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宋彬彬事件和道义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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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平

 

2007年,北京市师大附中(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荣誉名称。此事引起网沸。宋彬彬曾是文革重要人物——红卫兵运动的象征,北京市大附中是著名中学,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寓意什么? 民众何以议论如潮?这不是一校一人之问题,而有关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历史与评价,显示中国当今乃至未来文明价值的界定和选择。此体乃大,并非小题。

1966年8月5日, 北京师大学女附中学一些红卫兵批斗殴打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五个人身上被倒墨汁、戴高帽子、脖 子上挂牌子、强迫下跪,红卫兵对他们用带钉子的棒子毒打、开水烫等等。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折磨,卞仲耘致死、胡志涛骨折,另外三人重伤。(参见文革史家王友 琴“学生打老师”,作者当时是该校学生)2006年,90岁 高龄的林莽先生撰文回忆:“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 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 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 是木枪。……棍子像雨点般 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 她起不来了!另一个女红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

在这场血案发生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委会和红卫兵的领导、学生党员。当日晚,也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饭店见了吴德,汇报卞仲耘之死。而且该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正是宋彬彬和另外两个高三学生贴出的。(参见王友琴“学生打老师”)北师大校友陶洛诵见证:“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 毫无疑义,对这起血案中,宋彬彬负有责任。

十数日后,“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戴红袖章,毛对她说:“要武嘛”。次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宋要武文章“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自此,红卫兵暴行席卷全国。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其文件“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列举红卫兵功绩:“在8月20日到9月底40天内,北京共打死了1772人。”有关红卫兵的暴行,已有许多记述,这里不再例举。

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辩解,“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她还辩解,两报发表“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事先她并不知晓。即使真是如此,宋彬彬也还是难脱其责。去掉理想的光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卫兵:1、效忠最高领袖;2、实施残酷暴力;3、追求极权权力和统治;4、非人性、横扫文明(砸烂封资修);5、崇尚血统特权;6、 疯狂虚妄。人们将红卫兵比喻为青年法西斯,不为过,“红卫兵”的命名即有党卫军的寓意。我们否定红卫兵,多在其暴行,但这不够。红卫兵有其政治纲领、背景和目的,也有其意识形态,其上求极权统治,下毁人性、文化,颠覆文明。于这样的组织,暴行是其必然的形式。66年红卫兵暴行横扫社会,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红卫兵集中显现了极权政治,并将暴行推倒极致。40余年过去了,我们至今没有对此历史完整的清理和记录,反而遮掩涂改,甚至黑白颠倒,红卫兵的遗患也至今深存中国民族的肌体与社会,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可为一例。

如果我们完整地去认识红卫兵运动,那么宋彬彬是否亲手打过人就不那么重要,即使她在某个时候也曾反对武斗,但作为一个红卫兵头目及红卫兵运动的一个象征,她对这部罪恶的历史仍负有责任。这里我特别要分析一下她给毛戴红袖章事件。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接见红卫兵代表;7月31日毛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封信;8月18日毛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毛是红卫兵运动的发动者和总后台,毫无疑问他是罪魁。毛接见红卫兵有几个目的:1、动员青年学生作为他的政治势力;2、向刘邓官僚集团显示他的政治力量;3、鼓动狂热,启动全国自下而上的“革命”。将党极权变为毛个人极权,这是毛发动文革的主旨。“ 8.18”实是毛将“人民革命”推向高潮的誓师大会。

骆小海记:“8月6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1966年8月中旬至11月底,毛8次接见红卫兵1100多 万人,而这正是红卫兵暴行最为猖獗时期。显然,毛是有意纵容鼓励红卫兵暴力。他清楚,要摧毁刘邓各级官僚,夺得权力,不能只靠大字报,还需要群众暴力。 毛在天安门城楼接受宋彬彬戴袖章,并说“要武”,可以说是偶然的,但是就当时全国红卫兵兴起暴力蔓延之势,这倒更类似酒后真言。特别要提示,毛“8.18”接见红卫兵是穿军装,且而这是他建国后首次着军装,他经过精心考虑,显示他掌握军队——显示暴力,革命与军队一体,威慑政敌、社会与民众。暴力与其说是毛的革命手段,不如说是他的信奉。

