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下)——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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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平

 

中国和波兰很不相同,中国进入民主制度远比波兰要艰难得多,也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首先,波兰本身具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它的社会主义是苏俄强加的,如果没有雅塔尔会议英美与苏俄势力的划分,按照波兰自己的意志,他们会选择民主制度。因此,有的波兰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话有些过,但是波兰民族9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抵触可想而知,只要苏俄的军事威胁消除,波兰回归自由民主制度乃是自然之事。

波兰早在十五世纪就形成了贵族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之后议会又通过了宪章,制约王权,贵族有自由选举权、自由否决权。当时波兰的民主制在欧洲是很先进的,比如波兰有10%的人享有政治权利,而在1831年法国只有1%,而在1867年英国也只有3%。当然,贵族民主制度不同于现代民主制,但这在波兰政治和文化精神中形成了自由民主的传统。有此传统和无此传统大不一样。有此传统,波兰由共产制度转入民主制度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有如回乡(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说,波兰的转型与其说从社会主义下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从苏俄控制下获得了解放)。

1923年,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极权政治,远比满清、袁世凯要专制。可以说孙中山是被迫的。但是,如果中国有宪政传统,哪怕是贵族的权力共和,那么辛亥革命后,就不会发生军阀混战,他们会在议会上摆平自己的利益,孙中山也不必北伐、“军政”。孙中山提出“训政”,是因为他看到,数千年皇权专制下的小民,没有公民意识,不会使用公民权利,需要强化训练。孙中山的训政是失败的,蒋介石也没有成功。专制传统的国家转入民主制度何其难也。王怡曾写文章,说维权就是人民的“自我训政”。他说到了点上:“ 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训导政府。” 一个传统的专制国家转入民主制度,需要一段过渡的时间,或在制度转换之前或之后,总之这个过渡期总是需要的;而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则不需要。

在波兰民间社会组织有序,这主要得益于教会。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波兰保留了天主教,90%以上的波兰人在教,这使传统的波兰社会得到保存。而团结工会、农会也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国家政体变化是剧烈的变化,如果社会缺少组织化将导致大动乱,波兰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平制度转型,教会、团结工会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转型期间,国家机器、社会秩序、经济活动在转换中,会发生混乱和停摆,这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民众,维持秩序,稳定社会,否则将是暴乱。波兰自下而上的和平变革,根于社会有组织。辛亥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使上层翻天地覆,但是中国基层民间社会则保持了稳定,这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族社会。因此,鲁迅抱怨“七斤”只是剪掉了辫子。辛亥革命后,中国坏于军阀混战,皇权结束,各枭雄无法“和平”分配权力,只有开战。毛革命最大之灾难是其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和伦理、文化,致使社会沙粒化,人野蛮暴力化,因此中国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是全面暴乱。这正是极权制度的危险所在。

还有,波兰全民信奉天主教,这使国家、民族在危急关头有共同的意识和伦理规范,其可凝聚人民,组织社会,建立制度。波兰得以顺利和平地变革,天主教和教皇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被毛彻底铲除之后,中国人就再没有共同意识和伦理、道德,当下中国民族的流氓化实际就是权力高压下的人性野蛮化。如何找到国民共认的意识和伦理规范,至关重要。

米奇尼克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这是波兰民族和国家避免了的内部撕裂和残酷的斗争。“一个波兰”是反对派与波共和解的基础,在变革后,也避免了清算和仇恨。而米奇尼克提出这个思想基于波兰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自由精神、爱国主义、天主教,这是波兰的三大传统。由于波兰有近三百年的亡国历史,波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便高于其内部的纷争,即使是哥穆尔卡也是坚定的爱国者。“一个波兰”的思想非常值得国人学习。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的清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于人类的文明。但是,犹太人这种“不依不饶”的清算,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而不适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部的,在同一国家之内只能保障法律之公正,而不能鼓励仇恨、敌意、超逾法律的惩罚。并不是说不要审判和惩罚,罪行需要清算,但是要通过司法,同时也还要保有宽容。

当然,波兰共产党远没有中共那么残酷,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应该说波共在共产国家中是最温和的,没有给波兰留下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波兰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斯大林时代,波兰没有严厉的镇压(1948年哥穆尔卡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被撤职),1953年后也没有清洗斯大林分子,此是东欧唯一的例外。波兹南事件,75人死亡,伤900人;70年底格旦斯克工潮,警察开枪,军队介入,死46人,伤1165人;雅鲁泽尔 斯基81年军事戒严死28人,1713入狱。这是波兰40多年共产党制度中主要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因此不能说波兰政府是残酷的权力,将之等同于苏联。”这是我数年前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共过去是太残暴了,现在是太贪婪了,他们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无论是历史还是人性都难能宽恕。杨佳手刃六警,民众为之喝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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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我曾和老友自立讨论过罗尔斯的这个命题: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我赞成罗尔斯的意见:只有杀了他。因为毕竟这是一件个别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普遍的社会暴力。如果在五十年代,毛被刺杀,实乃是中国的幸运。可惜,毛的运气太好了,而中国的运气则太坏。可以说,毛的统治是铁板一块,整个国家、民族均陷于绝境,黎民走投无路。五十年代以来国家一系列的灾难,多来于毛个人,从反胡风、 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如果早将毛杀掉,中国就将免除这一系列的灾难,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今日的中共已没有毛式的大独裁者,而是官僚集团专制,就是胡锦涛也做不了共产党的主,因此不可能通过刺杀个人而扭转政局。罗尔斯的该命题,在目前之中国并不存在。而要将刺杀大独裁者延伸到该统治集团,就走到了恐怖主义。再,较毛时代,今日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共本身的变化。

