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中国的希望与危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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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平

 

—— —— 由汶川、瓮安看中国当代极权制度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艾晓明女士写了篇文章“每个人都可以战斗在汶川”, 其中说:“所有人都是如此的寝食难安,一次次泪流满面,为地震中蒙难的同胞骨肉悲痛,恨不能飞身前往汶川,加入救灾行列。”“我感到创造意义的伟大力量。人们是多么渴望过上意义的生活啊,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价值被肯定,多么愿意看到爱与同情、战胜天大难关而众志成城的形象。……我们看到火热的道德良善之花,遍地开放。”但是她又写道:“就在无数人打爆热线要求领养汶川孤儿时,我身边的一位同事,她抚养的孤儿得不到任何社会照顾……”“ 同样,当几十亿的捐款涌向四川受灾地区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就在中国农村的很多没有受灾的地方,连干净的生活用水也不具备……”“ 我不需要再说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如何肆虐了,成千上万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失去亲人,孩子失去父母,多少人间惨剧永远地掩埋了在田野里起伏的坟茔之 下……我也不必说,因为过去种种政治灾难导致的社会地震,又有多少亲人骨肉分离……”

这次地震让我们哀痛,但同时我们也被千万同胞所深深感动,一是他们对灾害的忍耐力和勇气,再是他们舍生忘死的救援,“一种善意、一种大爱被空前地调动起来,在这个时刻,几乎没有异议,骨肉同胞、人道人性似乎压倒了一切。”多么让人感动的人民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艾女士所说的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例证,以及无数的评述,见证当代中国人性的冷漠、麻木、阴暗、猥琐、乃至残忍。我们不敢对人性期冀太高,但是中国社会的糟糕确已超乎常情,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几乎很难在中国立足生活,家长们困惑,是教育孩子诚实善良呢,还是要像狼一样?“仁义”,这个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词语,在当代的其义约等同于“愚痴”。善为自毁,厚黑唯尚,倒成了中国的常识。凡是略有良知的人,没有不为中国社会及文明担忧的,崩溃的风暴随时都可来临。但是这场地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那就是亿万普通民众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善的力量。

有评论说,汶川地震中,民众的救援热情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我以为不很准确。公民由权利界定,就中国极权制度,公民意识首先是公民权利意识,比如言论、信仰、结社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保障等等。中国民众的这些权利被剥夺,因此他们只是受统治的小民——百姓,而不是公民。小民要成为公民,即要分立于统治者,要回公民权利。有公民权利才有公民。民主墙、八九民运可说是公民意识觉醒,其呼唤民权,民权抗议官权。但是一场鲜血,它们被镇压回去,中国的公民意识又进入休眠。在这场抗震救灾中,中国民众固然可歌可泣,但并未提出公民权利要求。因此与其说是公民意识觉醒,我倒认为是人性的觉醒,当然我这里是说人性好的那一面,其包括三重:1、善; 2、要求人的意义;3、参与公共社会。如果中国民众获得公民权利,加之此三者就是完整的公民。因此,在我们对民众抗灾给予充分肯定地同时,尚要指出民众需要有公民权利意识,并为之奋争。只有当民众实际享有公民权利,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的人生意义与对社会的参与也才有保障。否则,如此次抗震,民众的大善大勇被拿到媒体、电视台,用来歌颂党和制度,而民依然是小民。

对于艾女士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深究这是为什么?我们批评中国人冷漠、麻木、贪婪、阴暗,这是事实,而且普遍;但是此次地震中国民所表现的善、慷慨、舍身忘己又怎么解释呢?中国人突然间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热情,让人难以思议,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正说明中国人健康良善的人性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压制和禁止的。长久郁积的良善人性,在一个恰当的时期,碰到一个“合法”的缺口,突然喷泻出来,由于郁积得长久、沉重,喷泻出来也就格外汹涌。当我们被国民仁爱义勇所感动的时候,也需要思考,国民的仁爱、义勇、社会热情是怎样被压制和阉割的;又如何转向了卑下和阴暗;我们该如何让健康良善的人性回归生命,重新施展,建设中国。

