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對日抗戰是為人類普世價值而戰——紀念抗戰,應該超越狹隘民族主義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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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劍虹

民族主義與對日抗戰

看到這樣的標題,許多人可能會認為出生於美國,在台灣成長的筆者是一位沒有血淚,對中華錦鏽河山乃至於戰死於抗日戰場上的英雄毫無情感的民族虛無主義者,甚至可能會有許多人懷疑我在這裡高舉反共大旗,但是實際上在散步所謂「台獨」理論的毒草。

可事實上,筆者從降生的那一天開始,就已經有了美國公民的身份,而且在南加州的日子過的也算不錯,如果真的對中華錦繡河山無動於衷,那麼我也沒有必要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回到目前仍在中華民國政府實質統治下的台澎金馬地區,從事推動兩岸民間交流的工作。

對抗日烈士無動於衷?筆者還在南加州讀書的時候,便已經與張光明還有喬無遏兩位參與過對日抗戰的中華民國空軍前輩,並且在返回台灣取得正式工作後,利用業餘時間從事國軍老兵的口述歷史工作不間斷長達三年之久,在島內目前恐怕還尚未有年輕世代能夠超越。

至於指控筆者為「台獨」主張者,那就更是天大的笑話,因為我雖然並非狂熱的政治運動參與者,對於被中共用來當作統戰工具的「和平統一運動」更是發自內心的感到排斥,但是對於某些藉由煽動民粹與暴力來製造族群分裂與社會動亂的民進黨人士,在下向來也是保持距離,甚至起身對抗的。

那麼,為什麼我要在這裡強調紀念對日抗戰必須要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呢?是因為筆者討厭民族主義嗎?從七十多年前的時代氛圍來看,我們首先不能否認民族主義在國民政府領導下的那一場反侵略戰爭中,發揮了團結本來處於一盤散沙的中國老百姓,甚至於各派系軍隊的關鍵作用。

其次,對日抗戰的勝利確實讓中華民國擺脫了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與東方列強套在中華民族身上的枷鎖,中國人不僅從日本人手上奪回了東北、台灣與澎湖等失土,而且還藉由與歐美國家簽署《平等新約》,成功的收復了外國人所控制的租借區。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在蔣中正委員長的領導下,中華民國由原本一個四分五裂的所謂半殖民與半封建國家搖身一變的成為了世界四強,並且以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身份,同美國、英國與蘇聯等盟友一同締造了今日的國際秩序。

所以,筆者並不否定民族主義在中國擊敗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確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毫無疑問的是國軍能撐到戰爭勝利的一個非常關鍵原因,然而我卻堅決反對單獨,甚至於抬高「民族主義」,尤其是「狹隘民族主義」的作用。

畢竟,對日抗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而今日全球絕大多數的人類,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二十世紀唯一一場正義戰爭的共識,換言之這一場戰爭的意義,在本質上絕對不只是一場「中華民族對大和民族的復仇戰爭」。

在中共當局一邊喊著紀念所謂「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口號,一邊準備於今年9月3日於北京舉行大規模閱兵活動,耀武揚威的準備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較勁的同時,筆者首先要在此強調以「狹隘民族主義的心態」紀念抗戰歷史所可能產生的各種副作用。
為何紀念抗戰不宜走「極端民族主義」路線?

由於在進攻中國的過程中,日軍出乎預料的遭受到國軍的激烈抵抗,從而產生了極端的報復心裡,因此在抗戰初期的階段中,他們對於佔領區內的老百姓,犯下了許多手段殘酷到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也讓絕大多數的中華兒女,直到今日對日本這個國家感到仇恨難消。

然而,到了現在如果我們在紀念抗戰歷史的時候,還不能夠擺脫七十年前遺留下來的仇恨心態的話,這將不只意味著未來的中國人將難以正常與健康的心態與日本建立正常的關係,同時對於中共當局企圖藉由煽動民族主義鼓勵大陸民眾產生仇日思想的目的,也會有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首先,不只在今天的台灣有主張重新肯定日本「大東亞戰爭史觀」的人存在,即便是在中國大陸,許多自幼年時代開始接觸中共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年輕人,出於對國際乃至於國內政治環境現狀的反彈,也開始對當年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日戰爭產生了質疑。

尤其以主張走「大漢種族主義」路線,甚至主張效法納粹德國路線清洗國內少數民族的極右翼「皇漢」份子,就出於對抗美國針對中共當局所制定的亞太「再平衡」政策的想法,認為當年蔣中正聯合歐美國家抵抗軸心國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

