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川豆:启蒙主义为什么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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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冬川豆

 

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曾这样表达他的不可知论观点:“你在所有的科学定律前面加上三个字‘上帝说’,它们就从唯物的变成唯心的了。”这样看来,那些动辄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棒打人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们,大概反倒是最需要“启蒙”的了吧?

很多时候,都能看到启蒙派大声疾呼墙国人太愚昧,跟欧洲中世纪的人民一样。所以需要墙国的卢梭和伏尔泰来进行启蒙。
但是,究竟什么是启蒙呢?很重要的要素有如下几个:反传统、反宗教、反权威,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理性的迷信:似乎除了能被逻辑理性解构的事物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具备任何存在意义,都属于“反动”的旧社会丑恶,应该加以祛除。社会的基础,也必须建立在理性建构的基础之上。进步主义应运而生,温和派主张重视私产的、资本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激进派则视私产为穷苦人唯一的苦难根源,主张射秽主义的革命手段。
虽然两派各有区别,但是同样对传统与习惯不屑,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极端热衷,都视自己为上天钦点的天使,身负大济天下、击败一切旧社会丑恶反动势力的魔鬼的神圣使命。而且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他们的方法论可以说都很符合奥派的人类行为学定义(praxeology),那就是从简单的几条被视作公理的人类行为准则出发,来推演一切人类行为及其后果。如果很不巧,现实中的有血有肉的人类的行为不符合他们的预期,他们的反应如下:
1. 武断地判定为采样误差,竭尽全力进行大量的统计工作,直到偶然间的一次统计结果符合预期,则心满意足地抛弃之前绝大多数不符合自己信念的事实证据,只公布符合心意的结果,这种行为可以是蓄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毕竟,你无法要求一个满腔赤诚的人时刻保持足够的冷静。
2. 无论怎样研究,都发现世界完全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还是会出现昧良心进行政治寻租的资本家,还是会出现对地主和资本家温情脉脉的缺乏阶级觉悟的工农子弟。这个时候,他们便觉得一定是这个社会错了,这个世界错了,这个宇宙错了!他们藉“社会正义”等名头,试图对全社会进行爱的校正(lovemonger levellers),不惜用社会工程学的手段改造社会秩序,建造人间乌托邦:人为什么要相信宗教死后享福呢?为什么就不能合理地驾驭权力的西比拉(西方传说中能预言未来的女巫)来做好事,让大家都幸福地活着享受实实在在的、不需要什么上帝耶稣的天堂呢?
国奥祖师   穆瑞·罗斯巴德(1926-1995)
当然,并非所有的启蒙派知识分子都崇尚暴力或者某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ism),但却都非常看重自己运用理性的能力,甚至反过来认为道德需要被理性重新建构,来避免历史上出现过的悲剧。这样一来,新道德和新主义就成了行为的向导,而不是常识和人性。【作者注:“党性与人性”之辩】那些后进的社会成员,需要接受再教育,来理解进步的观点,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然,那些屡教不改怀疑进步(有时候可以加上“怀疑革命”)的反动保守势力,是需要妥善处理,防止破坏和谐有爱的社会局面——哪怕这些人试图指出的是事实,如果允许他们自由传播思想,那也会造成他们理解不了的负面社会影响的。
在这些启蒙派眼中,不远的将来,人们将不会受制于自身的性别、种族、年龄、文化、阶级和收入,不会受制于一切传统,特别是家庭价值和性别角色(cisgender),人人平等,人人都自觉地接受教育,自觉地从事自己完全自愿的劳动,整个社会不需要有任何强制【作者注:奥派认为射秽主义是制度化强制,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公有制度;社民派和不少自由主义者推崇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不需要任何的牺牲,就能够永远地被拯救,在人间的天国,借助科技的力量或者神明的恩惠【作者注:反宗教并不等价于反神明,参考自然神论】获得永生。