人性复杂,善恶交错,犹如黑白影像,莫人能免。但是健康的社会、健康的人性,良善的一面总是占主导。因为人是微秒脆弱的,他们更渴望安全和被肯定,这也是文明和社会得以建立的原因。儒家讲“仁”、基督讲“爱”、佛讲“慈”,它们是文明的主导,是对人的肯定和保护,它们是人存在的居所。“善”深入人生命内部,它不是理性真理,却是人共在的生命契约,有此人才有共同生活的屋顶。人是寻求价值、意义的生物,除简单的生理需求之外,人一生所求是对自身的肯定。人活一口气,即是说活着就是要证实他的存在,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对他存在的漠视和否定,人对否定的抵抗就是追求肯定,也就是要求生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人的存在不是活着,而是要求价值与意义。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存在,他参与社会才进入“人”的居所,进而实现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人不害怕被抛弃在社会之外,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个体进入不了社会群体,而实行的生命报复。向善、寻求意义、参与社会,这些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健康人性的主导,它们是创造与建设文明的力量源泉。

在对共产制度的批判中,我们常常见到人们将毛极权和中国传统专制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近乎糟蹋中国文明。当然毛极权和中国专制传统有关系,但是二者截然不同,后者属于人类文明之列,而前者则是反文明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大部分是专制的,对之不能简单地否定。在战争频发的古代,分散的自然农业社会,为制止国家内部纷争,抵御外部抢劫侵略,专制制度的建立是很自然的,因为冷兵器战争就是集中人力。民主可管理国家,但不能治军和指挥战争。将任何“主义”作为鉴别文明的尺度——政治划线,都和共产主义一样有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各有其司,人类必须有效地制约政治,不可让之超越其范畴。

我在这里提示几点,来区别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和毛极权制度。作为传统中国:1、乡村是宗族自治社会。中国皇权至上,但自古官不下县,乡村自治与皇权相平衡,这是传统中国运作的中枢。皇权可集中国力维护国家安全与秩序;而分散的乡村自治社会,则平衡国家权力,保持常态稳定的社会。宗族自治乡村,是自然共生群体,有共同的祖先,成员有共同利益,是自足的人性社会。鲁迅批判辛亥革命,除了倒了皇帝、剪了辫子,中国社会和民众一切依旧,其实这正是中国文明能长久延续的力量。数千年来,政党争斗、宫廷政变、改朝换代、乃至外族入侵,中国的乡村社会都是不变的,乡村宗族自治社会是中国文明的基础。2、土地财产私有制和自然经济。此二者保护民生的自足自主性,不受国家与官的奴役。相对国家计划经济,自然经济具有自由经济的性质。3、制度化。虽然是帝王专制,但是国家有法律制度,帝王并不能为所欲为,而需敬天祭地,遵“祖宗之法”。4、文官制度。其一科举以文取士,保证国家人才的合理竞争,及官僚集团的人文质量;其二官僚制度制约皇权;其三国家管理的制度化,制约权力的野蛮和暴力。在人类政治史中,中国的文官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是对文明的一大贡献。5、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为国家道统。  儒家的“仁”、基督教的“爱”、佛教的“慈”等等,这些肯定、维护全体生命的精神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和体现,是文明之本。“仁”之道统建立了文明的价值体系, 制约野蛮和暴力,确立人与社会的文明向度。6、宽容丰富的文化积蓄。人性复杂,不只局于政治、道德、利益,而有丰富的要求,比如友情、性爱、繁衍、娱乐、饮食、美感、生死、梦幻、宗教等等。这些是人文经验漫长时间的积蓄,事无巨细,点点滴滴。它们是人性丰富而饱满。

例举这些是为了毛极权的反文明性质,明了这些我们就不会再将中国传统专制与毛极权相提并论。毛极权对文明的野蛮破坏,是毁灭性的,为人类历史所少有。由于时间尚短,人们还没能认识到这场文明灾难的惨重性。文明是延续的,对文明破坏的效应也是延续的,破坏的程度与效应的程度是正比。没有对这场文明灾难的彻底清理和反省,中国就不可能走出它的废墟,重新走向文明。


