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米奇尼克与中国的民主道路(上)——也谈米奇尼克访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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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平

 

最近米奇尼克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国的部分异议者和网友座谈。当然,不言而喻,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许。虽然是默许,但如米氏所说,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中国还是在变化,自由和“反对”的空间在增长。不论官方有何用心和目的,总之这是好事情,起码可以促进思想的碰撞,开拓思路,远比封杀米奇尼克要好。再者,这也说明,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当局已感到了内外压力,能让米奇尼克和部分异议者和中国网友对话,颇能展示当局的开明与中国的“自由”。

米奇尼克说他不很了解中国,他说的是实话。从公布的文本看,米奇尼克所说的是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在这次对话中,米奇尼克主要是讲他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也谨慎地提了一些建议,而没有指导中国的意思。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基于他良好的愿望:一是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希望中国和平转型。

波兰的变革是非常成功的,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对那些专制、极权制度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人类社会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对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中国既不可能照搬,也不可以中国特殊为由,给予关门。关键所在是具体,什么是我们应该汲取学习的?什么是我们做不了的?什么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努力的?什么应是中国特别的方式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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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座谈纪要公布后,有些反弹,主要批评针对于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也就是通过与当局的谈判,和平地实现民主转型。

应该说,米奇尼克有的判断并不准确。比如他说“在中国,我认为,当权者和民间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对话。这就是我们的对话空间,因为不论是民主派还是共产党,都不愿毁了中国。”首先,在中国当权者和民间社会还没有形成对话,他们将反对派作为敌对势力,竭力镇压而不对话,他们还没有走过要消除反对派的关口。再,中共内部有部分执政者,他们是宁可将中国毁掉,也不放弃权力。一是因为中国现在是权力资本主义,他们的利益太大了,这和波兰不太一样,当时波兰的官员没有那么大的利益;再是中国有血缘崇拜的传统,江山是我们老子打下来的,如果要就用人头来换。中共的上层权力换代,有一部分即是权力的血缘移交。就目前来讲,中共当局没有改革的打算,也没有承认反对派,与之对话的打算,而且这种情况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虽然米奇尼克对中国不很了解,但是他所说的有关“圆桌会议”的主旨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期望中国和平转型,那么就离不开民间反对派与执政者的对话、互动。中共现在不与反对派对话,原因之一是反对派的力量过弱,于民众的号召力不够,对政权构不成足够的压力。但反对派的力量是生长的,如果它的力量足以号召社会,那么执政者就可能被迫坐到圆桌上来。政治是力量的较量。再,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各派别、势力的斗争和冲突,这将使其某些力量与民间合作,哪怕是利用。以中国之大,地方势力增长,中央力量消弱,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与分离乃是必然,这也将极大地散化中共,消减其统治。“八九”之后,胡耀邦、赵紫阳一脉并非一网打尽,中共内部依然有要求变革的力量,并且也会增长,不可忽视。七千万党员,多数和普遍民众的意识大概差不多,在党不过是混饭而已,并不说明他们的政治观念。长远些看,十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中坚将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也将比今天的精英更开放更接近普世价值。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中共今天不与反对派对话,但并不意味明天也将如此,其本身也还有很大的变数。因此,米奇尼克所说的圆桌会议还是有意义的,只是目前做不到,需要时间。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如果反对派以十年的时间用来增长和建设自身的力量,这不算一个很长的时间。比照中国近些年来民主维权运动的发展,其前景是乐观的。重要的是中国在崩溃前,还有没有十年的时间。

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的主旨是:国家、民族与人民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宪政。他强调,前提是“不能投降”,“面对独裁,投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深信,在这里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制度,这是原则,是最终的目的;同时米奇尼克也对权力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执政者不会主动放弃权力、乃至让步,因此必须有力量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执政者让步。他说:“我们首先要有力量”,“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受到压迫的人必须团结起来。”雅鲁泽尔斯基是被迫坐到谈判桌上的,团结工会人数为1000多万,占全波兰工人总数的80%以上,当时波共人数近300万,其中倒有150万加入了团结工会。

当然,中国执政者是否会坐到圆桌前,最终取决于其自己,并非是反对派一厢情愿之事。我们需要对中共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人民有权利进行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推翻极权统治。这是就理而言,但在现实中,面对现代国家机器,反对派没有可能发动有效暴力革命,其只是让人民流血。如果大规模的暴力,会使中国倒退,离民主更远。文明发展到今天,非暴力斗争远比暴力手段更有成效,也更有益。至于非暴力革命,则需要组织起人民,需要有比圆桌会议更大的社会力量,反对派离这一步还很远。

