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中国的希望与危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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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平

 

—— —— 由汶川、瓮安看中国当代极权制度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一个国家的权力、政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甚至可以革命;但是社会和文化则由漫长时间积蓄而成——自然生成,因此它们不可骤变,而只能依自身吸收、扬弃、调整,彻底改变就是摧毁文明,因为人不能创造时间,不能将漫长时间的经验积蓄在一瞬间制造出来。人的存在主要依靠世代经验的储备与记忆,所谓新文明、新社会、新文化均属虚妄。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权力争夺和政治斗争都受到高度限制,不让其超越范畴。中国历史数千年,朝代更迭,宫廷权争不断,但是其社会和文化则是不变的。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改革了国体,但是并未涉及社会和中国文化。可以说,如果没有俄国的渗透、没有日本的入侵,或二者只有其一,中华民国都会完成变革,日益成长,成为健全的现代民主国家,如今日之台湾。“五四”新文化是文化自身的运动,而不是国家强制的。当时与新文化并在的还有旧文化,激进、保守、中间共存,北大有陈独秀,但也有辜幸鸿、梁漱溟,上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由于文化分立于政权,即有充分的空间与活力,扬弃、吸收、融汇,在文明的冲突中完成它的调整更新。胡适的成长与成熟就是证明,他的道路就是中西文明融汇之流,至于三、四十年代由他所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坚。 政治是重要的,但也是危险的,对其必须高度制约,何况是革命。但中共革命则要改天换地,不仅革社会的命,也革经济、文化的命,而且它是暴力的,胁迫全民参与,在新中国“反革命罪”是首罪,可处死。明此一条,就清楚此革命之暴虐,破坏之惨烈。

中国在毛时代即已破坏到底,中国当下的问题多多,而根子是在毛时代结下的。枪杆子、笔杆子,这是毛统治国家的两手,前者是暴力恐怖,后者是强制性洗脑意识灌输。苏联极权统治主要是依靠国家暴力,但是毛极权更残暴,其统治除了依靠国家暴力之外,还启动了民众暴力——群众专政。毛的统治将暴力恐怖推到极致,不仅是国家暴力直接强制人,而且发动群众施暴,没有民众暴力,中共的破坏和清洗是不可能如此彻底的。由土改到文革,毛运动都是这种双向暴力,这是中国极权远残酷于苏联、东欧的原因。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这些无非是强调使用暴力制造恐怖,暴力和恐怖是毛操纵国家的纲。毛时代,暴力不仅合法化,而且神圣化。“毛泽东思想”是对全民强制灌输的国家意识,其有宗教性,而它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毛倡导雷锋精神,但是雷锋精神有一条“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而在这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敌人,包括孩子写错个字。这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底牌。红卫兵是最好的事例,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果实。

的确,中共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民族,但是趋于文明的反向。毛在,有他的暴力威胁,共产意识是强制灌输的精神信仰,有宗教性,其对人和社会有道德的约束功能。有共产意识的伪宗教,人们也还暂且沉浸于共产虚幻。但是毛死,共产意识随之瓦解,几十年破坏的废墟便显露出来。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瓦解,中国呈现丛林原则,人性的黑暗、野蛮无遮拦地全盘浮现,特别是权力,由于没有了最高领袖的威慑,他们按照权力的大小对全民资产和国家资源进行赤裸的抢劫。

但是较毛时代,改革后的中国毕竟是进步了。腐败强于暴政,权贵经济强于阶级斗争,分配不均强于食不果腹。首先,中国走出了共产虚幻,回到了的真实,尽管腐败;再,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人们的经济利益之争取代了普遍的政治迫害;经济发展,虽然分配不公,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得到了提高;有了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权力的控制;中国由封闭状态,向世界敞开了门窗。这些是进步,但是中国社会是处于丛林状态,无规则、无秩序、无公正、无道义、权力唯上。

后极权社会,是极权制度走向瓦解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极权仍然控制社会,但已经日趋势弱,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日益腐败。极权制度就是消灭社会的原本有机构成,以暴力强制建立以中央权力为绝对操纵的一体秩序。由于极权制度在建立过程中,已经将文明因素消灭殆尽,因此腐败一旦开始便日益为甚,不可抑制。于极权制度,权力越扩张,便要将文明消灭得越彻底;而文明被消灭得越彻底,腐败也必将越彻底,二者是一致的。中国当下的腐败程度和毛的极权程度正相呼应。我们不要忘记,由毛到胡,这是一种政权,一种制度,它们的变化是极权制度的建立、强势,到衰落、瓦解的过程。

