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晨:2008年, 纪念几十周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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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牧晨

 

掐指一算,今年,2008年,有好多个几十周年的纪念,如:1978年,”民主墙”三十周年.1968年,林昭遇害四十周年,1958年,”大跃进”五十周年.还有,1948年,我诞生六十周年.要正而八经的写纪念文章,非我笔力能胜任.写点文字回忆一下过去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

1.生日

我出生于号称天堂的苏州,当时,母亲在东吴大学任体育讲师.怀我的时候,我的姐姐林茵绿才三岁,并不欢迎我这个弟弟,老是踢打母亲的肚子.谁知一场急病夺去了姐姐的生命.我一直想念着没有见过面的姐姐,1948年,她离开了人世,我来到了人间.

我忘不了一个曾反复出现的梦,我最早的记忆:一个纯净光明的棱型图像,在奇妙动人的音响中迅速远离,终于消逝,而一团灰黒色的图像却向我挤压过来,伴和着恐怖的噪音,充斥了所有的空间,当我几乎无法呼吸时,先前那光明的图像又重现.如此反复交替,最后终于一片空白.每当回味此梦境,我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就是不断抵抗无法抵抗的丑陋,罪恶,蛮横,黑暗与死亡,就是追求难以追随的真善美的光明.

一年以后,在我还不懂事的幼儿期,中华民国的旗帜降下了,五星红旗升起.但我从未放弃中华民国的居民身份.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民,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长一岁.

个人的生日没什么可多写,生日最真实的含义只不过在提醒你来日无多.所以,有什么想说的想写的,尽快说出来写出来,至少了了一桩心事.何况如今的电脑网络十分便利,说不定你的文字会获得意外收获.

2.跃进之歌.

1958年,我家住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地处上海郊县的漕河泾,北面是桂林公园,化工学校,冶金学校,东面是康健园和上海音乐学院分部.西南皆为农田.我从虹口区东体育会路小学转到漕河泾第二中心小学(二年级),因插班原因分到二班,二班的同学除了住在化工冶金两校的,全是镇上与附近农村居民的孩子,一班绝大多数是师范学院教职员工的孩子,我和他们一起每天步行约一个小时去镇上上学.

上学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大路,远路,经康健园前门.另一条近路,是泥地的小路,得经过康健园后面和音分院东面的一片坟场.听说这片坟地所埋的多数是”解放初期”被杀的,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人来祭典.师院生物系的师生几次来此掘坟,挑选合意的骨头做标本,坟地到处是打开的简陋棺材和散落的白骨.

“六.一”儿童节,我响应学校的动员,挑了两筐饲料草去学校,那时许多儿童歌曲是响应”总路线,大跃进”的,例如:
“马粪蛋,驴粪蛋,都是庄稼的好食粮,我们捡起它,一边捡来一边唱:学习农民叔叔勤劳的好榜样,大家来积肥,支援农业多打粮.”
小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小学里划出空地堆满了废铁和当做饲料和肥料的青草,至于是否真派上了用场,就不得而知了.

那天晚上是营火晚会,一位高班同学的男高音独唱”对面山上的姑娘”无懈可击,获得满场喝彩.晚会结束,我独自在夜色中回家.走到坟场时,内急,拐入坟堆后面去撒尿,回到路上,看见一班的同学走过来了,便停下来等他们.谁知她们发出一阵喊便回头跑了,我莫名其妙.

第二天,同学们传开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班的学生在坟场碰见鬼了!那鬼的头比脸盆还大,头上还长着一支角!我差点要笑得昏过去,强忍着,设想着自己的鬼模样:头大,是戴着草帽,那支角是扁担,黑暗中的确有点怪.真抱歉让他们绕道而行多走了一大段路.

过了好久,”鬼”的迷底早已揭开,可是一班的几个女同学还是坚信那夜见到的是鬼,不是我! 外号”病西施”的徐黛一见我就怕怕的躲开,莫非我真有点鬼气?我想,难怪,我外婆是丰都人,我外婆的父亲是名山道士,我和鬼城总有点关系嘛.

师院的小花园是我们所有孩子们的乐圆,而钓鱼则是所有男生的乐事.钓鱼技术最精的是”香莴笋”,他那时该有快二十岁了,他保持着两项纪录:一是抓到过一只老鹰,为此还负伤;二是钓到过一条两斤重的鲫鱼.不过,论钓鱼的痴迷度,则非我莫属.如果说在天已黑了的晚上,或在电闪雷鸣的雨中,还有一个人在钓鱼,那只能是我.