49年后,毛逐步成为国家的神像。就人们的狂热崇拜,8.18接见是一场神灵显体的巫仪式,百万民众集体迷狂。中共革命即是胜利的太平天国。在这场巫仪式中,毛宋红袖章一幕虽然是偶然的,但却是重要的:1、领袖赐予红卫兵最高荣誉——高价值量;2、红卫兵获得超乎国家、政府、法律和民众之上的特权和地位;3、红卫兵的血腥暴力得以肯定,有了“合法性”;4、向全国发出红卫兵进军的号召。“8.18” 后,红卫兵铺天盖地,由学校冲向社会,破坏与暴行进入高潮。戴红袖章一幕即是进军的号角,其是偶然发生的,但引发的能量是巨大的;而此偶然之下,隐含着红卫兵运动的本质:暴行、崇尚权力、虚妄、反文明(由彬彬到要武);也正是由于它集中体现了此本质,才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一个象征。还要补充一句,红卫兵与毛的关系是教父与教子。

66年8月初,北京各校红卫兵已普遍兴起,揪斗、戴高帽、殴打、游街、关押、刑讯等暴行也已流行,北师女大卞仲耘之死是典型事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中说:“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王先生抓住了本质,在当时红卫兵就已鲜血淋淋。宋彬彬给毛戴袖章不是被动的,主意是她想到并提出的,此举使红卫兵登上“神坛”, 她自己也沾了“神光”。当然,宋彬彬当时不会想那么多,但她对红卫兵运动是推崇的,对其暴力也是认可的,此外还有对领袖的求宠。宋彬彬辩解“我给毛主席带 上了红袖章”的文章与她无关,即使如此,她还是接受了“宋要武”的名字,至今我们还能查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要武写的大字报。“8.18”后,宋彬彬作为北女师大的“执政者”之一,该校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她也不可能未参与。

我们并不是抓住宋彬彬不放,不是一定咬定她打人杀人,她也确实曾反对武斗(见宋要武、华小康等“致革命同学的公开信”1966年9月6日)。这些具体事情需实事求是,但宋彬彬曾积极投身红卫兵运动,并起到号角作用,不能说因为她没亲手打过人而无罪,毛一生也没亲手杀过人,但他发动了大屠杀。

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下,作为一个19岁 的女学生,我们今天可以对之宽容地理解,她的狂热也正是当时全国大多数人的狂热。但是,宽容的前提是审判罪行,伸张道义,否则人类社会的基础——道义原则便将颠覆。卞仲耘血案,宋彬彬是当时的红卫兵领导,属参与者。天安门“戴红袖章”事件对全国红卫兵暴行起到了号角作用,不言而喻宋彬彬罪责难逃。

当初全国民众在迷乱中,还可以搪塞说被蒙骗,但是经过了40多年,我们足以辨识善恶是非。我们需要:1、首先宣判罪。杀戮、酷刑、虐待、侮辱人是罪;摧毁人伦、毁坏文化是罪;追求极权统治是罪。2、认罪悔过。指使者有指使者的罪;头目有头目的罪;随从有随从的罪。在这场暴虐中,毛有毛的罪,民众也有民众的罪,后者并不可以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因为是被蒙骗而无罪。受蒙骗而施暴,依然不可逃脱罪责。谁的罪谁担,谁犯罪谁需悔。3、向受难者与被毁坏的文化道歉。4、从政治、社会、历史、人性、思想文化等各角度反省文革。

对于红卫兵暴行,无论是直接参与者或是幕后指使者,如果在当时或相隔时间尚不长,就一定需要司法审判。罪有当得,这是自古人类文明的基石之一。可惜这在中国并无可能,指使和支持这场暴行的正是极权制度和毛本人。而于现今,就是中国更换制度,由于时间相隔太长,背景过于庞杂,牵扯范围太大,司法审判也失去了可能。因此我们今天重提这段历史,不是要求司法清算,而是道义界定。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做,而且也是需要做的。道义是文明的基础,其界定文明的基本规范,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根于此。道义规范破坏,整部文明即倒塌。中国当代灾祸不断,重要原因即是道义规范崩溃,红卫兵运动就是善恶价值颠倒的明证。中国眼下的黑社会化,也在道义规范被颠覆,社会正常秩序不得生成。中国要重新走向文明,就需要道义界定。 文明不是空泛的,而由人类具体的生存经验凝聚,这就如同法律的确立要以具体案例为内容。这点非常重要,道义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人类漫长生存经验的积蓄,因此它是以传统为延续为基础的。在中国恢复道义,就是恢复人类自古以来的善恶价值,其是常识性的、普世的,是为各 文明所共同接受和认定的,比如仁爱、禁滥杀、反暴行、尊重人、公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而在中国恢复这些,首先是面对中国当代反文明的历史,以道义审定所发生的事情,由土改到六四,一桩桩一件件,什么是义,什么是罪,将颠倒的文明颠倒过来,这也就是道义的落实,使道义植于历史经验的深处。概念的道义有了经验的内涵,其才是充实的具体的。而经过道义审判,被摧毁的道义价值才能重新确立,有参照,有准则,有范例。恢复道义,这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基点。

