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宝:卫礼贤、爱默生与美国人眼中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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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东宝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尉礼贤,1873-1930年),曾师事清末大儒劳乃宣,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继1911年出版了由他译出的《老子》一书后(该译本细致优美,被认为是最接近原文精神的版本),又于1913年在中国青岛建立了“尊孔文社”,其阵容非常强大,几乎汇集了晚清最重要的学者。

卫礼贤(1873-1930年)

 

卫礼贤在阐述“尊孔学社”的宗旨时指出:“我们那时的想法是为了未来拯救那些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状态下的中国文化的瑰宝。通过翻译、讲座以及学术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的精神领域建立联系,并进行合作。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汉语,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了德语。我们希望,在远离中国革命风暴的青岛能够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青岛位于山海之间,悠闲宁静。”故而,“尊孔文社”并非单向地弘扬孔子的学说,而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机构。

卫礼贤的夫人萨洛莫在其回忆录《卫礼贤——中欧间的精神纽带》里阐述道(这也是卫礼贤与尊孔文社其他成员的共同声明):“从中国的整个历史来看,它从来没有过国教。孔子也未想到过要建立一种新的教派。他无非是要传承与神的永恒意志相一致的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伟大法则。他没有要求成为宗教的创始人。他仅仅希望传授真理,并指明在世间达至秩序与和平之道。整个世界只有一个真理。不存在任何界限可能将真理限制在某些人组成的特别的集团之中,这些人仅属于某一特定的教派,而排斥其他教派。涉及到这一真理的学说,并不存在等级差别和种族差别。只要遵循这一学说,不论是谁,都会获得真理。拥有这一生命的智慧是孔子唯一的目标。除此之外,对他来讲并不存在一个能建立起教派组织的空间,这一组织会将其自身与人类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孔子没有要求个人崇拜,这点毋庸赘述。他确实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想要获得真理跟他个人建立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要求自己的弟子除了勤奋地遵循永恒的真理之外,别无他求。孔子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为所有的人开启了真理的大门,而没有任何教派的界限。儒家学派一直到今天都忠诚于这一榜样。尽管孔子为各代统治者所敬仰,但从来没有谁想到将儒家学说宣布为国教。就像很少有某处的某人想到将空气或水看做国家的空气或国家的水一样。空气和水之存在,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究竟它属于哪个国家或哪家教派,根本是无所谓的。真理的情形也不例外。世上本没有什么国家真理,就这点而言,如果说儒家所讲述的无非是真理的话,那它根本不能成为国教。每一类似的组织都会损害孔子的名誉,都会限制儒家真理必然的影响范围。没有一个真正的儒者会认为,对他的老师(孔子)而言,生活在一个儒教已经降格为一个宗派的社会中,是一种荣耀……东西方的伟大学说必然都不能作为单个国家的特别财产所拥有,这一时代已经到来。儒家学说有很多方面对于西方社会同样具有极大价值。因此,对孔子的尊崇最好的路径是使他的学说能在全世界广为人知。”

卫礼贤对孔子学说的认识很值得我们、尤其是历史上鼓吹“打倒孔家店”及其继承者们的思考,上述的一段话既是对当时想要将孔教设立为国教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回应,同时也阐明了孔子学说的全球意义和当代价值。而且,卫礼贤在其1926年出版的《中国心灵》一书中,同样对基督新教所表现出来的狭隘的教派思想进行过猛烈的抨击。