我们男孩子钓鱼的时候,女生们在草地上玩,跳绳,跳象皮筋,一边跳一边唱,有些歌蛮好听,例如:
“一片田野一条河,小河弯弯过田坡,我沿河堤栽杨柳,柳叶青青映水波.小河呀,你为我们来灌溉,旱田有水增产多,杨柳呀,你为我们守河堤,不怕洪水冲缇坡.社会主义大跃进,小河杨柳也合作,我们争取了大丰收,你们见了也快活.”

我们这些小学生还真的种了好多树.我们喜欢唱一首叫”绿化近卫军” 的歌:
“我们是绿化近卫军,保护树苗象自己的眼睛,谁要破坏树苗花枝,绿化近卫军就不答应!”

不过,最流行还是那首除四害的”非正宗”歌,是用上海方言唱的:
“六月里的癞痢真苦恼,苍蝇叮来蚊子咬,杨啊杨柳青哪.人民政府来号召,消灭四害最重要,哎哎喲,癞痢头听了哈哈笑!”

另一首歌是”正宗”的除四害歌:
“骑竹马,走城东,专打苍蝇和蚊虫,麻雀抓了一大笼,追得老鼠进不了洞,跳进水缸扑弄通,大家夸我小英雄”.

有那么几天,为了”消灭麻雀”,所有人都发疯似地敲打着,呼喊着,有的爬到屋顶去摸麻雀蛋,听说还摔死了几个.而我却独自一人在钓鱼.身后是师院大操场,大学生成群结队地涌来涌去,敲锣打鼓.有几个大学生还故意把大鼓挪到我身边猛敲,笑着说:”鱼都吓跑了,还钓什么鱼?快回家吧!”

话音未落,我力提钓竿,仿佛提起一块挂着水草的石头.大学生们围上来,嘲笑我:”你看,不听我们的话吧,把树根钓上来了!”一个戴眼镜的想帮我取下钩子,刚伸手,从那一团草里冒出个蛇头,他惊叫着跳开了,大叫:”甲鱼!是个甲鱼!这小鬼钓到了一只大甲鱼!”
一群大学生围拢来,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我不耐烦地挤出人堆,提着钓竿和那只四斤多重的老甲鱼回家, 一路都是惊奇的目光和唏嘘,我难免有点暗自得意.

其实那天最该得意的是”香莴笋”:他抓了一百多只麻雀!后来听说,地区领导人曾想表彰他的,但调查之后作罢了,原因有二:一是他家庭背景有问题,自己是个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二是在回答问话时竟一口否定抓麻雀是为了响应除四害的号召:”我是为了卖点钱,卖不掉就自己吃”.他真的是什么都吃,家里穷得空空如也,穿的是破衣烂衫,还时常饿肚子.

有一次,他却吃得太多,生了一场病.那是”公共食堂”开张,吃饭不要钱,地点就在小花园东面的大棚内.不过大多数教师的家人都没去凑热闹.”大锅饭”热闹了三天就不了了之.许多人身在师院还不知有这码事,或者只当它是无聊的闹剧.毕竟,师院还是知识分子的领地,许多人家至少那身份那格调都很讲究的.例如我家楼上的李志树,全国有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夫人是为他伴奏的钢琴家,他们怎么可能去噌大锅饭?还有象女同学包切专,父亲是作家,母亲是娇贵的苏州美女,连保母都非常清秀文雅.吃饭时,饭桌上四菜一汤,全是精工细作的苏州菜,小碗小碟.饭量大的一个人全吞了都吃不饱.倒是我外婆好奇,去看了一下”共产主义食堂”,回来后就说了一句:”啥子菜幄,尽糟蹋,猪吃的!”

那时,人们不会想到饥荒,好多人不懂得珍惜粮食.在师院学生宿舍,大楼下面总是数不清的,一口也没咬过的,被学生们扔下的馒头包子.大炼钢的时候,师院的西南角和东北角也建了小高炉,去炼铁的大学生每顿饭发两个三两的大馒头,根本吃不了,只有悄悄地埋掉,怕被人说不卖力气.

那两处炼铁场都靠着一个池塘.西南角的池塘尽是些小黑鱼来咬钩,东北角的池塘最多的是彩色的小扁鱼,两处都远不如小花园,我们去那两处钓鱼,多半也是出于好奇,去看看”钢铁元帅升帐”是怎么回事.大约个把月,小高炉悄悄熄灭了.留下的只是大堆没用的铁疙瘩,耐火砖,煤炭渣,把两处的池塘也給污染了,从此没人再去那儿钓鱼.