不说别的,看看中国有没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反对派有没有存在的空间? 民权有没有进一步争取和生长的空间? 民间有没有进行有限非暴力抗争的空间? 民众有没有维护个人权益的空间?二十年来,在当局打压之下,这些是趋于增长还是萎缩?应该说这些空间是有的,并趋向扩大,反对派于中国还可以生存生长,与当局博弈。

如果我们以和平转型为前提,据目前中国之现实,我们需要在实现宪政之前,完成“训政”,即王怡所说的公民自我“训政”和“结盟”。我们要看到维权运动尚有欠缺,比如在具体案例中:当事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缺少公益诉求;多是孤立事件,彼此少关联;多注重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权利;就事论事,欠缺政治内涵;多个人性,缺少社会性,等等。这些和中国缺少公共社会与意识的传统有关。因此反对派需要在推动维权运动的同时,要提升其质量,赋予其公民社会的蕴含,建立实现宪政的目标。这也就是,让维权运动成为民权运动。

从民主运动到民权运动,似乎是政治上降了一格,但实际上是使民主运动现实起来,也切实起来,走入了民众和社会,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通过民权运动,到达公民的自我“训政”和结盟,形成公民力量,制约缩小官权,并最终结束极权,完成制度的转变。简洁地说,将改变政权和制度放在第二步,将争取民权放在第一步,通过第一步实现第二步。其意义:1、弥补中国缺少自由民主之传统——公民自我“训政”;2、复生沙粒化社会,组织社会——建设公民社会;3、循次渐进,步步为营——渐进变革,避免国家大的动荡——;3、合乎民情维护民生民权——争取民众;4、民众担得起风险——可形成民众运动;5、反对派得以成长——形成新型健康的政治力量;6、逼迫政权退缩——民权增长;7、非暴力道路——代价小,增进文明。

张辉最近撰文说:“大局观看天下,就像下围棋,不能只看中间天元,边边角角才是决胜之道。围棋边边角角才是关键,其原因在于边边角角占据的成本最小,而胜算并不小。”(《维权运动的转型与公民运动的未来》)对之,我甚赞成,称之为边角理论。如果说,改变政权和制度是中腹天元,那么争取民权就是边角。张辉在该文的结尾说:“非暴力的公民运动,这在中国是初起阶段。……中国的公民运动需要总结出中国式的经验,提炼出中国式的智慧,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发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他的边角论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但是和米奇尼克的自我克制的革命正相一致。人类的政治有相通之处。

既然是民主运动,反对派之间也一定是有各种不同的政见、派别、主义、乃至各种侧重和方式,此乃自然。并不是只要“反对”就是好,但民主的原则是允许不好、不对、不合理的存在,但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非暴力。比如,新毛派要求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张,他们自然可以坚持;但其要发动暴力革命,如何?人们需要为“公正”“正义”而战,但是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并受立场的左右,人类的战争常是“正义”对“正义”之战,犹如两种宗教各为其神而战。因此,人类需要对“战”的方式进行限制。非暴力主义是反对运动的自我限制,这是近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可以说,非暴力主义已是当今普世价值之一。由此来说,反对派坚持非暴力主义不仅是策略,也是对文明的要求和责任。

在所有的事务中,时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是指时间的延续性,但是这个因素常常被忽视,特别是在政治中。因为人的生命在历史中太暂短了,做一个几十年的规划,于人性太困难了。波兰的反对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团结工会也斗争了十年,才有了成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漫长的专制历史,又有六十年的极权,特别是毛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制度转型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艰困的道路。毛后,中国才有了“反对”的空间,于国内,反对派近十年才成形。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政治反对派,这是一个转折。前者可以唯个人唯道义,但后者则必须担当国家的政治责任。由于各种局限,很多异议者期望一次性革命,一次性成功,而缺少长远的规划。由于没有长远打算,急于求成,便往往不切实际,除了愤愤抱怨则无事可做。这不是政治家所为。《零八宪章》之后,反对派的领袖们能不能对有个长远的规划,比如十年?

从大局来看,中国前景很悲观。且不说执政者如何打压、“消灭萌芽”,关键是时间紧迫。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反对派可能来不及形成可左右社会的力量,社会也达不成自构 ,崩溃就可能来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所需的几大基本的稳定因素于中国都不存在,反之是:1、社会沙粒化;2、没有共认的意识与伦理;3、各阶级间冲突大于共生;4、人际信约瓦解;5、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6、积蓄了太多的怨愤;7、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恐慌。社会到了这种境地 ,就很危险;而崩溃一旦来临,就是大灾难。不要指望政府,中共的解体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

当然,很可能是只有这场盲目的灾难,才能结束中共极权统治。不过,中国并不是就此可以实现宪政,走上新生,情况会更糟糕,镇压会更残酷。中国可能会是地方分制,由当地强人统治,中国会回到它的传统,枪杆子说了算。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希望不会,中国能躲过这一劫。但是如果发生,反对派将如何应对?如何减少流血?如何继续推动民主的发展?让我们回到米奇尼克的建议:“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

2010年7月20-31日  于伊萨卡

 

原载《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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