客观地说,图片上给毛带红袖章的宋彬彬——红卫兵运动的象征,并不等同于宋彬彬本人。前者是公共象征符号;后者则是她个人,投身红卫兵只是她个人经历的一部分。 对于宋彬彬个人,我们不是要将她作为红卫兵运动来声讨,但是她对自己参加红卫兵运动的经历及恶果,应该承付责任,需要有悔过有道歉,也应该有反省认识;而文革受害者及公共社会,即使在今天,也有权对她在红卫兵运动中的所为提出指控和道义谴责;历史对此应该如实地记录和评述。我们不是要清算个人,但是经过40年,宋彬彬并未认过道歉,也没对红卫兵运动反省,而只是为自己开脱辩护,这不能让人原谅。一位网友评论说:“她既然参与校庆的评选,完全可以表明她对文革的态度,以及对8.18以及红卫兵暴力的态度。比如,她可以在那张照片下加注释:这是当年我曾引以为荣的照片,今天看起来,它联系着无辜人民的伤亡和国家的动乱,我没有思考,没有拒绝,如今深以为耻。”今天回首,面对那些死难,说这样一句话并非苛求,但是宋彬彬没反悔也无歉意。当初参加红卫兵运动尚可以说无知,但40年后仍然拒绝认过道歉,这是对受难者和人类道义的蔑视。当然,1949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参与杀戮与迫害的人都没有反悔和道歉,而这就是中国丧失道义的标志。

就算宋彬彬可以像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对他们参与的罪行保持沉默,但是她出来参选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却不是对红卫兵之罪的沉默。某位替她辩护的人也说:“宋彬彬出来应选知名校友是不明智的”。著名学府 的“知名校友”,是社会荣誉,代表教育的价值和取向。作为“知名校友”的宋彬彬同样不是她个人,而是社会价值的公共符号,而这个象征符号和给毛戴袖章的象征符号是相通的,前者包含后者。赋予“宋彬彬”以“知名校友”的荣誉,就是对红卫兵运动及其暴行的肯定。特别是该校推荐知名校友的网页上,宋彬彬个人简历栏目注有:“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北师大实验中学所编《辉煌90年》 纪念画册,也将宋给毛戴袖章的图片刊登其中。昨日的血迹尚未清洗,今日就公然赞颂暴行,这是对千百万受难者的蔑视,是对文明的挑衅。人们之所以对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不依不饶”,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有关:如何评述红卫兵暴行?中国有没有道义?什么是中国的荣誉? 以什么教育中国的学生?中国走向哪里?

请不要说,此事件仅仅是一所学校评选荣誉校友活动,无关政治与社会。此次北师大附中校庆,有108人被推荐为“知名校友”候选人,其中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但是她最终被刷掉。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她创办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国第一所文革博物馆,因为她近30年来始终不渝地寻找文革的死难者,调查记录文革的罪行。她说:“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以王友琴博士所做,以及她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可以说她是北师大附中90年历史中的第一人。历史将铭刻1966年红卫兵在该校的暴行,文明的殿堂沦为暴行的屠场,这是该校永久的耻辱,应该世代铭记。而王女士则是祭奠死难,记录这场罪行,寻找正义与人的尊严。她孤身一人,无任何资助,顶着压力,数十年如一日,采访了上千人,为600多受难者立传,记录他们的血难,为他们恢复名誉,谴责罪行。她为中国当代历史奠立了一块文明与非文明的界石。作为校友,王友琴洗刷了北师大附中的耻辱,为其挽回了荣誉。但是为什么,王友琴女士被从“知名校友”中拿掉,而宋彬彬却当选?实在地说,不容王友琴当选“知名校友”未必是北师大附中的真意,但校方不得或不敢不如此,因为王友琴纪念文革受难者,就是公布谴责毛、极权制度、文革和红卫兵的罪恶,而这是当局所不容的。中共虽有改革,但仍是毛政权的延续,毛是其祖师,也是其旗号,而昔日的红卫兵如今许多已是党军政要员,这就是宋彬彬当选而王友琴落选的秘密。但是在此事件中,北师大附中还是难逃其辱,讨好权力,隐瞒罪行,颠倒善恶,轻蔑受难者和道义,这是在40年前的耻辱上再加耻辱。40年了,人们已经看清而且明白,但是这样一所著名的学府为什么再次背叛文明?

