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另类反抗——伟大的草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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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平

 

最近,草泥马与河蟹的故事在网上疯传,主要的版本有两个:视频《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以及童声合唱《草泥马之歌》。对之,崔卫平教授专有一文“我是一只草泥马”。事情的起因是,自进入2009年,政府开展“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简称“反低俗”,也就是新时代网络版的 “反精神污染”,目的是维护“和谐”。一时间,被查封网站有1900多个。崔教授提供:被封的“低俗”网点包括“炎黄春秋”小组、“南方周末”小组、“北方周末”小组、“民主社会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小组、“悼念张志新”小组、“亚洲周刊”小组、“台湾政治”小组、“言论自由”小组、“请给思想以自由”小组,还有比如“贺卫方”小组、“冉云飞”小组、“徐友渔”小组、“哈维尔”小组,“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小组、“牛博群”小组。凡是网民都知道,这些网点多是严肃、锐进、有思想的,怎么就归到了“低俗”。当然,我们的党是有传统的,凡是自由的、健康的、光明的精神思想,就属于“污染”,有害于“河蟹”统治。

如果中国真有一项顶级自由艺术奖,我想该颁给《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和《草泥马之歌》。就文字,草泥马有其积极的意义,它创造了一个美丽的童话:遥远的戈壁,生活着一群善良、勤劳、勇敢的草泥马,它们为了保护美丽的家园,和野蛮的河蟹顽强抗争。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故事: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难怪,作者为之配置了天真、纯洁、可爱的童声合唱,及和善、庄重的讲述语调。但是,草泥马的谐音导向另一边,粗俗淋漓的痛骂,这痛骂的对象就是国家权力——“河蟹”。虽然是粗俗之骂,但让人痛快,犹如央视大火。因为这个权力太蛮横了,指鹿为马且不算,而且自诩为神,不许质疑,不许对之说“不”,只可民屈膝高唱赞歌。人们也真是无话可说,而可说的话也都会冠以“反动”、“颠覆国家”的罪名,最不济也还有“低俗”的大口袋。于是,人们也就只有这句“XXX”的国骂了,但骂政府是要坐牢的,因而粗俗之骂就成了天真之唱,“XXX”演成了“草泥马”。不得不承认小民的伟大智慧,或说伟大的想像和创造,愤怒出艺术。

“草泥马”,一语谐音在天真的童话和粗俗恶骂间张开巨大的反差,构制了荒诞喜剧效应。讽刺喜剧就是A与-A冲突的意义反置,而瓦解既定价值或秩序。骂政府是不允许的,而歌唱则是被赞许的;于是人们便以最天真美好的歌唱,寓以对权力的恶骂——在歌唱中合法地完成诅咒。在此,人们不仅发泄了对权力的愤恨,而且集体嘲弄了了权力。权力者自然明白“草泥马”的恶骂,却无言以对,因为那只是孩子们天真的歌唱。在人们的笑声中,至上的权力被颠倒到至下,伟大的党是“河蟹”,该被“草泥”。这就是讽刺喜剧对权力之名的瓦解和颠覆。权力横行之下,网民智慧地完成了一次对权力的 “伟大”胜利。

“草泥马”是“恶搞”代表之作。艺术中向来有“幽默”、“讽刺”、“荒诞”,但是唯有中国盛行“恶搞”。政治“恶搞”是中国后极权社会的特产。毛时代,不可能有“恶搞”,因为毛统治更严酷,仅怀疑不忠,便可坐牢乃至杀头;而自由社会,无需恶搞,如果党可以公然批评,乃至大骂,也就用不着劳驾“草泥马”了。后极权是该制度走向衰落和瓦解的阶段。一方面依然是极权,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分化、市场经济、国界开放、人们意识改变等原因,权力疲惫,统治效能下降,社会有了一定的松动空间,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于是人们长久积蓄的政治愤怒、厌恶、反叛便从种种缝隙,以种种方式,潮水般涌现出来,势不可挡。