他們認為,從血統與種族的角度來看,大和民族與大漢民族是更為接近的「親兄弟」與「親骨肉」,假若現在的中國人對於蒙古人與滿洲人過去屠殺漢人的歷史都能夠輕易原諒,甚至於承認元朝與清朝是中國朝代的話,那麼對於日本人所沒有成功建立的「和朝」根本上就沒有反對的必要。

極右翼的「皇漢」人士主張,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不能夠從西方人「主權國家」的觀念來看,而必須要從中國人傳統的「王朝征服論」角度出發,指出日軍對中國的各種入侵與屠殺,只不過是要重新在中原建立一個比國民政府更有效率,同時也帶來更多穩定的新中央王朝而已。

這一些堅決反對蒙古人與滿洲人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皇漢」人士,對於日本人卻出乎意料的非常寬容,甚至對於1941年後日軍進軍東南亞,戰勝英國、美國、荷蘭、澳洲與紐西蘭聯軍的行為視為全體「黃種民族」的光榮勝利。

甚至,他們天真的認為,入主中國的日本人,能夠協助漢民族將領土與版圖成功擴展到新幾內亞,建立一個就連元朝都比不上的千年帝國,因此他們從這一個角度來看,根本上就認為當年中華民國不該抵抗日軍的侵略,甚至指控國民政府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幫兇。

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人從抗日戰爭給了蘇聯與美國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干預中國內政,甚至於造成兩岸戰後分裂的角度出發,同樣認為當年蔣中正帶領全國軍民對日抗戰是上了西方列強,乃至於中國共產黨的當,並指出汪精衛的和平反共建國路線其實更適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雖然不會像極端的「皇漢」份子一樣,去把侵略國土屠殺同胞的日本人當成「親骨肉」看待,然而信奉汪精衛先生路線的「汪派」份子則也在某些程度上肯定日軍對東南亞發起的「大東亞戰爭」的「正義性」,畢竟那所針對的對象,是從鴉片戰爭開始便不斷的侵略與瓜分中國的歐美列強。

以越南、緬甸、印度與印尼都出現右翼民族主義者積極協助日軍與西方國家軍隊作戰為例,海峽兩岸的「汪派」人士雖抨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但卻還是發自內心的希望看到遭受白種人殖民統治的「黃種民族」獲得解放,因此對於與美英合作的蔣中正重慶政權,也存在著許多的質疑。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於1943年1月正式向美英兩國宣戰,接著又在日軍幫助下收回了歐美租界的汪精衛先生,可能才是真正的中華民族英雄,乃至於孫中山先生「大亞洲主義」思想的繼承者,並堅定的相信這是避免中華民國在戰後一分為二的正確道路。

根據與中國頗有淵源的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的回憶,這種「聯日抗美」的思想,確實普遍存在於當時的中國知識菁英的心中,甚至還有其中一位教授對她說出了如此的心裡話:「雖然日本人現在是我們的敵人,但是如果要做出最終選擇的話,我們寧可成為日本的附庸國,而不是美國的。」

儘管國共兩黨領袖普遍的將汪精衛視為「漢奸」看待,但是卻無法否認其支持者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出於類似於今日中共反美與反西方教育下的大陸人排斥白種人的心態,而選擇與日軍合作的,只因為他們相信身為黃種人的日本人,不論如何也不可能如同白人那般把中國人當劣等公民看待。

當然,支持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國人,也不是真的打從心底裡面願意當日本人走狗的,只是他們相信在一個「大東亞戰爭」取得全面勝利的時空環境裡,擁有領土、人口還有文化絕對優勢的中華民國,最終將會以和平的方式取代日本帝國,成為新一代「亞洲聯盟」的領袖。

所以,他們認為中國就算沒有辦法收回滿洲國、台灣與澎湖等失土,那也只是中華民族暫時無法完成民族統一而已,因為只要等到哪一天中華民國又再度成為了亞洲國家的新領袖,這些問題都能夠得到完善的解決,無論如何都比今日北京與台北當局都必須要維持美國規定下的兩岸現狀來得好太多了。

目前,無論是主張「皇漢」還是汪精衛路線者,在海峽兩岸政治的統獨光譜中,都屬於紅色的或者藍色的「統派陣營」,他們雖然不至於與台灣的獨派人士站在同一陣線,但是卻打從內心存在著否定抗日戰爭的民族主義史觀,並且認為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過去灌輸給自己的都是錯誤的歷史。

若要是中共繼續在紀念抗日戰爭的活動中,宣傳與傳遞極端的民族主義,甚至於種族主義排外思想,助長這兩股人馬在中國大陸甚至於台灣島內的勢力,那麼最終自己所宣傳的歷史觀點可能也有一天會遭到這些極右翼人士的反彈,畢竟我們不能忘記,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可也是十分強調「國際主義」的。