 五

中国人并不缺少思考能力,1949年后发生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但是事实和是非都不允许讲述,统治者宁愿其似是而非,指马为鹿,最具象征的就是毛的画像依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毛是极权中国的创立者、偶像,邓及其后的政权与制度是由毛那里继承来的,他们与毛是同党。如果放倒毛,清算毛的罪行,中国的现当局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官员将被清算,极权制度也将塌毁。因此要维护现政权与制度,就必需维护毛,保留毛的旗帜,涂抹篡改隐藏毛的罪行。

毛和中共的革命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与文明,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如果中国要恢复文明,就要清算毛和中共的历史,确立文明的正值,重建道义规范,如此中国才能建立有序社会。但是于中共,毛恰恰不能批,否定毛就是否定“新中国”,否定党,否定一党专政制度,因此毛像必需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北师大实验中学所编《辉煌90年》 纪念画册,将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图片刊登其中,其意义与此是一致的。

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社会按照人文价值组构秩序,没有正面的道义价值,文明社会也就无从组建。中国经济飞跃,社会反而黑社会化,而且其趋势越发严重。中共的几十年的极权统治,不仅是杀戮残害了数千万人,也还在其颠覆了文明——消灭了道义、公正,乃至人们生活中常识性善恶道德。于是社会组构的纲常被绞断,人群共生的基础被摧毁。虽然,毛后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是为了维护中共权力,毛符号党符号依然垄断意识价值,这套符号血迹斑斑,满是谎言,是伪价值。而一个社会没有道义规范与文明价值,必定是盛行丛林原则——厚黑说——的野蛮状态。中国铺天盖地的贪污腐败、造假、黑社会化就是必然的。强权与黑社会是一致的,它们是社会无序状态下不同的暴力形式,而且它们将结为一体。而这种状态最终将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崩溃,因为暴力和无信将成为全民的生存方式。

人之出性本善,这话有些空泛,但是人性确有道义与善的需求,有建立和修复文明的本性,这也就是文明所在的原因。即使是在最黑暗最残酷的时代,人性良知也不会全然灭绝,比如林昭和遇罗克。八九运动本质上是否定极权统治,伸张道义诉求公正,要求重建文明的爱国运动,青年学生们代表了民族的希望与理想。可惜这场运动淹没在鲜血中。八九之后,天安门母亲群体在恐怖下对道义的不屈寻求,是民族良知与爱的代表;异议者、自由知识分子对于专制的批判对民主的呼吁;特别是维权运动兴起,道义与公正落实为个人权益的诉求,公民正在生成。这些说明,中国人有良知,有道义诉求,他们可以依靠自己建立一个公正文明的中国。孙志刚事件、萨斯事件、太石村事件、厦门PX事件、黑砖窑事件等等,这些都是发自民间。如果没有权力的障碍,中国将发生广泛的重建道义,复归文明的社会运动。但是由于权力的障碍,中国健康的道义力量遭打压,而不能正常生长。中共垄断了社会、话语和价值权利,即扼制了中国民族对文明的修复机制,他们剥夺民众社会权利,控制言论,恐吓、收买知识分子,打击、监禁异议者、维权人士和反对派,他们扼制和打击的对象正是重建中国道义规范不可缺少的力量。道义与公正从来就是在各方利益有效的对抗与平衡中方可建立的。经过长久的破坏和极权统治,中国道义的呼声本来就是弱势,而庞大的国家权力又操纵专制机器镇压异己,这就更致使中国道义规范无可建立。

