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晨:[六四]20年反思.(3)阶级与制度

分享給朋友

 

文/林牧晨

 

“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産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麽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 ”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産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录音片断)。

“六四”是我党和政府犯下的最大历史错误,可惜我没有力量纠正了(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后来对当时的301军医院蒋彦永医生语)。

89民运提出了”反官倒”,但没有进一步剖析产生官倒的制度原因;学生提出了”太子党”凭借出身而具有特权的问题,但未进一步阐明这特权所包含的阶级问题.

最近披露的几段赵紫阳讲话,也反映出在面对制度等关键问题时,不同阶层的人士却会有几乎同样的局限性.赵紫阳的意思是说89年要求实现议会民主的学生运动是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因此不是反对党和政府的,因此不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因此是不该被镇压的.———–这段话较深刻地反映出赵紫阳所代表的”体制内改革派”在立场,信条,路线等方面与民主理念的差距,也反映出造成其悲剧结果的逻辑性矛盾.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不敢直视中国的阶级状况及其实质,部分原因是中共执政的前30年大搞”阶级斗争”,使人们一听到”阶级斗争”的风声便会条件反射般产生恐惧与厌恶,另一种原因是对中共的阶级斗争批判扬弃得矫枉过正,以至于主观地否认了阶级问题的现实存在.再就是统治集团及其附庸有意识或下意识地促成此盲点,以避免阶级问题的暴露对自己的压力.

我们并不苛求政治人物的完美无缺,但不能对他们在原则问题上的”忽悠”无动于衷.

中共执政后实行的是什么制度?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国家权利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还是特权惟上,民权尽失的法西斯主义专制独裁?历史早已作出了判决.

而且,主张改变一个制度,反对一个政党,重建一个政府,都是现代民主政治所认可并须加以保障的公民政治权利.没有这样的民权保障,”议会民主”,’宪政民主”从何谈起?

一个提出重大的民主诉求的学生运动,没有计划,组织和领导,,能成什么事?学运的这种要命的缺点竟然可以变成它不该被镇压的理由,这是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和思维方式?实现民主的基础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政治的成熟;但”体制内改革派”却以其幼稚无力的状态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

这种”体制内改革派”的病态在当年是很流行的,”新权威主义”因之而风行一时.

“所谓新权威主义,是指政治领导层具有现代化意识,推行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模式,致力于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建立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同时限制政治参与并依靠强制性力量维持政治稳定和强化中央权威.””新权威主义主张期待少数“政治精英”或“政治强人”组织起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集权政府来保障经济自由发展、消除国家宏观失控及摆脱其他困境。这实质上是集权主义或专制主义理论的翻版。”——-(网络资料)

话又说回来.尽管胡耀邦赵子阳等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不可能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顷那样领导民主变革,但他们毕竟已超越了其他中共要人,其功绩不可抹杀.

问题在于民运群体对此认识模糊,把过分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出现,二十年前就该破灭的肥皂泡,至今还在许多人眼皮下晃悠.

太多人历经风雨却未识天象,他们’”忘了”中国的国情,”忘了”中共政权是推翻共和复辟专制的,未经民选并剥夺人民选举权的非法暴力政权.他们忘了,中共夺权后是如何掠夺并消灭了自然形成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等有产阶级,又如何用特权制造了一个以党政军要员为主体的官僚阶级,并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压制了所有国民对这个统治阶级的剥夺压迫的反抗.就这样,中国人付出了八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惨痛代价却至今未得任何赔偿,就这样,中国人至今无法有力保障自己的土地,住房,和私有财产,无法逃避”计生办”,派出所,居委会等无数机构的大小”公仆”对自己的种种干扰,纠缠,凌辱,侵犯.就这样,中国十多亿被称为”国家主人”的”公民”如同奴隶或亡国奴一样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面对如此国情,他们还要”告别革命”!依照他们的逻辑,什么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东欧的”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特别是使中国结束权归帝王家族所有的历史而成为主权在民之共和国的辛亥革命,统统都该否定了.

[六四]2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早该看清当年的官倒集团就是一个而今行将庆贺其六十大寿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官僚特权阶级.专制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这个阶级的统治,就是邓江胡们表明的”共产党,就是执政党”————权力就是一切!有了这个阶级的绝对权力,什么贪污腐化谋财害命的坏事都可以”和谐”掉了.对民众的任何反抗,也可以”两手都硬”地”稳定”掉了.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何等妙不可言!

而对于期盼得到人权保障,期盼兑现公民权利的广大民众来说,面对官民对立的基本矛盾,唯一可行的路只有革命.我们并不提倡暴力,我们坚决反对暴力政治,但如果敌人只认暴力,那么民众就理所当然地可以以暴制暴,以有力的正当防卫来有效地保护自己.

[六四]抗暴的惨烈场景告诉我们:当年老百姓就是缺乏对敌斗争的认识,才以为军队不会开枪.二十年来的许多维权民众也因为缺乏敌情观念而吃了大亏.因此,我们在纪念[六四]20年的反思中,有必要强调指出中国大陆冷酷严峻的现实是容不得幻想继续停留的.任何地方一旦发生与官方冲突的事件,有心人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那里的弟兄姐妹加强自我保护,尽量避免牺牲,尽量减少损失,尽力形成有效的组织,尽力扩大进展的空间.总之,是以对敌斗争的严肃态度,从民主革命的立场出发来应对事变.

 

原载《自由中华》


分享給朋友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