當然,這類「聯日抗美」的極端黃種主義思想,在今日的中共鷹派當中其實還很受歡迎,比方說北京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大校就曾在2012年公開提出了這樣的主張,並認為這是能夠幫助中國突破美國在亞太封鎖的不二法門,但同時卻忽略了自己的說法,已經從根本意義上就否定了共產黨所宣揚的對日抗戰史觀。

因此,過份的強調民族主義觀點,不只將導致大陸民眾未來更加的敵視與排斥外國人與少數民族,甚至引起中國與外國的緊張關係,同時不少亞洲本土的新納粹份子,也有可能以「當年身為亞洲人的中國為何不幫助同為黃種人的日本」為理由,質疑整個對日抗戰的歷史價值,這是筆者所絕對不願意樂見的。
對日抗戰是為人類普世價值而戰

筆者認為,今天紀念抗日戰爭,必須要超越狹隘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從保衛人類整體文明發展的普世價值角度出發,畢竟當年迫使全國軍民拿起武器抵抗日軍侵略的因素,並不是只有民族主義而已,日本也不像納粹德國那般有針對中國人的種族滅絕計劃。

日軍對中國人的瘋狂屠殺與凌辱,大多數幾乎都是在遭遇到國軍或者游擊隊抵抗後的臨時報復性作為,在當時日本的決策者,甚至於發起「九一八事變」的元凶石原莞爾,也都認為中華民國是未來日本帝國發動對蘇聯,乃至於對英美戰爭的潛在盟友。

由於中國疆域太大的因素,日本人屠殺東北人的時候,湖南人未必有感覺,而當湖南人遭到屠殺的時候,福建人也可能認為事不關己,所以曾經有老兵很明確的告訴筆者,如果日軍當年是用「蠶食」,而不是後來「鯨吞」的方式推動侵華戰爭的話,中華民國或許早就已經屈服了。

所以,筆者認為中國人後來之所以會不分男女老幼與階級,群起支持國民政府抗日的原因,還是在於日軍實施報復的手段太過於殘暴,也太過於軍民不分,從而導致越來越多人相信自己就連當個順民苟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

當年的中國人,或許不太可能會有今日我們所普遍熟悉的人權概念,但是對於拿著刺刀殺害自己同胞,而且被逼著每次見到都必須要彎腰鞠躬的日本侵略者,還是會因感受到權益遭到嚴重侵犯,而願意支持國民政府或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隊。

然而,相較於以恢復戰前秩序為主要目的的國民政府而言,中共雖然也在與日軍還有親日政權的部隊作戰,他們的目標卻不只是驅逐侵略者,同時也必須要為戰後的共產主義革命進行準備,因此作起戰來殘暴與違反人權的手段比起日本人而言,很多時候是過之而無不及的。

出於鼓舞「農村民族主義」的目的,中共武裝時常以對日軍的小股武裝或者巡邏隊發起偷襲與伏擊作戰的模式,迫使佔領軍方面出動大規模部隊,針對淪陷區的村莊進行搶光、燒光與殺光的所謂「三光作戰」,軍民不分般的進行無差別屠殺。

那些親人遭到日軍屠殺的中國農民,很容易就會出於滿足自己復仇的願望,而主動加入當時他們認為正在與日本人作戰的所謂8路軍與新4軍,進而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在戰後從國民政府手中奪權的資本,這自然不會是今天的北京在紀念抗戰時所願意提到的往事。

如同今天的「伊斯蘭國」組織一樣,當年在公開場合中十分強調「國際主義」,並且對於西方的合作都表達歡迎的中國共產黨,十分樂意以恐怖手段來彌補自己在物資上的不足,為了從日軍或者偽軍手中奪取武器,以民族主義作為手段欺騙無知的農民到戰場上當砲灰。

一位在抗戰中期被迫加入新4軍擔任娃娃兵的老先生,在過去接受筆者採訪的時候,就指出當時部隊的政治指導員是一位年輕的女性,但是這位大姐為了從日本人手中搶來一挺機槍,居然不斷的鼓勵他們這些手無寸鐵的農民用肉體去消耗敵人的子彈,並表示等到日軍彈藥打完後,就可以搶奪其武器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雖然在嘴巴上永遠是把「人民」兩字放在第一位,但是為了從日軍、偽軍還有國軍手中奪取政權,他們的心中是從來不在乎老百姓死活的,而且為了所謂的革命,也是絕對願意拿自己口口聲聲稱呼要保護的民眾作為犧牲品。