如果中国现政权没有主动的变革,同时又抑制民间文明力量的生长,那么中国社会就只有一个趋向——全面腐败。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腐败的程度是有极限的,超越极限就是社会的崩溃。瓮安事件即是证明。腐败是权力对公众的“合法”掠夺和侵害,弱肉强食是其内在原则。但是,当腐败将公义吞噬,规则也就瓦解,暴力成为人们维护生存的最后手段,这就是社会的崩溃。

毛三十年,对中国最大的破坏是对人的毁坏:1、毛大规模的清洗、杀戮,消灭了中国民族的精英阶层,各领域凡优秀者非死即残。这导致民族素质大幅下降,失去文明的方向。2、不断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整个民族置于恐怖统治之下,人们心怀恐惧、仇恨,人格怯懦、猥琐、黑暗。而挑动民众彼此的斗争,使人们彼此敌意、猜忌,内心阴暗,失去人与人的友善和信任,人的共生、互助的良性关系转为敌对。阶级斗争改变了中国民族的人性,导向人与人为敌,尚斗,背善向恶。3、“新中国”对国民的经济掠夺超过了极限,不说没收私有财产,不说大跃进饿死了过千万农民,至七十年代末,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尚填不饱肚子。毛三十年,全民赤贫,在求生线上挣扎。这使人性降落到动物的求生本能。人不仅卑贱,而同时又变得贪婪。八十年代后,中国人对于财富无节制的贪婪,是不正常的,是毛时代高度贫困的反向。中国官吏近乎疯狂的贪婪和财富掠夺,表明中国全部的人文价值、意义都已经死亡,钱是唯一的。4、毛说“人民高于一切”,而实际是将人民作为奴隶。不要说言论、思想、结社、游行、罢工、选举、被选举,就是他们所说的生存权,人民也被掠夺到生存线以下。权力的奴役、人的社会权利的被剥夺,导致中国人的社会人格丧失、自私怯懦、屈从恐惧于权力。极权统治塑造中国民族的奴性人格。5、洗脑、共产意识强制灌输,中断了传统文化,也中断了与世界文明的联系,使人丧失文明的记忆,思想单一、偏执,失去思考能力,人性也高度贫乏。而共产意识一旦瓦解,由于人已经丧失文明的记忆,也即刻丧失精神的支撑,堕入人性野蛮之本能。

毛过世30余年了,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毛的30年培育了几代人,也就人们所说的他们是狼奶喂大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几十年来人的毁坏,人所经历的会成为存在的经验传递给未来,中国有关“人”的毁坏至少需要半个世纪以上才可能恢复。如果再过30年,中国的文明状况能恢复到满清,那就是幸运。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今天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差异,可以看到大陆“人”的破坏是何等的严重。不要说西方,比较一下中国人所瞧不起的藏人、穆斯林,也不难看到当今我们自己的野蛮状态。遗憾的是,我们对之不以为然。

“人之出性本善”不是真理,但是人生于世需要安全,需要群体共生,因此善也就是人类存在之本。此次汶川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和社会蕴含的大善大爱,超乎人们的想象。但是又为什么艾女士所说的另一面呢?中国社会恶黑得超乎常态。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的善是被压抑着的。人性的善恶本是平衡的,但因为中国恶黑得超乎常态,因为善被压抑,那么在汶川地震的“突发”事件中,人们才偶然有个裂口将缺失压抑的善淋漓地释放。汶川地震中的大善正显示 中国日常社会的恶黑和善的被压制。瓮安事件、杨佳事件(杨佳事件的严重性,不在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后,民众普遍赞许的舆论),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恶黑及人的被压制状态,只是表现为暴力。

文明也好、社会也好,它们都有自身的生命,对所遭受的损伤,有调节和修复的机能。毛后,民主墙运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八九民运,这些都是文明及社会在毁坏之后,所发生的自身重建与修整。对于中国文明,这本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它们遭到权力的镇压。人性的恢复、善的实现也是需要空间和权利的。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护其的权益,是善举,但是政府将民间艾滋病工作者和组织当作敌人,监视打压。在中国种种民间组织(NGO),政府都将之视为敌人,不仅独立“工会”“农会”不允许,连民间环保组织也被列于“反华”、“敌对势力”之列,人权组织更不用说了。现代社会规模庞大,它必须依靠无数的民间组织保障其活力和健康,它们是善的实施,没有它们,社会或为极权牢笼,或成黑社会。而中共为了垄断权力,扼杀民间组织,其实这也就是扼杀社会的健康和善。宗教于人性和社会事关重大,是鼓励向善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共要控制民众,因此打压迫害宗教信仰,比如对家庭教会、法轮功。善于社会的普遍实现是公正原则,而中共操纵司法,垄断新闻、出版,不允许为公正说话。在中国,人权律师是危险的职业,他们可以被随意逮捕、判刑。律师尚如此,他人可想而知。中共垄断国家,堵死社会通道,将所有异议者打为敌人,那么它也就是扼杀社会的健康力量和生机,断送中国建立健全的现代社会制度之希望。社会有如生命 ,它的秩序与机制是自身的生长出来的,是人们共生经验的不断选择,而不是来于权力的强制。强制意味扼杀社会,结果是社会的死亡。毛三十年的极权统治彻底毁坏了中国社会和文明,而今天中共垄断国家,不将民众的社会权利归还予民,那就是扼止中国社会的康复与重建。