1949年后,毛摧毁“旧意识”,以“阶级斗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依此统治中国。“阶级斗争”是仇恨和暴力的学说,鼓动穷人仇恨有产者,以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和剥夺有产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专政,也还是仇恨和暴力。社会、国家——凡群体,其合力必须大于斥力,否则便崩溃或瓦解,因此于其内部必须倡导和睦,不分贫富、贵贱、等级、类别。此即“仁”“爱”“慈”的伦理功能,由此消解人们的隔阂和对立,各阶层各群体亲和相连,使国家、社会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保障。而“阶级斗争”鼓动社会内部仇恨、杀戮,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其是反文明的。上一世纪的共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论的实行,其给人类带来惨重的灾难。人类需要汲取教训,抵制鼓动仇恨与暴力的宣传,无论以什么名义、对未来给予什么许诺。

中共对中国最彻底的破坏是土改,土改对中国的负面意义人们尚未充分注意。1、土改摧毁了乡村自治社会。土改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党”在乡村的基层政权,由此中国传统自治乡村,便由“党”所统治,注意:这个党的基层政权配有武装——民兵。自此,中国数亿农民便被“党”牢牢控制,丧失了他们的自主性,乃至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中国传统乡村自治社会彻底完结。“党”对基层农村的控制,是 “新中国”的极权制度的基础。2、土地公有与国家经济。土改与合作化是一个过程,分地是为了挑动阶级斗争,夺取国家及乡村政权,当目的实现,就收回农民的全部土地——土地公有。农民被剥夺土地,加之户籍制和“党支部”,他们便由自耕农沦为国家农奴。他们没有土地,劳动听命于“队干部”,产出归属国家,口粮由“队上”分配。农民的经济权被国家接收,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3、乡绅阶级被消灭。乡绅是中国传统农村的支柱、领导者,“党”在乡村建立基层政权,首要是消灭乡绅阶级,从他们手中夺得权力。中国传统乡村是自治社会,没有政权机构,领导者无非是宗族推举的德高望重者,他们一般是乡绅,因为家境相对富裕,有文化,有人脉,能承担。乡绅是儒家“仁义道德”伦理的主要载体;于上,其产生士,于下,主持民间社会;是国家与社会,民间与官府的中转者。他们是传统中国的中坚阶级,等同于封建社会的贵族,资本社会的资本阶级。土改剥夺地富土地财产,将他们打为另类、贱民,并且杀了百万有余。土改消灭了中国乡绅阶级。4、党政权。传统乡村的领袖是宗族推举的,类似长老,德高望重即意味有公认性,其所遵循的儒家伦理也是世代相传的公共规则,责任对象是村民。土改中,中共之所以要“依靠贫雇农” ,就因为他们在底层,无产,可以鼓动起他们的仇恨,靠他们打倒乡绅,夺取乡村权力。中共农村新政权,其成员就是土改积极分子,共产党帮他们“翻了身”,他们也就自然效忠于“党”。过去乡村的长老是乡民推举的,其对乡民负责;但新权力则是“党”给的,因此其也就听命于“党”。中共的极权统治一竿子到底,控制到每个农民。大跃进,农民凭常识就知道那是不行的,但是其可以在农村热火朝天地实行,这就是党政权的功效。

这个权力转换是以暴力完成的,而其实行的秘诀就是“以下为上”,颠倒文明秩序,将权力交给底层、愚昧、偏狭、能造反的人。“卑贱者最聪明”、贫穷至尚、苦大仇深为荣,这些都是为中共愚昧残暴的政权作注脚。阶级论实际是等级制,1949年后的阶级划分,就是划分等级;只是较之奴隶制、贵族制的等级社会,其是文明秩序颠倒的等级制。乡绅和贫雇农,到底谁能更好地管理乡村?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了确保对“党”的忠诚,中共实行人才逆选。其结果是:A、文明价值颠倒,以愚为上、以恨为上、以残暴为上;B、权力愚昧而残暴;C、民族素质下降。5、 建立“党”的基层政权,消灭乡绅阶级,进而也就彻底摧毁了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儒家“仁义道德”伦理,强制灌输“阶级斗争”意识,崇尚“仁义”的乡村社会,转而倡导仇恨与暴力,社会退化到残酷的野蛮状态。