而每當他們從日偽軍手中奪取下一個村莊後,出於建立紅色基層政權的目的,會對一切反對共產主義的同胞,哪怕是同樣也在與日本人作戰的國民黨幹部扣上「漢奸」與「賣國賊」的帽子,然後以與日軍幾乎同樣程度殘忍的手段加以批鬥與殺害。

我們不難發現中共即便確實曾經與日本侵略者作戰,但是他們的行為從根本上來看卻是脫離普世價值的,這也是為什麼有許多淪陷區的老百姓,雖然在心態上百般排斥日軍,但是卻寧願選擇汪精衛政權,也不願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的主要原因。

與此相反的是,國民政府的軍隊雖然在與日軍作戰的時候也採取過「焦土抗戰」的政策,甚至也透過發動花園口決堤,或者是火燒長沙的方式來延緩侵略者前進的時間,或者是避免重要的戰略物資落入敵人手中,但是總體來看國軍還是遠比日軍與共軍更重視人權價值的。

國軍為了在戰場上阻礙日軍的行動,確實也曾經採取過自殺攻擊的手段,然而基本上我們沒有看過他們在中國老百姓身上綁上炸彈,然後拿著槍枝逼迫老鄉們去與敵人同歸於盡,或者是要農民去用肉體消耗日本人機槍子彈的案例發生過。

就以在1944年反攻雲南騰衝與龍陵的中國遠征軍健兒為例,他們曾經從日軍手中拯救了八十多名來自於中國大陸各地區、朝鮮半島、台灣還有日本本土的慰安婦,國軍不只沒有如同共產黨那樣,將這些被迫去替敵人服務的可憐女人視的侵略者的幫兇,相反的還在美軍的協助下找尋了適當的地方安置了她們。

根據其中一位長者的回憶,他當時所在的第71軍就一共救出了六名台灣籍的慰安婦,這些女人在國軍裡面不只生命與尊嚴都得到了保護,而且後來還在中國遠征軍的安排下,由在大陸活動的台籍志士連震東與謝東閔所接去,並安排她們進入大後方的學校重新接受教育。

每一次中日之間要爆發大規模會戰之際,中央軍嫡系部隊的第一個任務,往往就是掩護甚至於支援老百姓由戰區往後方撤退,而且所有從黃埔軍校畢業的軍官,都被奉令不得在服務人民的過程中收取費用,任何違反此一命令者都會遭到軍法處置。

筆者還記得過去讀衡陽保衛戰的歷史時,就讀到有方先覺將軍指揮的陸軍第10軍軍官在日軍逼近前被動員去背一個老太太過河,沒想到在完成任務後對方居然堅持要繳交十塊法幣給他作為感謝,最後這位倒楣的軍人也因為收下了錢,而被軍長忍痛下令槍斃。

上面的種種事跡,都充分的證明了當年的中華民國國軍在戰場上英勇與敵人作戰的目的,並不光只是要把侵略者趕出國土那麼簡單而已,因為做為《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簽署者之一的國民政府,打從太平洋戰爭爆發開始,就已經希望與英美盟邦合作,共同建立一個更符合現代文明的亞洲秩序。

正如同許多「汪派」份子所設想的那樣,蔣中正其實完全可以在日本人席捲東南亞的1941年底到1942年初這段時間,選擇停止對侵略者的抵抗,然後與汪精衛政權一起加入亞洲軸心國的陣營,如果完全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去思考,這樣的舉動單就中華民族的單一利益而言,未必是壞事。

至少,如果當年中國不阻止日本人向印度發起進攻,而是轉過來提供必要的物資與人力協助他們這樣做的話,日軍與德軍搞不好早就已經在中東完成了會師,到了那個時候,美國恐怕根本還來不及動員起國內的生產力,就會因為英國與蘇聯遭到擊敗,而被迫與軸心國集團簽訂城下之盟。

光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國民政府的對日抗戰,雖然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與尊嚴而打的,但是卻也不單只是為了中國人的利益而已,同時也是為了要維護當今西方國家所信奉的普世價值而戰,所以中華民國對世界的貢獻不容我們後人所抹煞。

在今年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湖口閱兵中,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先生在對現場全體來賓的發言中,明確的表達了政府的立場:「我們今天不是要炫耀勝利,而是要防止戰爭;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譴責侵略、追求和平,從中體悟到戰爭無情、和平無價的真諦。」

另外,他更以表揚當年發放「生命簽證」給猶太人,讓他們逃離即將陷入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大陸,前往上海避難的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先生的方式,來將當年中華民國為了捍衛普世價值的努力,來與抗日戰爭的歷史做出連繫,充分證明了馬英九總統,認同筆者的觀點。

2015年7月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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