启蒙以来,“反动(reaction)”和“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一直是被当作邪恶的同义语。很多狂热的政治活跃分子,迫不及待地要把人民大众从宗教和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等义务论观点,逐渐变成不证自明的迷信,新无神论兴起,似乎ISIS等恐怖组织的兴起,全都因为宗教之恶,特别是“皈依者狂热”。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一般宗教创立初期,或许是更多地是一种理性建构,而非传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成为传统的载体,逐渐集成从属于自发秩序社会进化的结晶。道德标准是生活方式的反映,非生物意义的的社会进化论上看,那些对社会具有毁灭作用的道德观念在社会进化中消亡,是因为持有那些道德观念的社会共同体无以为继,索多玛也许并非直接灭于神罚,而是灭在性病和近亲结婚的遗传疾病上。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观念和所有的传统都值得保留,而是说许多难以解构或者说不能解构的传统道德观念是有着实际效用的。
举例来讲,当代社会正义的追随者们,秉承从杜威到罗尔斯的进步主义传统,蔑视产权,主张平等。他们的目标首先就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要求通过政府调控,所有人的家庭出身、成长路径到最后的社会收入都必须平等。这恐怕并不是人类能做到的事情,而是神明司属;而且这也远远超过了“社会”本身,可以说是“宇宙正义”。【托马斯·索维尔:“cosmic justice”】他们所鄙视的“冷血无情”“袖手旁观”的旧式正义,是仅仅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那种正义。这种正义,并不能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保护的是诚实劳动收入,也不能保证作奸犯科的人拿不到他们不该拿的钱,但是这种正义却能保证大多数情况下正常运作,社会整体秩序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正义的提倡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在这种并不完美的旧式正义下找出不公正的个案,加以夸大,试图让大众相信,这种旧式秩序是“落后而反动的”,“保护既得利益的”和“压迫人民大众的”,是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彻底破而后立的。可是为了实现宇宙正义,他们便要用工会组织的野蛮行为践踏私有产权和违背契约精神,制定一系列阻碍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诸如最低工资和企业税一类的法律法规,造成的后果则是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找不到他们最需要的工作,而得到大政府青睐的富人则可以冠冕堂皇的避税寻租。工会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史上一场灾难:最重要的私有产权和私人契约精神的沦丧,是造就文明陨落的悲剧的开端。保障自由的必要权威被解离,democracy向ochlocracy(暴民政治)蜕变,个人奋斗被群体装受害者取代,本来是来自演化理性的道德标准被知识分子的理性建构所取代,术语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隐藏在文明这薄薄地壳之下的革命的火山,又在蠢蠢欲动了。
雪上加霜的是,冷战结束之后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兴起,动摇了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秩序。很多左翼“姿势分子”,比如道金斯和比尔·马厄,都认为,这是中世纪的旧有野蛮传统与现代文明理念之争。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短暂的伊斯兰黄金时代之时,是不存在什么当今ISIS、基地等组织流行的“反殖民地”“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美”“排外”的意识形态的,更不存在大规模流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等非常进步主义的阴谋论的【作者注:虽然的确也存在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但这并不是论证重点】,反而相对开放而宽容。正是上个世纪初,俄罗斯人,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匪帮政权为了统一战线之需要,对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特别是伊斯兰民族主义者进行进步主义宣传教育的结果(阿姨曰:有了列宁主义,然后才有法西斯主义;有了法西斯主义,然后才有纳粹主义;有了纳粹主义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经营,然后才有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才有了中国革命)。如果你真的曾经认真听过那些恐怖组织领导人的讲话,抛却个别的术语差异(比如jihad与revolution之别等),基本与西方的白左论调一般不二:反美反犹、反西方反资本主义,以及那些白人知识分子的“白人内疚感(white guilt)”论调,特别是揪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夸大其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直接来自赤色阵营和它们的左翼同情者(useful idiot)们。可以说,当今激进伊斯兰主义其实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和进步的解放神学。(阿姨曰:欧洲世俗自由主义者认为,恐怖分子的问题在于:他们是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只有世俗化才能给世界带来安全。既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是危险的,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想必同样危险。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恐怖分子的问题在于:他们是虚无主义者,居然敢于用相对主义解释亚伯拉罕宗教的律法。律法之所以称为律法,就因为神意秩序才是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
