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獨立推動自由,無異為淵驅魚 ——評郭寶勝《“港獨”運動的崛起及其意義——兼論公民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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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探春

有幸讀到郭寶勝先生《“港獨”運動的崛起及其意義——兼論公民民族主義》大文,感慨良多。郭先生本文堪稱一個“一二一”結構——港獨運動+《香港城邦論》、《香港民族論》兩書(以下簡稱“兩書”)+公民民族主義,拾級而上,登堂入室,將港獨運動與所謂“公民民族主義”聯結論述。文章同時拋出兩個結論:港獨運動何其美哉,公民民族主義何其壯哉。可歎的是,這“一二一”其實無法完全證成。

 

首先,我們來探討“港獨”運動之崛起及意義。對郭先生的一些基本論斷,筆者極表讚成——香港人民有權將本港視為一個獨立于中國內地之外的政治實體,本港人民也有不可剝奪的自治權利,更有資格追求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

雨傘運動時,筆者曾經寫過一句話:知香港者,謂港心憂;不知港者,謂港何求。對於香港人民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權利的正義鬥爭,筆者百分之百讚成,無條件支持——本港何求?本港只是心憂:中共不守信諾,破壞基本法規定的港人自治權利。

事實卻是:中共對香港的滲透和控制,近年來已經從“明目張膽”,變為“明火執仗”了。中共的兇蠻霸道,從反向逼出了一個香港人的防禦圈。這不僅引發了反共仇中情緒,也造就了香港的自決乃至獨立意識。

至此,事態已經不僅限于“本港心憂”了,而已經成其為“本港何求”了。

本港何求?香港獨立。

如果我們站在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立場,那麼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港獨”的訴求都值得尊重——這是小共同體努力擺脫大共同體羈絆,贏取自身合法利益的正義之舉。當中共可以把手伸到港大副校長的民主遴選時,當中共可以耍弄流氓手段無端帶走銅鑼灣書店老闆時,任何經受過起碼民主人權洗禮的公民,都會拍案而起,感到脫離中共統治的刻不容緩。郭先生“本能反應”的說法,筆者讚同。

這便是筆者對“港獨”運動的同情與支持,也許,我的這些觀點與郭先生是不謀而合的。

“獨立”的內涵和方式為何,便又值得再加討論了。是如美國聯邦制?還是郭先生文末所說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現在實行的地方自治?這已是本文以外的問題了。

郭先生論斷港獨和《香港城邦論》,論據確稱堅實,“公民共和主義”的論旨也是筆者所極表讚同的。不過,食髓知味的郭先生猶嫌不足,於是再進一步,將理論拓展到“香港民族”和“公民民族主義”了。郭先生還見獵心喜,又拋出了“消解中華民族這個虛幻概念”的大言。不過郭先生這一步邁得實在過大,最終使文章題目的後半部根本崩盤,難免,也將前半部理論消解了。

 

近期在香港發生的兩件事很具指標意義:一、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引用錢穆先生“你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之語,以規勸噓《義勇軍進行曲》的香港學生。孰料,中大學生貼出聲明,提醒沈校長:錢穆先生“避地猶說三戶楚”來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乃是為了躲避中共極權暴政。終其一生,他都沒有再回到大陸。晚年去了台灣定居。錢校長口中的“中國”,究竟是哪一個“中國”?當然只能是中華民國;

二、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一場學術交流活動上,組織方將“國立台灣大學”的“國立”二字去掉,引發中大學生抗議。中大學生會聲明如下:

 

我舉這兩件事,是為了嚴肅鄭重地說明——我們必須弄清楚一個歷史事實,所謂“一國兩制”絕不是從1997年開始的,就像“兩個中國”也絕不是始於1999年李登輝“兩國論”一樣——在1949年之前,大陸、香港、台灣可都是一種社會制度;在1949年以前,大陸和香港往來,也並不需要“港澳通行證”。即便在當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

“一國兩制”、“兩個中國”,可都是中共導致。

不能因為中共占的地盤多,就無視其分裂中國的事實。

因此,包裹著“大共同體”外衣、壟斷并綁架了“中華民族”解釋權的中共,反倒把自己打扮成“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的代言人和象征,這無疑是極大的諷刺。試問,“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之所以在郭先生和港台人士那裡變得“虛幻”起來,究竟是“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本身出了問題,還是要拜中共竊奪神器的極權暴政所賜?

答案不言而喻。

那麼問題來了?我們有何理由,甘願把“中華民族”這個遠在中共建政之前就已存在的民族認同,和中共暴政一樣送進歷史垃圾堆?中共劫持了“中華民族”,難道“中華民族”就應該被一同埋葬?這不是倒洗澡水把嬰兒也倒掉了嗎?這不是譴責受害者邏輯嗎(“中華民族”顯然是受害者)?

早在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時,“中華民族”這個民族認同便與“五族共和”、“大中華民國”相伴相生了,這也是郭先生在文中所肯認的。既然如此,郭先生便沒有必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公民民族主義”這一桿虛幻的大纛來消滅“中華民族”。須知“中華民族”易去,“公民民族”難立——中共本已奪走了人權與自由,我們為人權和自由奮鬥的中國人,更不能輕易將“中華民族”拱手送人。誠如郭先生所言,“公民民族主义並不立足于血缘和人種上,如果立足于後者,那麼就很容易落入中共的圈套。”不過,不知道郭先生有沒有想過,如果公民民族主義不僅不立足于“血緣和人種”,而要“消解乃至拋棄血緣和人種”,那麼會不會落入中共另一個更大的圈套?

答案顯而易見。無論是“公民共和主義”,還是郭先生所說的“公民民族主義”,都可以立足于普世價值,而不立足于“血緣和人種”。但是,它們也決不能拋棄“血緣和人種”。

 

郭先生還認為,“獨立運動與民主自由是相輔相成的”,這更是難以成立的迂闊之論。郭先生避而不談的簡單例證——美國內戰,便是同時捍衛民主自由人權與國家統一的正義戰爭;美國獨立戰爭也並非如郭先生所說的那麼單純。事實是只要英國多給北美殖民地幾個議會席位、堅持“無代表不納稅”,保證北美人民的自由權利,北美就不會獨立了;民進黨近二十年來一直在用台獨的大旗播弄是非騙選票,試問,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民主自由,可曾因民進黨的作為而再有進步?郭先生難道視而不見?

最後,筆者願意用一段話結束本文:

 

香港,“文化沙漠”。

可這是一塊自由的沙漠。

綠洲,水草,一任尋覓;

哨卡,柵欄,不見蹤跡。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也曾走過遍地瑪那的沙漠。

 

香港是近代中國的開端,

卻宿命般成為傳統中國的一處歸宿。

香港終究不能自外于地理上的中國,

香港九龍密佈著整個文化上的中國。

 

我支持可以從中獨立的共同體,我反對只准統一的共同體。

獨立是聯合的前提,憲政下的聯合則是獨立的保障。

追求聯合,不怕“分裂”。

獨立和聯合都只是手段,人權和民主價值方是無上目的。

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人權,可是我們絕不以“中華民族”的消解為代價。

中華民族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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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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