土改是中共革命的原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就搞过“农民革命”——“痞子运动”。中共革命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的革命,其政权也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政权,其包括中国传统流民造反和苏共极权的双重野蛮与残暴。“新中国”后,毛所搞得一系列运动,其方式和手段都源于土改。

1950至1951年,镇反运动杀了近百万人,此外还有“关”和“管”了数百万。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镇反是中共为巩固新政权进行的社会大清洗。通过这场运动中,中共以暴力确立了一党专政。中共战胜国民党,中国的社会精英一部分流散欧美,一部分跟蒋介石去了台湾,一部分在镇反中被清洗,至此中国民族已经失去了它的国家及政治的领导阶层。这种状况和土改后乡村的政权的改变是同构的——流氓无产者取代乡绅。

镇反之后是思想改造运动,这是针对知识阶级的清洗和洗脑,强制知识分子接受“党”意识,效忠新政权,成为“党”御用的工具。要注意,其背景是镇反。知识分子痛哭流涕地改造思想、皈依马列、效忠党,因为身后就是血腥屠杀。无需反右,中国知识阶级在镇反和思想改造中就已经被迫归顺驯服了。反右是一场额外的强化补课,其所反的大多是补台的左派。在此,中共消灭了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文明中,知识阶级一向有其独立的功能,即承接延续文明的传统,制约权力,融合社会,即使是帝王专制社会也是如此。知识分子由祭司演化而来,知识阶级是文明的祭司,消灭一种文明,就是消灭它的知识阶级。毛破坏文明很严酷的一项就是迫害、奴役知识分子,其暴力不仅改变了知识阶级的功能,而且改变了中国知识者个人的头脑与人格。就文明的功能而言,毛消灭了中国的知识阶级。在中国,文明没有了它的载体——具体的承担者。八十年代后,中国知识阶级的状况有所恢复,但至今仍然七零八落、残缺不全,这一是由于毛破坏之惨重;再是,中国知识阶级至今还是在极权制度下,尚未独立。中国未来的文明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阶级与权力的分立——它独立性。

1951年底,中共发起三大改造运动。合作化是土改的一部分,这里我们不说了。工商业改造实际就是没收工商业者的私有资产,剥夺他们的经济权,由国家接收他们的企业、公司。近代中国问题之本即是:古老的传统的中国如何进入现代世界。在此过程中,其主导力量的是资产阶级。近代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内外交困,含辛茹苦,经过百多年的风雨刚刚有雏形,即被中共连根铲除。毛消灭了近代中国百年积蓄的经济精英阶层,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失去了领导者,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被延误了小四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除政治清洗,经济剥夺之外,毛尚反复发动运动推行文化革命,实际就是全民洗脑,摧毁文化,强制灌输毛意识。文化革命就是反文明反文化的革命,文革是反文明的顶点,也是其最集中之体现。毛不仅摧毁了中国数千年积蓄的传统道德、文化;也摧毁了近代以来中国百年对于西方文明的汲取;而且毛闭关锁国,控制言论思想,断绝了中国民族与世界的信息交流,也扼杀了国人自身的思想精神。一个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其道德、思想、精神、文化之丰富深厚令世界瞩目,但最终沦为一本小红书。

我们可以综合地想一想,毛的三十年中,中国乡村自治社会被摧毁,国民私人财产被没收,自由经济被取缔,社会、政治、经济、精神、文化各界精英遭清洗,宗教、思想、文化被全面禁忌铲除等等,那么中国还剩下什么? 一个社会必备的要素全部丧失,“党”接管一切。而中共“党”权力具体又是什么呢?中共经过内部的反复清洗,掌控各级实权者多是流氓无产者,低文化崇暴力,偏狭、虚妄、残酷,嗜权如命,毛是代表。人有恒产而有恒心。国家、民族为这样一批无产无业愚昧游民所控制能怎样?其命运只能是由土改、镇反、大跃进改到文革。和他们所宣扬的正相反,中共所代表的不是先进阶级,而恰恰是中国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反进步、反文明。这真是鲜血之教训,我们必须维护以仁爱为本的文明价值,尊重人类历史积蓄的文明传统,以文明价值为参照遴选人才,而绝不能将国家权力交与愚昧野蛮者。

 2008年7月至8月   于伊萨卡

(待续)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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