《零八宪章》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件大事,其公开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实现民主宪政,可以说是中国践行民主的纲领、旗帜。《零八宪章》标志反对派形成,但其主要意义还是意识形态的,其背后没有成形的组织,缺少民众,因此也没有跟进的行为。这说明中国的反对派尚是雏形,并没有形成足够的社会力量。当然,这是由于中共统治过于严酷,数十年来一贯是将社会生长出的健康力量扼杀于萌芽中,重判刘晓波本身就是说明。但作为政治现实,没有足够的力量,就不可能迫使执政者坐下谈判,更没有可能发动颜色革命。就算是暴力革命,也需要组织力量,有人、有钱、有枪弹。如果说,眼下中国没有实行圆桌会议的可能,那么同样也没有颜色革命的可能,而暴力革命的可能就更没有。一些人所期望的实际是暴乱,而不是革命;革命需要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而暴乱则是盲目的暴力(当然,在极权统治下,就是暴乱在道义上也有合理性,但是结果是更血腥)。新疆“7.5”事件当然是根于极权统治的压迫,但并非是好事。对类似的暴力杀戮,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动机都不能推波助澜,给予鼓动;反之则要谴责,予以避免和制止。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对派需要做的是积蓄力量。就是波兰团结工会也是用了十年的时间,才迫使统治者坐到谈判桌来。《零八宪章》标志,民主宪政的意识认同已经完成,民主运动的中心转入组织化阶段,这包括反对派自身的建设,及组织社会。比如,维权运动已由个人行为转为集体行为,这是个标志。我们无法代执政者抉择,但反对派则需要组织起民众,有足够的力量,才能与中共较量,没有力量不仅无圆桌会议,更不可能有革命,无论暴力还是非暴力。如果反对派能够组织起“八九”那样大的社会力量,无论谈判和革命都不是问题。

当然,反对派的生长需要有空间,但这个空间需要通过斗争来争取和扩大,这是一个与统治者博弈的过程。如果说毛时代完全没有“反对”的空间,那么邓时代则有了一些,因此才有“八九”。虽然有了“六四”镇压,但是二十年来,“反对”的空间还是在扩大,特别是网络化之后。《零八宪章》毕竟只判了一个刘晓波,而签名仍在继续。再如,家庭教会也由地下走到地上,公开化了;民间NGO蓬勃兴起,虽然只允许以公司形式注册;聚会、罢工、游行、抗议,政府一向严厉禁止,但还是不断地发生,而且规模、频率都趋向大幅度增长。最近发生的刘贤斌事件,诸省纷纷成立“刘贤斌关注团”,当局除了谈话,也奈何不得。米奇尼克能来中国和网友对话,这在二十年前也是不能想象的。总之,中国的“反对”的空间是有的,并且不断扩大。这说明,反对派有存在,并与当局博弈的可能。

我们需要长远地、变化地看。如果我们打算出反对派积蓄力量的时间,加之中共及社会的变化,那么中国未来的圆桌会议未必没有可能。圆桌会议是和平转型的最短的一条路经,代价最小,于国于民更有益,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而需要首先争取。官权消弱,民权增长,这是趋向。不是说当今的政权有多好,而是社会、经济、信息、国民意识的变化发展,使极权制度逐渐失灵,其统治能力迅速下降,今天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将“反对”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反之中国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由此而言,前瞻地看,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于中国是有意义的。当然,希望、努力不等于结果,如果中共顽固派坚持宁毁国家,而拒绝变革,那么反对派依然还可以发动革命,前提是反对派有足够的力量。假如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拒绝圆桌会议,波兰就不变革了吗?团结工会一千多万会员,可以左右国家,不过到了那一步,波兰的变革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可能会大规模流血,国家恢复也将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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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对话中,米奇尼克反复强调极权会完结,他说:“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 “这样的体制是否有未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说,极权体制有悖现代社会,更有悖人性,特别是转入市场经济,网络普及,利益冲突急剧增长,人们的意识改变,这个体制正在失灵,其完结是必然的,我们会看到它的结束。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极权体制的功效问题。米奇尼克说“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 。极权统治依靠暴力强制,表面上很强大,但实质上很脆弱。因为社会非自构,而单极权力没有调换机制,不能应变,因此在开放急速运动的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就可能导致政权危机,使之崩溃。而这些偶然因素是我们难能预料。