卫礼贤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文化的终结和机器文明走上绝路,而拯救西方文明的“良药”非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莫属!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学说在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卫礼贤也指出:“不断侵入中国的欧洲西方文化也许是它(指孔子的学说)不得不面对的最强大对手。初看起来,古老的儒家学说似乎在被迫节节败退之后,到今天已最后终结了。但还不能作出最终结论,因为儒家学说本身具有适应现代环境的内在灵活性”(卫礼贤《儒家学说的精髓》)。此外,卫礼贤从中国和欧洲当时的形势出发,坚定地认为,孔子的学说理应属于全世界,而不应当仅仅属于中国的某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自问道:什么是奠定中国和东方最深入、最根本的力量?东方给我们提供的决定性的认识是什么?东方的哪些光亮照亮了西方及其发展?我们进一步可以问道,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遗产中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从目前的状况下可以预见哪些结果和变化?西方能够为这些变化提供准则和解释吗?”正是带着这些当代的问题意识,卫礼贤开始到孔子那里去寻求答案。

卫礼贤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以当时的问题意识作为出发点,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进行转化,这正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意义所在。早在1900年左右,世纪转折时期的欧洲感伤主义者们试图在文化危机之中抛弃日益趋于没落的西方文化,转而研究遥远东方的思想,即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思想。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从前常常被他们一贯鼓吹的西方文明开始腐烂变质。“中国作为西方世界想象中的对应物和救世主选中的拯救对象,在骚动的欧洲知识界不时起着或永久或临时的振奋和拯救作用”(傅海波:《欧洲汉学史简评》,载《国际汉学》第七期,大象出版社二OO二年版)。《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作者斯宾格勒,以锋芒逼人的笔端道破了普遍不安的社会心态。他建议欧洲的知识分子应当把视线移到东方,以摆脱自身的困境。他认为,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危机,更是没落。正因为此,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介绍在德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的学说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由“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框架,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被超越,它们仍然是几大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正是由这一时代所奠定的文化精神,成为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西方为例,文艺复兴的人文启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运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理念等等,无一不是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地从轴心时代汲取精神的力量:“至今人类依然靠着那时所产生、所创造以及所思考的东西生活。每值新的飞跃产生之时,人们都会带着记忆重新回归到那轴心时代,并被它重燃激情。从此之后,情况就是这样;对轴心时代力量的回忆以及复苏——复兴——为我们提供精神的振奋。对这一开端的回归乃是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一再重复发生的事件。”

今天我们常常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肯定不是儒家学说中亘古不变的名教纲常,而必然是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资源的再阐释,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所启发。“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其当代性,因为人类活生生的兴趣,绝不是对于已经死的过去之兴趣,而是对当前生活的兴趣。也就是说,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应当从现实出发,运用批判精神从史料中选择对于我们今天依然有意义的东西。他强调,应当用具有时代精神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过去的文献。历史对我们来讲毕竟是过去的,但我们必须用当下的精神去进行反思,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克罗齐于一九一二年在庞达尼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

我们之所以去关心历史人物,对古代的文化遗产感兴趣,是因为这些与我当下的现实生活有关系,不然的话,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为什么单单对老子、孔子及其思想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及其思想涉及太多我们现实的生活。

按照克罗齐的观点,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是将之纳入我们当前的精神之中,没有当代的精神,就没有历史。克罗齐并不认为历史事实本身会说话。说话者正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或精神活动。要真正认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只能不断地去思考前人的老问题,并且还要思考自己思想所面临的新问题。

在面对儒家思想的时候,卫礼贤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赋予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以具有活力的新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与内容是统一的,不能机械地分割开来。宋代理学就是这样,它并不只是对古代经典儒学的机械革新;明代王阳明的理想主义神秘学说是对儒学的又一次改造。如果今天能成功唤起儒家学说,那将意味着其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但孔子的秘密正在于此:正如他毫无偏见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并为之注入新的发展潮流一样,其影响也始终在于带来新的活力。它所代表的这种精神启示迄今还在继续发挥作用,问题仅在于是否有合适的人选发展之”(卫礼贤:《儒家学说的精髓》)。理学是儒家思想为了回应佛教的挑战、应对新的问题而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新思想,其经典也是基于对部分古代儒家典籍的再阐释而成的。

