤其是李友邦將軍的台灣義勇隊能夠成立更是與周恩來的介入有密切的關係。

根據台灣少年團成員曾東昇的介紹,台灣義勇隊與朝鮮義勇隊一樣,都是國民政府領導下的一支政治作戰隊伍。然而,協助李友邦成立台灣義勇隊的駱耕模以及先後擔任該單位秘書的張一之、華雲遊與潘叔華等人卻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共產黨員。深受廖仲凱影響的李友邦,本人也曾因思想左傾,而在蔣中正實施清黨時被逮捕入獄。

就如同二戰時的朝鮮義勇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一樣,台灣義勇隊是有高度社會主義特色,並且由殖民地人民組建的武裝力量。據曾東昇先生回憶,他所待的台灣少年團就與附屬於朝鮮義勇隊的三一少年團就有過密切的合作與交流。同時,他們也曾被動員寫信與蘇聯的小朋友相互鼓勵對方在全球規模的反法西斯的戰爭中取得勝利。

除了在編制上屬於國民政府,但是卻左傾的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外,今年北京的紀念活動也更加強調直接參加中共抗戰的台灣人。比方說出演【故園】的高倩,她外祖父於抗戰期間服務於其堂哥孟天成在日本關東州,也就是大連經營的博愛醫院。這對堂兄弟都曾向8路軍的根據地走私過醫療用品,所以戰後雖被一度為國府視為漢奸看待,但卻是中共眼中不折不扣的愛國台胞。

《台灣抗日叢書》中的三本《台灣抗日人物集》,基本上就集中於討論張志忠、李純清、朱天順、莊索、羅金榮與李偉光等參加共軍抗日的台灣人。比較特別的是,中共在今年尤其重視於對莊索的宣傳,主要是來自於高雄的他居然是新4軍臂章的設計者。然而,這位畢業自廈門美術專業學院,曾任職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台灣美術家,令人意外的是戰後並沒有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發展。

相反的,他選擇回到了已經回歸祖國,但是仍由自己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治理下的台灣,並進入高雄市漁會工作,成為了中華民國地方政府體制下的一位公務員。雖然在冷戰兩極對立下的時代氛圍中,莊索無法公開在島內宣揚自己的共產主義思想,但是他仍在晚年以繪製大量油畫介紹南台灣人文歷史與農漁民生活的方式,累積了相當的社會影響力。

最讓中共感動之處,海峽的分裂與隔絕並沒有讓思想左傾的莊索忘記自己與新4軍的歷史淵源。除了與台灣鄉土密切有關的繪畫作品外,莊索從保釣運動時代開始就創作了許多關於他在蘇北新4軍根據地內參加抗戰的故事。當然,他不會明目張膽的向外界承認自己參加的,是在中華民國的教科書中被形容為抗戰破壞者的新4軍。

儘管對外強調自己抗戰時參加的是廣義的國軍,莊索還是希望自己的繪畫能為鹽城的新4軍紀念館收藏。不過這樣的願望,還是要等到莊索於1997年11月18日後,才由他子承父業的藝術家兒子莊伯和完成。這一種土生土長,參加過所謂「人民軍隊」,擁有強烈中華國族認同,而且又替新4軍設計臂章的本省人才是中共紀念台灣光復時的真正代表性人物。

當然,相比起看待二戰的歷史時,完全與英美站在同一視角的國民黨以及在角度上逐漸往德日等軸心國靠攏的民進黨而言,早期到大陸參加抗日的台灣人在觀點上更接近蘇聯、中共與北韓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反法西斯史觀。同時,在抗戰末期公然反對美國「託管」台灣的台籍精英,無論是替重慶還是延安服務,也都在今日美「中」對立的格局下,成為中共宣傳忠的愛國英雄。

除了宣揚李友邦對抗戰的貢獻,中共也不斷在台灣義勇隊一系列相關的紀念活動中,強調他如何藉由在1943年發表《滿佈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 》一文來反駁美國人《生活》與《時代》雜誌所提出的「託管論」。換言之,在承認美軍於太平洋戰場上擊敗日本貢獻的同時,中共也希望透過建立一個新的台灣光復史論述,來極小化美國未來干預兩岸事務的空間。

 

結語

中共如此大手筆紀念台灣光復,除了與民進黨爭奪本土歷史的論述權以及消除國民黨統治(與美國干預)台灣的正當性外,顯然還希望能夠在島內年輕族群傳承老一代抗日台灣人愛土地愛祖國的理想主義精神。這個理想主義精神,顯然是希望台灣人追隨抗戰左派前輩們的腳步,團結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的與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做鬥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陳明忠在10月23日於北京舉行的大會上,就以過來人的身份將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與海峽兩岸的統一進程,甚至於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做了一個承先啟後的連結,他說:「我一生的經歷告訴我,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台灣光復;只有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我們台灣人才能夠真正享受到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光榮。」

年輕一代的張鈞凱,也在會上呼應了陳明忠的訴求,強調台灣人不該在中共領導下的民族復興進程中缺席:「兩岸青年凝聚共同認同,最佳的仲介機制就是歷史。唯有通過以歷史為基礎的深度交流與對話,臺灣青年才能清楚地認知到兩岸至今尚未統一這個民族悲劇的根結,反省過去、承繼傳統,直面現實、放眼未來,以充滿自尊、自信與自豪的心態,融入到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中」

在這個中華民國傳統抗戰論述在台灣遭到本土史觀挑戰,而本土史觀又無法替台灣所遭遇到的困局找到出路的時刻,中共藉由大規模紀念台灣光復,告訴台灣的年輕世代,尤其是所謂的太陽花世代們,結束台灣人四百年的歷史悲情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追求的民族復興夢,參與其中並共享「榮耀」。

面對中共大動作爭取台灣光復的歷史詮釋權,筆者認為中華民國政府所該時師的反制手段,應該是除了讚揚李友邦與丘念台等與中共關係較為友善的台籍抗日志士外,在未來的紀念活動中,應該多去強調在戰時直接參加國軍,尤其是中央軍部隊的台灣人為主。他們當中以鄒洪、黃國書、陳嵐峰、蘇紹文與陳守山為主,通通都符合既抗日,又反共的政治正確。

可能是為了安撫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的情緒,或者是相關史料蒐集不易的原因,近年來馬政府紀念台灣光復的活動幾乎都只強調李友邦,而不提上述幾位國軍台籍將領。這樣的情況,一直要到今年10月25日日台灣省政府在中山堂與國史館舉行的兩次盛大活動中,才總算是請出了蘇紹文將軍的兒子蘇繼光先生參加,證明了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中也有反對中國共產黨者存在。

反對台獨也反對中共,出生於大陸並且從頭到尾經歷過抗戰的蘇繼光先生就在接受筆者訪問時,對馬英九舉辦的台灣光復七十週年紀念活動贊不絕口,認為長期以來受到冷落的父親,終於得到了國家與社會的重視,他指出:「馬總統這次活動辦的很有心,把美國總統與將軍的後代都請回來了,不要讓大陸上說抗戰是他們打的。」

 

圖一:2015年抗戰勝利70週年國史館慶祝臺灣光復節

 

圖二: 10月25日,台灣少年團老兵曾東昇(左)與台籍國軍將領蘇紹文之子蘇繼光出席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舉辦的台灣同胞與抗戰座談會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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