政治恶搞实是民对强权的反抗。民主制度,民可制约监督权力,乃至更换;即使是威权制度,民也还能批评、甚至反对政府;而极权制度,民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民意没有正当的表达途径。于是人们才以“非正当”的恶搞去表述自己的政治意愿。“八九运动”是民众积极建设性的政治表述,其是理性的和平的,但是遭致杀戮,《零八宪章》也是积极建设性的,但也遭到了镇压。极权之下,凡不合权意均属“非法”,于是人们就只有恶搞了。例如,此次以“低俗”查封诸多思想网点,网民是可以诉诸司法,或上街抗议游行,还是能硬办下去?忍无可忍,草民也就只有“草泥河蟹”了。

中国的政治恶搞不同于自由社会的政治讽刺,前者对权力怀有“恶意”,仇视与敌意——“我邪恶地笑了”。因此,恶搞有泄愤、存心“捣乱”之意。自由社会,主权在民,政府不好可以再选,因此民对政府有不满,但不会弄到仇与敌的地步。极权制度则不然,强权无制约,为所欲为,民只能逆来顺受,而这些积蓄下来就是仇恨。再,中国的政治恶搞是全民性的,作者多是无名氏,一个政治笑话,通过手机、网络,瞬间便会风靡全国。它说明,民与权的关系已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有机遇,人们转手便会对之投石埋葬。川壅而溃,恶搞是溃的征兆。

极权就是要求绝对权力,因此它要神化自己,中共意识的核心就是党、领袖之神话。也就是说,在枪杆子强制之外,极权制度也还要依靠笔杆子罗织全套谎言。恶搞的主要功能,就是瓦解权力的神话——谎言,

让偶像在玩笑中化为尘土。比如歪唱“南泥湾”、色情雷锋、厕所解放区、梦魇毛泽东、裤裆央视、牛X神七、民版八荣耻、三块手表、草泥河蟹等等,在小民铺天盖地的坏笑间,党神话灰灭,沦为小丑。恶搞的意义实在巨大,瓦解权力之名,也就是瓦解权力。之所以说后极权是其瓦解、完结的阶段,因为极权依靠民众对它的迷信,而当人们对它不再相信,进而怨愤、敌意,想方设法与之做对,嘲笑、捣乱、破坏的时候,也就是它的末日。

恶搞是在禁止之下借粗俗玩笑的泄愤。说恶搞是另类反抗,不仅在于它的特别方式,也在于它是否定性的反抗,或说负向价值的反抗。文明之意义,不单是否定什么、反对什么;更在于肯定什么,建立什么。极权之下,泄愤、亵渎、捣乱都是有意义的,其是小民反抗强权的武器;但是仅此是不够的,在否定和反对之外,我们还需要肯定和建立,比如“八九”及《零八宪章》。再,痛骂、亵渎极权自然应该,但是痛骂、亵渎本身有其非文明性,其不单会瓦解权力,也增长社会的虚无。因此,恶搞只能是反抗的副业,在此之上,民众需要坚持对极权的正面抵抗,严肃认真地批评及权制度,要求自由民主,如“八九”和《零八宪章》,其不仅是思想意识的,也是社会行为的。

前面提到,除恶搞外,草泥马也有积极正面的意义,那就是文字上的草泥马抵抗河蟹的故事。在此,每个人都应该是一只草泥马,不屈不挠地抗争河蟹,把它们赶出马勒戈壁。

说来可悲,八九之后,中国最伟大的艺术竟然是恶搞。当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一窝蜂地涌向武侠、宫廷、春晚、奥运式、小品、贺岁、流行歌、大片儿的时候,恶搞却持守自由之精神、勇气与艺术之锋芒,以智慧以荒诞以笑,抵制瓦解嘲弄权势。难怪,当今人们把韩寒视作文化英雄。由此而言,恶搞倒是堕落中的砾石、亮光。

就现今中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讽刺时代,可是我们的作家们偏偏没有讽刺作品,即使恶搞也是来于民间。我盼望着中国有草泥马版的《巨人传》、《好兵帅克》、《二十二条军规》、《二十年目睹怪现象》和《三毛流浪记》,盼望草泥马版的卓别林、罗宾。威廉姆斯。如果恶搞搞到这个水平,就是中国文化的希望。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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