实际上,孔子的学说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一堆死的历史的资料而已,而是只有当这一学说与我们当下的思想或精神息息相关时,它才真实地存在着。人和事尽管必然外在地依附于时间和地点,但思想却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唯有当下的一切才能使以往的历史重新复活,才能使过去史变成当代史。因为尽管过去的历史中有无数的史实,但只有我们心中的问题能使我们真正地关注某一段历史或某一种思想,换句话说,是当下的生活使得我们的过去得以再生。因此,是当代人的问题意识使得孔子重新复活。

德国学者罗哲海认为,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不仅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西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广泛潜能(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陈咏明等译,大象出版社二OO九年版)。并且提出了以哈贝马斯的“重构”方式,来理解儒家伦理价值的尝试:“‘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意图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立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而加以充分利用。”也就是说,跟哈贝马斯一样,罗哲海并不认为我们要回归到传统之中,而是从今天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儒家的价值进行重构。

汉斯·昆与秦家懿在讨论儒学的未来时,也都对其前景做了展望。秦家懿指出:“如果儒学意味着主动地发现人的价值,发现求得道德高尚甚至成圣的可能性。它持守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责任和义务,建立一个以道德为纲领的社会。它又是对现实世界的阐述,是坚持自我向超越境界敞开的形上学。这些其实都是构成个人尊严、自由、平等不可或缺的基础。这样看来,儒学传统对中国甚至全世界,仍然是不可缺的……这样,儒家的人本主义中蕴藏的普遍真理才能在今天这个自我中心的世界中得以完善。现代人随意放纵其思想和心灵,已到了失去自我的边缘,儒家的人本主义呼吁人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回归自我,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秦家懿、孔汉斯:《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第二版)。汉斯·昆在考察了儒家的遗产后也指出:“在基督教神学家眼中,这一切意味着儒学绝不仅是个过去的宗教,而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代精神力量,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民。”儒学在当代世界通往后现代主义共同体的道路上,究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汉斯·昆列出了以下五个方面:

1、科学将不是不负责任的,而是依附伦理道德准则;

2、技术将不会奴役人类,而是让人做主人;

3、工业将不会毁灭人类存在的自然基础,而是保护这个基础;

4、民主将不会置社会公正于不顾,偏袒个人自由,而是以自由为灵魂实现自由;

5、最后,超越物质世界的因素将再次为人珍重——为的是全人类的人道主义。

这样,儒学的资源就与西方的现代价值得到了很好的关联,儒学不仅可以同西方的核心价值对话,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性产生的问题的修正。

学者李雪涛几年前在德国工作的时候,做过多次有关孔子及其思想的报告,基本上都是从莱布尼茨、黑格尔,乃至雅斯贝尔斯这些哲学家对孔子的接受作为切入点,而以孔子学说对当代西方(特别是德国)社会的意义作为出发点来谈孔子。只有这样,才能将一个外来的历史问题,转化成对德国人来讲内在的、当下的问题。

2012年一月初,李雪涛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参加“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哲学”学术研讨会,跟几位来自欧洲的学者就目前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以及持续蔓延的欧债危机交换了看法。他们中的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目前大部分欧洲人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更应堪忧的实际上是欧洲文化的危机。欧洲部分人文学者已经开始对照儒家思想对西方传统及近现代思想进行彻底反思了。如何能够转化东亚的哲学使之能够适合当代欧洲的实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因此,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讲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问题是,我们如何将传统的中国文化资源纳入我们乃至欧洲当下的精神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自己的传统资源,来充分展开现代性,再造今日中国文明的辉煌的话,那孔子的学说就不仅适应了现代社会,也能顺利地进入后现代。这一创造性转化如果能够获得成功的话,那么我们不仅找到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同时也使得这一价值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见《孔子的世界性意义》,李雪涛撰文,《读书》杂志2012年第8期)。在《中国心灵》一书中(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卫礼贤坚信:“也许在新世界里,孔子思想中的某些东西注定要消亡。可是其中永恒的东西——自然与文化的和谐这样伟大的真理依然会存在。它将是新哲学和人类新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从这个角度讲,孔子真正是不朽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智慧成为现代欧洲的拯救者”。