有个现象我们需要注意,全世界的大学生多倾向理想主义,无论发达的西方还是落后的非洲,唯独中国的大学生尚个人利益。中国大学生的精神状态是不健康的,不是年青人的状态,显示他们对未来对国家与社会的沮丧与放弃。大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培养社会精英,特别是在落后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优秀青年为什么会放弃对未来、国家、社会的希望与责任呢?“八九”,中国大学生何其光彩,而今为何如此颓丧?“八九”学运,是文革后经过十年的思考、孕育,中国新的健康的社会力量,他们反腐败反极权,要求自由、民主、社会进步,虽然他们还幼稚,但是珍贵的,是中国的希望,建设的力量。但是,他们遭到了屠杀。的确,“六四”的屠杀“有效”,人民再次被恐惧所征服,连优秀青年也放弃未来,不再关心国家与社会。对比前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权力是如何扼杀中国的希望与未来,抑制民族健康力量的生长。

“六四”后,中共为了转移民众的政治视线,“网开一面”,鼓励人们“闷头赚钱”。一时间“全民下海”,向金钱挺进,关心国家、社会是“愚蠢”。需要指出,这正是中共权力所希望的,是他们有意的引导。一方面是杀戮和监狱的威慑,一方面是金钱的诱惑,他们要让全民族忘记“六四”,弃绝公正,远离政治,以稳固他们的政权。为此,他们不惜将整个国家民族推向腐败和黑化。的确,他们又成功了。人们 “闷头挣钱”,不再过问政事。但是,抢得利益的永远是少数。当人们不过问政事,放弃道义,社会丧失公正,那么就是纵容权力为所欲为,纵容腐败、黑恶。权力就此大肆掠夺,当人们明白过来,他们对国家资源和全民财富已瓜分完毕,留给大众的是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居民被强迁。“全民下海”最终变成了对全民的掠夺,及全社会的黑化。事实教育我们,社会需要建立公正规则,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民众需要关注国家与社会。

中共总是宣传稳定压倒一切,如果没有“党”,中国就将天下大乱。确实,如果中共即刻垮台,中国将大乱,因为眼下中国尚没有一支力量——成熟的政治集团,来接管国家。这是现实,但绝不是好事,其说明中国民族没有了调节、转变的机能,其被割除了,整个国家被绑架在中共极权的一根线绳上,其一旦或朽或断,整个国家也就完结。这如同恐怖团伙劫持人质。四九年之后,毛杀绝了异己;而毛之后,中共扼止异己的力量生长,将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极权制度的危险在于以单一权力取代社会,社会丧失了变通、调整机能,而此权力一旦发生问题,就是全社会的崩溃。极权有集中之效率,但以扼杀社会为代价,因此极权制度总是短命的、一次性的,中心权力一旦动摇,就是末日。

在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即使当下有“党”掌控国家,但如果没有政治改革,中国也还是要走向崩溃和大乱。稳定的社会依靠内在的自身秩序惯性运行,政府只起监管调节作用,任何成熟而稳定的社会都建立于自治之基础,包括传统的专制社会。而极权统治打碎社会自身秩序,以权力统控一切,但随着毛过世,共产意识瓦解,加之改革开放,中国中心权力消弱、分化,而民众也不再接受极权统治。而且,毛后中共已经没有了共同意识,他们已经成为利益团伙,更甚的是他们的贪婪和腐败已无节制,哪怕仅仅是为了他们共同的长远利益。官吏们都看到,这是最后的关口,多抢一把是一把。但是,一个社会的腐败是有极限的,腐败侵蚀社会公共规则,而当其严重到将公共规则瓦解,即是普遍的暴力。既然社会无公正,人们也没有正当途径寻求公正,就只有诉诸暴力。