不久,饥荒悄悄地开始了.师院的生物园养猪场缺饲料,竟然用大锅煮大粪来喂猪,那臭气一直熏到家属宿舍,令人恶心.我们小学里几乎人人都养小球藻,是老师布置的任务.,据说它营养得很,但没听说谁吃过.小花园的鱼也少多了,因为与它U字型河塘连通的东部池塘被两次拉网,捕鱼供食堂所缺.

大跃进一年过后,师院学生宿舍大楼外的地上,很少看见学生扔掉的馒头了.有一首用苏北话唱的”非正宗”歌曲开始流传:
“海风吹来,吹起吾的破衣衫,身上冷,肚里饿,走路也走不动,吾本想到上海,吃上两口大米饭,哪个知道,到了此地块,肚子都填不饱.”

文革之死

1968年春,我和弟弟去苏州安乐园给亡姐上坟,可是那片绿荫葱笼的墓园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亡姐安眠的那座大理石坟墓已成为回忆无法寻觅.

被毁的何止是安乐园.我家附近的联义山庄,我所在工厂附近的虹桥公墓,都是有名的大墓园,也一样难逃浩劫.那种掘墓开棺后发出的恶臭,长久地弥漫在四周,令人窒息.

政治空气也异常沉闷,厂里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试点.四月里的一天,厂里突然召开大会,宣布我是反革命.在虹桥公安分局陆局长的指挥下,当场由一批原赤卫队骨干对我拳脚相加,五花大绑,扭送到闸北公安分局.

闸北分局里坐着一群打手,好象刚干了什么累活,问了我几句,便互相嘲笑道:”又来一个喊冤枉的!”然后对我威胁一番,由看守人员进行脱衣搜查后把我关进了拘留所牢房.

约十平方米的囚室内挤着二十来人.有两个”王头”,一个是重型机器厂群众组织”彭浦地区治安指挥部”的吴才高,打砸抢伤了人.另一个是号称”开封路六只猫”流氓团伙的”大猫”席伟康,也是犯了伤害罪.大猫借口表演”散手”对我攻击了两下,见我无动于衷,也不再惹我这个”大模子”政治犯了.

同狱的还有几个据说是出了名的,如: 小偷杨呆子,猪头,绿猫, 流氓卫新.都不满二十岁.年龄最小的是十三岁的小黄,罪名是写了”刘少奇万岁”的反动标语,另一个姓黄的是彭浦机器厂的工人,罪状很特别:防空演习时他大呼小叫:”东洋鬼子打来喽!大家快快逃命呕!”其实是油嘴滑舌,却被当做”破坏分子”抓起来了.

晚上睡觉,挤得象菜场里刚到的冰冻黄鱼.杨呆子还故意挤压我,我正一肚子闷气无处发泄,便把他拎起来抛向墙角,重重地砸在猪头身上.这两个”名人”似乎想开打,大概估计占不了便宜,闷头睡下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进监狱.除了小学五年级时被冤枉受过一次警告处分,我一直是”优等生”,初中时当过班长,进厂后受到过四清工作队的重用,66年又带头写大字报投入文革,然后又成了厂里第一名老造反,也是全上海市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象我这样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忠诚战士竟是反革命?一定是抓错了!

但接下来的提审和批斗,加上狱友之间的”交流”,使我明白了两件事:

一,抓我是早有预谋的.曾是最紧跟我的第二名老造反,为了争取入党,精心收集了一批”黑材料”,在原厂部掌权者和公安部门策划下,给我安上了”攻击伟大领袖,污蔑工农兵形象,不满现实,组织收听敌台,企图叛国投敌,施行阶级报复”等罪名.抓出一个敌对目标,瓦解得势的造反派力量,符合开展”清队”运动的需要,符合大批中共党人的意愿.

二,既然是有党政官方背景的”专政”,又在”清队”风头上,就不可能为某一个人计较法律方面的细节以确定罪名真实与否,专政机关绝对不存在”抓错人”的问题.对”人犯”来说,都是有罪推定.唯一的出路是”认罪服罪”,态度决定前途.不过,根据常识,我也懂得必须从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表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态度.总之,大家都在演戏,演出一场要命的”专政’木偶剧.

于是,我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给自己无限上纲,但具体事实方面绝不大意.例如,针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是疏忽大意,有的是开玩笑,我都给自己套上大帽子,什么”我要阶级报复”,”我要复辟资本主义”等等,时常引起会场里哄堂大笑,批斗会变成了滑稽戏.