西方学者曾提出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如何全力消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是相互矛盾的偏见?如何促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

美国学者顾立雅在其《孔子与中国之道》(河南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提及,正是儒学强势传入法国思想界的缘故,法国“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才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善良和快乐是一致的”;“不向权威和偏见让步”;“每一种最终达到的地步,是与《论语》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学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相似性”。因此,“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之一”。顾立雅还考察了西方的“平等”、“民主”与“理性”,说是均与儒学有联系。所谓“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曾参加起草《独立宣言》并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美国思想家、科学家富兰克林,于1767年抵达法国并与法国学者魁奈过从甚密,富氏对魁奈论述中国的著作进行过深入研究(魁奈认为,一部《论语》便可胜过希腊七贤。魁氏还建议欧洲应效法中国人文科学之发达,以求得自然与人文科学平衡发展)。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曾和富兰克林一块起草《独立富言》并受其影响,“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治国思想”,正是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它已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美国纽约有个“宽容博物馆”,希望世界上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相互对话,相互包容,以相互促进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孔子“和而不同”的伟大思想。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美国人竟尊中国的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而美国前总统林肯,却称美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爱默生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美国精神先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年),生于波士顿。他的生命几乎横贯了19世纪的美国,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他的精神活动支配了整个19世纪美国的精神气质。爱氏与孔子确有不少神似处,如:同样的诲人不倦,同样的育人有方,同样的才华横溢,同样的幽默风雅。如果要说区别,则或许孔子显得更谦和,谦和到根本不想将自己的思想著书传世。而爱氏却雄辩滔滔,他的文字具有万马奔腾、气吞山河的宏大气势。他热情逼人,思维活跃,锋芒毕露,辩才一流。他的思想与观点,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感染你,裹挟你,激荡你,让你为他倾倒,为他叫好,为他痴迷。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就像雨果对于法国或是托尔斯泰对于俄国,爱默生确立了美国模式”。爱默生认为,“追随伟人是天经地义的”。但他同时强调:“谦和温顺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确信他们的责任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早已阐发的观点。同时却忘记了一点:当西塞罗、洛克、培根写作这些著作时,本身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爱氏的“依靠自我,尊重自我”、“人是自己的神”、“要让自己发光”之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而“依靠自我,尊重自我,独立自助,崇尚个性”,也成了美国企业文化的精髓。爱氏说:“顺从内心的召唤,你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天才”。他相信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使自己变得更优秀”。

爱默生在细心研读了儒家《四书》译本后,对孔子和中国文化十分仰慕。他认为,“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并表示“对于这位东方圣人极为景仰”。他还一再引证孔子的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

初到美国交流时,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涛总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张涛偶然翻到了一份1743年的《纽约周报》——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独立。这份内容简单的报纸只有4个小版,可占据整个头版篇幅的,居然是一篇名为《孔子的道德》的文章。里面对中国崇尚儒学、言必称孔子的行为作了不少介绍。

在那之后,张涛花了7年时间,在15家美国报纸上收集了近万篇涉及孔子的报道,从中分析美国媒体塑造孔子形象的变迁。最近,他把这些研究写入了一本名为《孔子在美国》的书里。

在美国,孔子的形象并非仅仅是一个中国的古人。美国媒体不仅会提到他的名字,还会引用他的言论,评价国内的新闻。

在当今美国,总统也需要忍受一些“来自孔子的批评”。

小布什曾经因为言语含糊、用词不当,被《纽约时报》撰文批评。这份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称:“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小布什的行为恰恰是这句话的确切写照。”

在评论克林顿的性丑闻时,《华盛顿邮报》写道:“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确预见了20世纪末的克林顿事件。”