瓮川、杨佳事件显示了中国社会已处于危险之境:1、人们普遍不满,对现政权怀有敌意;2、民间蕴含充分的暴力;3、社会无法律保障;4、民众处于无组织状态;5、社会黑化,无道义无公正,普遍腐败,恶势力膨胀;6、地方权力、司法、公安黑社会化;7、中央失去对地方权力的掌控;8、民心期望闹事。社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任何偶然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陈西著文说:“如果瓮安是一个国家,6.28事件就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举行了一次‘巴黎公社革命’。人民击败了暴政的工具警察,占据了警察局,攻陷了政府机关和专政党的办公大楼,成功夺取政权数小时之久。权力又一次回到人民之手。但是,瓮安人民的夺权行为与共产党政府一样,是经过暴力的方式夺回来的。瓮安人是否会像共产党一样,回归历史传统,‘打倒暴政实施暴政’就不得而知。”如果说瓮安事件是区域的,那么人们普遍为杨佳叫好则反映了大众民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同情杨佳的人达72%。“官方定义的‘歹徒’或‘暴徒’,法律定义中的‘杀人嫌犯’,却在民意中变成‘大侠’或‘草根英雄’, 为杨佳叫好的网络波涛异常汹涌,有人呼吁为杨母亲募捐,为大侠树碑立传,多个版本的杨佳‘列传’遍布网络。”(刘晓波“官权的暴力统治与杨佳的暴力复仇”)中共政权应该感谢现代高科技军事手段,如果是冷兵器时代,或者是中国上世纪初,他们也早就被推翻了。现今中共的统治既不依靠法律制度,也不依靠民众的拥护,而仅仅是现代化的专制手段,统治到了这一步也就可悲了,是民族之不幸。

共产极权制度反文明反人性,违背时代潮流,它的完结乃是历史必然。固然,中共实行了改革开放,有了经济的巨大进步,但是它要继续坚持极权制度,而这是死路。自由经济与极权制度南辕北辙。自由经济需要自由竞争,同时需要法律保障,但是极权制度恰恰在于经济运行要依靠权力,法律也要服从权力,这就形成中国的畸形权贵经济,权力肆意掠夺,社会的全面腐败,而最终结果就是瓮川事件。而且,中共造虐太多,可谓罪恶滔天, “中共”这个词本身就是社会的最大不稳定因素,人怨天愤。即使人民接受一个威权政权管制国家,也不会是它。中共已丧失了国民的认同,它退出历史舞台是一定的,所差是早晚和方式。人们不怀疑中共政权会完结,但担忧它完之后,中国将如何?

如果中共对国家和民族尚还有责任感,就是它退出历史之时不带来灾难,不使国家、民族与之俱毁。这就是在它尚有的时间内,逐步将权力归还于民,特别是开放言论,给民间予空间,让民间团体和反对派的成长,起码是让中国的自由度恢复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实,这也就是解放社会,恢复社会的生机,让社会被压制的组构力量自然生长。人性、社会本身都有修复、建设的机能,善蕴含于人的生命力之中。此次汶川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蕴含的巨大的建设的力量:向善、公义、秩序、奉献、自治、团结等等。这些是自发的,而不是来与政府,它说明中国民众有能力建设一个好国家好社会。但是这种积极的民间力量一向被权力所压制。汶川、瓮安是中国民力的两种呈现方式,是将之引向前者,还是逼向后者?前者是中国的希望,而后者是灾难。

中共集团有他们的利益,我们无法决定他们的选择。而作为民间,我们需要顽强地持守,最大限度地抵制权力,维护民权,争取民间力量生长的空间,只有民间的力量充分强大,权力才可能退让。汶川抗震,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蕴含的积极能量,这是中国的希望。能否将之引导为中国社会的建设力量,乃是中国命运的关键。但是,瓮安、杨佳事件也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黑化十分严重,它促使中国暴力倾向的增长,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已走到极限,中国界临一个危险关口,一场大规模的暴力在孕育之中。可以预计,奥运之后,政府的镇压会增长,类似瓮安、杨佳的事件也会增长。为此,民间反对派要维护民权争取民权,但仍然需要坚持理性和非暴力。在政府和民间暴力倾向双重增长中,坚持理性、非暴力将会有特别的困难,但是也有特别之意义。

历史的进程常常是盲目,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极权国家,无序可循,而且又如此脆弱,它的未来不可预知,一件偶然的小事也会导致全社会的灾难。这正是极权政治的危险。但是立于良知,我们不乐观,但也不放弃,只能向好的方向去努力。

2008年7月至8月   于伊萨卡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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