造成这样的效果,有利于我的”从轻发落”,但同时也毁灭了我对文革曾有过的良好意愿.我曾深陷于红色宗教的狂热,相信文革会产生一个天下为公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形势的发展使我看到,在大气磅礴的口号掩盖下,全是精细盘算的权势利益之争.为了权势利益,可以轻易地毁灭人的良知良心,人格尊严,直至生命.从67年镇压上柴联司开始,我对文革越来越失望.而且,在阅读了大量马列原著后,我发现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图腾有太多可疑之处.我欣赏马克思最有价值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在监狱里,接触到许多以前从未了解的阶层和一些各具特色的人物,其中有中共党员干部”走资派”,有当过吴国祯秘书的绍兴师爷,有著名的评弹演员,有民国时期大律师的儿子,有种过鸦片的孔子信徒,有行乐及时的纨绔子弟,有仗势欺人的暴发户包工头,也有低三下四的贫困地区流窜犯.不过最多的是造反派头头.

监狱的首要功能是践踏人格尊严,逼迫人学会苟且偷生.凡有不甘驯服者,定被凶残地毁灭.有天晚上,听到异常的声音,闹了好久.然后看守把吴才高和大猫叫出去.杨呆子说:”又出去打人了,可以吃碗排骨面了!”天快亮时,两人回到监房,垂头丧气的.吴才高悄悄告诉我,是一个精神有毛病的教师,不停地喊反动口号.看守和专养的打手把他关在大浴室里,打了一天,手都软了,心也怕了,可那教师还在拼出微弱的声气呼喊”打倒毛泽东!”这才叫吴和大猫去接着打.终于活活打死了.

每个人都面对着死亡的威胁.连续不断的”公判大会”宣布着被重判和枪决的名单.
有一次,刚进监狱不久,提审时看到一个女犯人被带到隔壁受审.我结束提审后经过时,听到承办员说:”—-你也是姓林的,你不要学着走上绝路—-“.

回到监房一打听,方知那位秀美的女青年名叫林洁,因和朋友们聚会取乐,被冠以”流氓团伙首犯”的罪名被拘留.而那承办员所指的另一个姓林的,则是关在市监狱的女政治犯,因顽固不化,刚被枪决.

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林昭,她是中华的自由圣女.

大约九月份,有个叫钱建中的中年人关了进来.谢所长看到他,冷冷地问:”怎么你又来了?”

原来他曾写信向政府反映”大跃进”的阴暗面,因而被拘留,被判为”右派边缘分子”.

文革开始后,他又连续写了六封信,反映地方的混乱局面.所有的信都署了真实的姓名地址.结果是”二进宫”.

他是浙江省一个农村的孤儿,乡亲们把他养大,还凑钱供他到上海读书.按说毕业后他可以找份好工作留在城市里,但他为报乡亲们的养育之恩,毅然回到农村,他用知识帮助缺少文化的乡民,了解真实情况并如实上书,所以他自称:”我是为真理进来的.”

我们劝说他,得认罪服罪,否则要吃亏.但他不听,其实他应该明白这道理:你是坚持真理的,那么公安局抓你,岂不是反对真理?难道要公安部门认错不成?

我出狱后,第二年年初,看到一份布告,有钱建中的名字,他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两条:”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坚持反动立场.”

十月份,经过长达半年的”拘留”,我被”教育释放’了.迎接我的,是工厂大门外马路上涂写的大标语”打倒坏头头林牧晨!”显然,保守派已经得势了.但造反派朋友们也不甘示弱,热情地欢迎我回厂,广播台播放着”红灯记”选段:”—我迈步出监!”

我感激这种勇敢和友谊,但心里明白,我与半年前被人戏称的”林克思”已经判若两人.文革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光彩,它是死亡的运动,是反人性的恐怖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劝说信它的人们自觉地跪下来,而文革这样的红色宗教则强迫所有人跪倒在地,对反抗者就加以无情的消灭.文革,是血腥的暴政.而我,已经是文革的叛徒.所以,我曾对人说,我的半年拘留是”抓错了,也放错了”.

走出闸北公安分局居留所,我知道自己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大监狱.从此,我开始了十年之久的被专政的生涯,——-不,不止十年.