张涛在研究中发现,近代的美国总统,“几乎每一任都会受到以孔子为标准的批评”。

当约翰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罢工运动表现不力的时候,媒体告诫这位总统,“孔子曾经说过,以约失之者鲜矣”,所以做事不能过于谨慎。而他的支持者也同样抬出孔子,认为约翰逊提倡政府控制的政策与孔子的为政原则不谋而合,比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当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名句来批判这位总统。1986年,深陷伊朗门丑闻的里根也遭受类似的指控。《波士顿环球报》提醒他,应该牢记孔子的语录,明白“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中,“民信”最为重要。

在国内政治相关的讨论中,美国人所提到的孔子,聪敏、博学,“置身事外而又善于捕捉事物的本质”。

有时候,媒体甚至会篡改、杜撰孔子的话。1951年,《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漫画讽刺肯尼迪,配文写道:“请充许我引用孔夫子伟大著作《论语》中的话:统治者行善不应当浪费公共税征收。”

相比之下,艾森豪威尔总统获得的评价要好得多。《华盛顿邮报》引用孔子“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的话来概括艾森豪威尔的施政理念,甚至直接评价他足智多谋的秘书是“政治领域的孔子”。

连失业的美国工人们也需要这位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老人。他们在一首“战歌”中这样唱道:“孔子是睿智的古代圣人,他说我们需要维持生计的工资……”

16世纪,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介绍到了欧洲,随后又传到了美洲大陆。

1735年的一份《纽约周报》上,刊登了一封两个版篇幅的读者来信,介绍中国人对孔子的尊敬和信仰,并且列举了几条孔子语录。

以张涛的研究,这是美国媒体最早对孔子的报道。

1925年,世界控制鸦片会议上,中国带来的礼物是一架金丝屏风,上面写着孔子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941年2月,重庆举行了一场华盛顿诞辰纪念活动。美国总统特使发言时,眼尖的媒体发现,他身后的壁画内容是,孔子与华盛顿一起,“捍卫着世界和平”。

“当时,日本的侵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所以在外交领域,政府官员也极力强调孔子的民主与和平思想。”张涛说。

1937年,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孔子弟子所推崇的“民人”和“社稷”,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民主口号”,中国历来爱好和平,抗日战争是一场“民主之战”。

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多次引用华盛顿、林肯、耶稣和孔子的话,突出中国的抗战信念,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在芝加哥体育场的演讲中,宋美龄特别提及孔子的顽强信念,呼吁中美并肩战斗,“捍卫我们的理想”。一位美国小女孩向《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说,她觉得,对宋美龄最好的欢迎方式,就是对她高喊“孔子”。

事实上,中美关系近几十年发展中,“孔子”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角色。

“文革”期间,为了区别于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蒋介石每年都会高调参加纪念孔子的活动,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签订《上海公报》。当时,在美国媒体轻松的花絮报道里,孔子复杂的饮食原则被拿来形容中国接待工作的细致认真;而在严肃的分析报道中,媒体也煞有介事地提出,影响《上海公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孔子——公报“求同存异”的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对大国在亚洲的霸权主义”体现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对苏联的回避,则是“孔子讲求实际的写照”。

“孔子曾经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尼克松和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界定——或者重新界定——两国的分歧冲突与共同利益。”《洛杉矶时报》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1987年,里根政府的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时,行程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去曲阜拜谒孔子故里。

甚至,孔子的形象还被镌刻在美国最高审判机构联邦最高法院的外墙上。在这座白色建筑东门上方的三角墙上,刻有3个石像,分别是颁布《十诫》的摩西、雅典立法家梭伦,以及穿着长袍、留着长须的孔子。

联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绍中说,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2009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61票赞成、47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案,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并且赞扬儒家思想对人文社会带来无价的贡献。儒家思想鼓舞了成千上万学者,对全球各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事实上,孔子在美国只是一个符号。”张涛说,“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可以说,近300年来,除了中国世代流传的孔子理念,在大洋彼岸始终存在着一个“美国的孔子”。

 

原载 国际儒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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