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老索,中国的精神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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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康

 

近40年,索尔仁尼琴一直是对中国精神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同时,老索也是两百年来对中国最隔膜,最冷漠,乃至最反感的俄国文豪。在中俄两国九十年间因地缘和历史误读造成的世纪宿命中,老索与中国在精神上的特殊联系,随着他的去世,已经成为一则永远的孤例。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自由精神代表人士都对东方报以欧洲式的好奇、同情乃至神往。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精神巨人都承认,中国是一个比俄国更古老也更文明的国度。尤其在托翁的世界视野中,中国是一个保持着淳厚道德和善良风俗并蕴藏着人类拯救契机的伟大时空。孔子、老子与佛陀的相互尊重和融合,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兄弟之爱。这位“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著名信徒,花费了相当精力直接阅读和翻译孔、老,寄寓着俄国面向西方的迷惘之后精神上的另一种转向。

十月革命在改变俄国自身命运及其与西方关系的同时,大幅改变了俄国的中国视野。十九世纪俄国的西化派自由知识界曾把中国看成是比俄国社会更落后、更野蛮的国家。认为在西方面前,俄国是被启蒙、被提升者;在中国面前,俄国则是前驱和拯救者。因为革命、战争以及诸种历史错位、尤其《凡尔赛合约》对俄、中两国发生的截然不同的影响,俄国真正成为了中国的精神导师和历史榜样,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其宿命式的影响至今犹存。老索作为中国的特殊精神盟友,只有在两国命运的大背景下才能大体看清。

现在,连最顽固的毛派人士都不否认,毛主义在源头上出自斯大林主义,远甚于对秦始皇的继承。斯大林主义在空间和气质上本来属于俄国历史本性的亚洲部分,本是对十九世纪俄国西化派的全盘反动,也是对俄国与西欧主流历史的叛逆与否弃,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与亚细亚专制主义和马基雅维里暴民政治恶性结合的新型列维坦怪物。其历史脾性和精神气质正好投合于近代以来更为黑暗、走投无路的中国。俄、中两个最后解体的欧亚大帝国都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以面对西方的挑战,并维护自身文明的常道。在某种意义上,俄中两大民族只能借助出自西方、又属于西方主流正脉文明异端的思想体系,——历史正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通过一场空前的革命、篡夺和复辟来换取自身存在的權利。

当老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东普鲁士战壕里开始怀疑约瑟夫的指挥才能时,毛泽东还在延安窑洞里,筹谋对国民党的僭越;当老索因其最初的怀疑而身陷囹圄时,中国左翼知识界正把毛泽东当成大救星;当老索身罹绝症并进入对斯大林暴政的正式抗衡时期,中国知识界却因一场现代焚书坑儒而遭犁庭扫穴之灾;当老索继承十九世纪俄国天才和圣徒的衣钵公然以笔为帜,向整个苏俄集中营制度宣战时,中国知识界及其子息一代更悲惨而可耻地沦为毛泽东暴政的牺牲品和工具;当老索流亡西方,更深地进入俄国十九、二十世纪命运的精神激流时,中国知识界终于挨到毛泽东殒毙,才迎来某种程度的解冻,却远远未能为中国和世界贡献出一部东方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及嗣后的演变证实,老索一个人的作品对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命运的影响,为整个中国文学和思想界望尘莫及。

中国知识界由此陷入一种奇特而可悲的境况。

一方面,老索和萨哈洛夫、阿玛里利克、阿赫玛托娃、麦德维杰夫等人组成的苏联持不同政见阵营以俄国十二月党人以后不绝如缕的自由精神和反抗姿态与苏俄帝国公开抗衡,鼓舞了整个苏俄社会和东欧斯大林主义国家争取自由的运动,或暗或明地成了中国知识界人士改善自身处境、萌生反抗、追求精神自由的先驱。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和整个西方知识界对老索的特别关注,由于老索从强老营归来后不屈不挠的战士风骨,由于老索巨大的文学才华,以及由于他先知式的流放与孤独,包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惊人相似的面容、眼神和风格,他在中国两代知识人心目中,早已成为一座道德、精神和文学的丰碑。他的作品在无数中国读者的心中激发的共鸣、震撼和启示,甚至超过了全部西方文学大师和中国现代文学家所能达到的程度。

作为苏俄“持不同政见”的领军人物,作为集中营文学的代表,作为与苏俄帝国长期对峙的精神巨人,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谱系中最具先知和圣徒形象的俄国文豪,对于中国,老索犹如高远雄伟的珠穆朗玛峰。除了官方御用文奴和腐败堕落的文坛群小,中国独立和良知知识界,无人能回避老索巨大而久远的存在。毫无疑问,这位大耄之年溘然长逝的俄国作家乃是中国最黑暗、最恐怖、最彷徨的六十年间最英勇、最亲切、最伟大的精神盟友。