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是个文明价值颠倒的典型事例。为什么北师大选知名校友,刷掉王友琴而取宋彬彬?王、宋二人的文明价值之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所著名学府却斥前而媚后,这不是一孤立事件,其象征性表明当今中国文明价值的颠倒。可以相信,如果没有权力与政治的介入,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会选王友琴,而非宋彬彬。正是中国的权力和制度决定了此事件价值倒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极权对于文明的有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糟糕的人文状况,由天安门城楼的画像到六四,由党报到小学生的课本。强暴者荣,赴义者辱,社会不糜烂不黑化,能如何?

人受价值观念支配,社会也按照价值符号而组构,如果价值倒置,人性和社会最终将混乱乃至崩溃。人是有限的,权力也使有限的,极权者错误地相信权力什么都可以操纵,可以任意所为,由经济到法律,由言论到思想,由社会到人性,由历史到价值,由真理到信仰,其实这是妄想。新中国的一系列灾难都源此虚妄。毛操纵一切最终毁灭一切。文明根于人性,是人存在之必需,尽管诸文明相异不一,但其基本原则相通,恒久不变,它不是谁一时的创造,也不能由谁由哪一党所控制,它是千百年来人类生存的共同经验的积蓄与延续,是人存在之本 。宗教地说,它来于神;人文地说它是人世之永恒。强权下,指鹿为马或许可以得逞,但人心不服,人们在接受的时候就开始反叛,随时准备颠覆它;即使人们认知有限,一时被蒙蔽,但也不会长久,人毕竟要面对真实面对生存,寻求生的保障和价值,实现人性。所有反文明的政权都是短暂的。价值和公共符号体现群体共生的规则与经验,不可以随意操纵,即使古代专制帝王也需遵循传统。权力操纵价值和公共符号是危险的,最终是摧毁社会和文明,也包括他们自己,极权的危险就是其摧毁文明,当代中国的连续灾难就是证明。

中国要归附文明,复建秩序,即要道义正名,这一关跳不过去,有此才有文明规则的建立。而做到此,中国政权就需要放弃对价值和公共符号的操纵垄断,将之交还给社会和公众,具体而言就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教育自由,将其权利还与民间。试想,如果没有权力干涉,由北师大附中的校友、师生自己评选“知名校友”,当选的会是王友琴还是宋彬彬?但是如果有权力的操纵和障碍,那么其结果也就自然是颠倒的。明此,我们就清楚中国复建文明的结症何在。但是权力的本质就是膨胀——最大限度地追求统治,何况是极权政权,因此我们不能指望权力归还道义,而需要我们秉持良知,面对真实,坚持不懈地为道义言说,为道义正名,为不公正说话。比如该宋彬彬事件,我们就需要抵制权力抵制对权力的谄媚,谴责红卫兵暴行,维护受难者,捍卫道义原则。道义不属于权力,它需要从权力那里解放出来,恢复其神圣尊严,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准则。道义本身就包含对蛮横、暴行和强权的抵抗,它是富有勇气的抗争。并且,我们也不要指望中国当局会主动将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教育的权利归还予民,自由权利的获得只能来奋争,民间要有足够的力量和压力,这是一个与政权博弈过程。在中国 只有获得新闻、言论自由,重建社会道义才有可能,道义需要舆论和民众认同方可确立。

严格地说,重建道义首先是知识者的责任,知识者的责任是良知,在本质上知识者是文明的祭司,历史上知识者由祭司演化而来。遗憾的是49年后,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整体上已经被消灭了,他们早已沦为权力的仆役和工具。现在中国有不少独立优秀的知识者个人,但是没有一个承付民族良知与命运的知识阶层,中国文明的毁灭与中国知识阶级的被消灭是一致的。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事件折射出当今中国知识阶级与权力的暧昧关系,也显现了他们的卑微与屈辱,这是中国民族的悲哀。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文明的复兴取决于知识者的独立与尽职——分立于权力而忠实于良知。中国需要完成一次知识者与权力的分立,良知、道义与权力的分立。中国知识者只有在承载文明的命运、道义与良知中才能重新站立,才能重新获得他们的人格与尊严。

                                                           2008年2月于  伊萨卡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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