但毕竟,宗教的本质是“反动”的,相对来说,宗教会给人提供一种针对进步主义的有限度的免疫力。虽然伊斯兰的“解放神学”为祸不浅,但也没有到达无神论独裁者波尔布特、朱加什维利(斯达林原姓朱加什维利)和“我爷爷”的那种程度的惨绝人寰。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伊朗和北韩的革命政权的对比。前者境内,人们生活秩序虽然被部分破坏,出现“倒退”,但断然不会如北韩一般生活在完全的恐怖统治之中,想要细软跑还是有机会的。
rrrrr在诸多宗教流派之中,大概基督教是对进步主义免疫力最强的一支,而且虽然来自东方,但本身业已成为开放的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连无神论者道金斯都承认“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圣经是绕不开的读物”。从无信仰者的角度,关于神的讨论放在一边,宗教许多传统其实的确是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就是慈善机构。许多反宗教甚至认为需要“信仰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有利伯维尔场(free market)就足以建立一个美丽的Libertaria共和国,并不需要其他的机构和组织。但统计事实表明,美国的成功,绝对离不开其高比例的宗教信仰人数。利伯维尔场虽好,但是总有无法进入其中的老弱病残社会成员。在宗教热忱的感召下,教徒们无私的捐献财务、当志愿者甚至捐献血液,进行各种各样的帮助,直接造成社会繁荣和社会成员(包括捐献者自身)经济条件、心理状态和家庭生活的大幅度好转——或许你觉得虚假的幸福感并不是幸福,可是谁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的幸福感呢?欧洲人普遍承认自己缺乏宗教信仰,所以认为福利国家是必须的替代品。而福利国家无论从伦理意义上,还是后果论意义上,都是毁灭文明社会的隐患,也与当今欧洲的各种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很多时候,以逻辑解构传统的意义,进行“启蒙”,并非不可能。但问题是,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才能够通过长期的阅读和思考来理解这些复杂的和非线性的机制。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
可能是没时间,可能是智力不足,可能是兴趣不大,也可能是兼而有之。但是作为被解构对象的这些社会行为模式确实是有益的,逻辑和理性固然有可能通过教育体系缓慢地让大众理解,但是恐怕这一理性而复杂的过程本身,代价就非常昂贵,反而严重依赖于这一过程试图解释的那些社会行为模式和秩序。简单来讲,就是不具备可操作性。在这一点上,“简单粗暴”而非理性的宗教,就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和价值。当年,里根总统并不是单纯用逻辑和理性打动选民,其对信仰的重视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从乌克兰到立陶宛,在前沦陷区内,是基督教,而不是启蒙逻辑和理性,帮助身陷无边红与黑的炼狱的人们度过难关,迎来自由的黎明。虽然年轻一代逐渐欧洲化,不少人选择放弃宗教,但是宗教的积极作用,如同其消极作用一样,是不可否认的。
退一步讲,作为无信仰的不可知论者,我不赞同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描述,但是我却赞同一些基督教的道德标准,虽然我怀疑这些标准并非客观,也并非普遍,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这些道德标准,则是最值得保守的精神力量。自由的灵魂,哪怕身处红与黑的炼狱,也是自由的。
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曾这样表达他的不可知论观点:“你在所有的科学定律前面加上三个字‘上帝说’,它们就从唯物的变成唯心的了。”这样看来,那些动辄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棒打人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们,大概反倒是最需要“启蒙”的了吧?这些人与连字都认不好话也说不圆的赵家人【作者注:“我爷爷”的湖南口音,以及“荆江大提”的发明人,还有说出“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这话的那位】,大概本质上是相通的吧。
原载 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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