另一方面,老索至死也没有对中国流露过一丝好意。在他浩瀚的文字、思绪和言论中,中国只是一个庞大而近乎虚无的国度。在老索的中国视野里,毛泽东主义一刻没有离开这片土地。而毛主义正是老索终身警觉、厌恶和否弃的斯大林主义的东方再版。1973年在《致苏联领导人》那封代表了老索历史、祖国、命运观的公开信中,他曾专列一部分文字,与其俄国统治者同胞讨论“与中国的关系”。他建议,让马克思主义这股十九世纪从西方刮来的黑风继续吹向东方,巨人般的俄国拥有一千年的东正教,马克思主义使俄国丧失了六千六百万条生命。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虽然老索强调,他并不希望中国在精神上毁灭,但是他毕竟是俄国人,他只能首先为自己的祖国考虑。他还建议苏俄统治集团,无论如何要避免与中国的战争。因为所有的优势:不怕死,吃苦耐劳,服从命令,数量巨大的军队以及中国特有的人民战争,都不在苏俄一边。与中国开战,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

没有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会感到轻松。但是,老索道出了一个十分阴郁、也十分真实的历史秘密。深知斯大林主义残忍本性的老索,比所有西方知识分子更能直觉地预感到东方的危险。他对中国的恐惧,是真实不虚的中国现实,且一再被历史证实。尽管老索的中国直觉丝毫不能缓解中国的悲剧,他却成为中国自我认识的罕见的他山之石。

事实上,从1974年到1994年的20年间,俄国与中国都发生了历史性、戏剧性地演化。不难理解,老索一如既往甚而更加紧张而焦虑地关注着俄国。作为二十世纪苦难俄国的代言人,老索天然属于大俄罗斯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与陀氏和托翁一样,在老索身上,对俄国的爱、关怀和希望,同时也是对世界的爱、关怀和希望。毫无疑问,俄国的崩解不符合老索的俄罗斯理想,他的心灵充满迷惘、痛苦甚至愤怒。他对叶利钦本人的责难、对普京的赞誉不一定为西方所称道,在中国人听来则难置可否,但肯定体现了老索一以贯之的俄国情怀。

不能设想,老索对中国二十余年的变化完全没有兴趣;更不能判定,这位终身反抗极权专制和人性之恶的老战士,已经失去观察和思考中国命运的能力。人们也许无法深入到他内心,了解他对俄国以外的当代世界的真实看法,但根据他一生的著述和命运可知,他对中国的演变,绝对没有中国官方知识界和西方左派那种乐观的结论。身为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和珍视人类心灵自由的先知,老索不可能对专制依然而徒有经济增长却普遍腐败堕落的中国报以认同和希望。相反,以其对人类秉性独特的洞察,对专制主义的厌恶,他会一如既往,为中国在精神上的黯淡和灵魂上的麻木而忧心忡忡。

中国在其多难而悲剧史诗般的现代历史中,曾有不少精神上的盟友:托尔斯泰、罗素、爱因斯坦、杜威、泰戈尔、萧伯纳、费正清、李约瑟、雷鸣远、马悦然……,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结论未必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他们都是中国当代自我认识的异域因缘。他们那份中国感情本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孕育的美丽果实,他们与生俱来的善意、同情心、客观立场和独立精神,他们为自由、信仰和博爱垂降于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所作的努力,乃是世界对中国的恩赐,远比中国统治者及其奴仆对本国同胞施予的野蛮统治高尚、伟大得多。

中国在面对这些精神盟友时,应该反忖。我们自己对得起他们的良苦用心吗?我们在精神上也同样逾越了种族、国家和狭隘、冷漠、仇恨吗?我们曾经以谦卑和感恩的心情接纳并回报过那些不带偏见的谠论和体现人类神圣之爱的伟大精神吗?

老索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中国人民反抗极权主义和精神黑暗,走向自由和光明的苦难历程中,老索的沉默和冷漠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对中国如此,对他本人则是几乎难以理喻的失职。但是,即或没有一句对中国自由运动的赞誉之词,他仍然是中国伟大的精神盟友。在面对共同的邪恶和黑暗的前所未有的较量中,老索及其他俄国先驱所跋涉的路径,将长久地成为中国走向自由和拯救的并行之道。中国众多精神盟友中,老索的身影永远属于先知、圣徒和殉道者之列。

据说,他在流亡时期,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学习中文。也许,他把对中国的理解和希望托付给了年轻的一代。

 

2008年8月26号 华盛顿近郊

原载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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