由于极权政体没有调变机制,因此一旦有变,就是剧烈和突然的。米奇尼克告诫说“我认为专制体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可能会演进为一种惊奇的社会现象,一两天之内会变,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规划”,“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凡关心中国国事者大多不怀疑此极权政权终将完结,但他们更忧虑的是其怎样结束?将发生什么?结束之后,怎么收拾这个乱摊子?谁来收拾?新的秩序怎么建立?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在中共倒台及其后能够接管中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因此,反对派需要前瞻,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为之做准备。这就是米奇尼克说的“规划”。反对派的目的,不只是结束极权统治,更在建立宪政国家;不能是只要推翻中共就拉倒。

中国社会很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崩溃;如果只是政权崩溃,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将是社会的崩溃。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社会非组织化,而且其积蓄了普遍而深重的仇恨;因此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全面暴乱,残酷而血腥,这包括地方势力的残酷镇压。应该说,这种势态是六十年极权统治的结果。毛为了建立极权统治,对中国传统社会及意识形态给予彻底的摧毁;毛后,中共为了维持极权政权,遏制社会健康力量的生长,按他们的话说就是消灭于“萌芽”状态,实质上这是遏制中国社会有生自建。极权统治就是使社会沙粒化,而且中共做到了。这个政权绑架了国家和社会,如果它崩溃,也让国家和社会同时崩溃,再来一场灾难。反对派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其更根本的任务是复生社会,在新的时代,以新的意识、价值、规则,使沙粒化的中国社会重新健康生长起来。用政治的话来说,就是建设“公民社会”。当然,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是一个鸡与蛋互生的问题,但是在反对派尚没有力量一次性改变制度的时候,应从前者做起。

求实地讲,如果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权力危机,短时间内反对派没有可能一次性推翻现政权,即使发生以上三种危机,导致政权崩溃,反对派也没有力量接管国家。据此及以上,现阶段反对派主要所能是争民权,而不是要求一次性改变政权。民权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有充分的民权,才可能保障宪政,争民权即是争民主,只是它逐步的、具体的,落于民众切身利益,由点及面。比如,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合法化,实质所争的是宗教自由、聚会自由;工潮争的是罢工权、建立独立工会;网民维权是争言论自由;律师维权争的是司法独立;NGO的合法化争的是结社自由;“散步”“乘凉”争的是游行权;拆迁、失地维权争的是保障私有财产,制约官权;独立选举、组党争的是公民的政治权,等等。

“八九”之后,中国没有发生成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维权运动却蓬勃兴起,这已经表示了,于中国的特定状况下,民众的选择。实际维权运动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运动。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极权统治更专制更严酷,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缺少民主传统,民众缺少公共意识,更注重切身利益,较东欧而言,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但是中国民众找到了自己通向民主的道路,这就是维权运动,可以说维权运动是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其立于民众自身利益,具体地争民权,通过与当局的博弈,制约官权,确立公义,建立规则,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出现。王怡说:“公民维权就是公民结盟”。公民结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而且维权运动是非暴力的,渐进的,民众是主体,其最终汇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结束极权。而其过程也是民众认识、接受民主的过程,从小民成为公民的过程,是公民社会在中国具体的生长和形成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维权运动是公民运动,也是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

维权运动是中国民众就自身处境条件所创造民主运动,它恰好符合米奇尼克自我克制的革命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它是第三世界有专制传统的国家走向民主的一个创举。傅国涌在《权利,而不是权力——我理解的米奇尼克》评述“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需要再补充一句:最终达到制度的改变。

米奇尼克说:“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是政治性的,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政治就不同了,政治总是需要妥协的。”胡平评论说:“有些品质对不同政见者是必备的,也是高贵的,但对于政治家却完全不适用”,“作为不同政见者,你不怕群众不理解不追随;但是作为政治家,你必须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你还必须在激发起群众道义热情的同时,考虑到群众的风险意识,找出一种能让他们切实投入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团结工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是很好的提示。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敢品质、道义精神都是珍贵的,需要坚守;但是作为政治操作则是另一回事,其必须在道义之外,必须审时度势,正视现实,顾及民众,积极行动,对后果负责。中国的反对派需要学会将此二者分开,反对派之间许多争执在于混肴了二者。索尔仁尼琴是伟大的作家,他的道义精神永远习习闪耀,但是他做不了政治家,如果将俄国交给他,定是一塌糊涂。
 

原载《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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