民主之春

1978年,我被”平反”了,退回了半年拘留所付的伙食费.我拿这笔钱买了全套贝多芬交响乐磁带.夏初,单独重游青岛大连,在大连老虎滩游泳时抽筋,差点出事.国庆假期,与沈君结伴同游无锡宜兴,在无锡喝得酩酊大醉,跳进太湖去游个畅快,急得沈君跑去找船要来救我.幸好他也醉得糊里糊涂,半天没找到一条船,反倒是我上岸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自”四人帮”倒台,以往压抑的气氛有所减轻,我在车间里干活时,常有人围在身边一起高谈阔论.其中有老师傅,也有青年学徒.我们时常传阅报上的一些大胆的文章,预感到局势要变了.

十一月里的一天,阿德和阿尧特地来车间,告诉我,人民广场有群众集会讨论政治问题.当天下班后我就去了广场,果然,有百来人在那里围成几个圈.凑近一听,不过是平常百姓发牢骚而已.正想离开,另一个圈子哄了起来,赶忙过去一瞧,有个青年好象刚开始演讲,主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虽然他的发言不很精彩,但题目吸引人,许多听众也加入议论,气氛既轻松又带点紧张.有人说,据传前几天北京大学生来发表了否定文革的演讲,大家都等待着他们出现.

好象”等待戈多”,一连几天我都去广场,发现人越来越多了.不知不觉地,我也加入了议论.虽然等待已久的”北京大学生”始终未出现,但有几个”演说家”冒了头,例如温定凯,乔忠令,应荣耀,胡可思,杨周,李放,成仲山等等.

不久,广场东部的墙上出现了标语,大字报,小字报.从这些墙头报刊里我得知,最早点起这把民主之火的不是”北京大学生”,而是贵阳的几个青年.我为此感到一点自豪,因为我也是”半个贵阳人”.

我母亲出身于贵阳市,她的祖父吴宗周曾在清朝末年主政湄潭县十几年.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吴汉烈行医,作为胡汉民的朋友,曾当过北伐时期贵阳陆军医院院长.吴家是个官宦书香式的大家族,我的十几个舅舅姑姑里,却好多也是当年的造反派.我母亲小时候也喜欢参加”进步活动”,在担任市政府抄写员时,曾发现黑名单,及时通报那些被通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使其及时逃避.至于中共执政后她受到的迫害,那是后话,不是当年天真的少年们所能预料的.

也许因为天高皇帝远,加上历代去边远地区当官的多少带有点发配的意思,贵阳人的反叛性格得以流传下来?

由于父亲一直在”吃官司,”(关了38年.!)家里一直是讲贵阳话的.贵阳人大概天生有点顽固,在上海住了几十年的十几个贵阳阿姨,没人能说象样的上海话.

点火的贵阳青年中,有两个’家华”:方家华,李家华.令我想起贵阳医学院的孙家华阿姨.她的先生彭教授曾对学院军管会首长方士新大发脾气:”在堂堂学府里挎着手枪晃来晃去,成何体统!”尽管他们以前是好友,该说的照样不客气.

我曾想去贵阳拜访”双家华”,到花溪,杨柳湾,黔灵山到处逛逛,把”天下第一面”—肠旺面,和辣子鸡,折耳根吃个过瘾,把”天下第一酒”—茅台酒,和董酒,鸭溪,贵州醇喝到烂醉,还用天下最好听的贵阳话扯它几个通宵!

所谓民主集会,有时就是瞎扯,天南地北,无边无际.94年离开祖国,在海外参加了十几年民运活动,所有的大小会议,也是多半在胡扯一通.有意思的是,中共集团对此类”龙门阵”极为恼火,不惜重兵压境地层层设防.有人说得好:不是民运真有力,而是中共太心虚!

听说方家华来过上海,可惜没见到.后来杨在行来上海,见了面,但他一门心思在做生意,也就没多打搅他.黄翔见过多次,很欣赏他朗诵”野兽”时的模样.可是总没能深谈,觉得他功名心太重,目中惟有自己.与我意识中的贵阳人有所不同.野兽,应该是单纯的.

也多次见到张菁,第一次是在台北.没有深谈.后来从一些文章里得知她在贵阳的经历,很佩服.最近,贵阳民运同仁为纪念民主墙三十年,发出了一大堆照片,我的感觉是:真好!民运真好!贵阳真好!

扯远了.

1978年12月起,上海的人民广场和淮海路两处民主墙成为”上海之春”的热点.一大批”墙头作家”涌现,如:张先梁,胡安宁,张汝雋,陈乐波,杨周,广砖,腾沪生,王名画,秦双月,梅花三六等等.而以[振兴社]起头的组织也相继出现.最活跃的人士包括:

傅申奇,何永全,李建民,李存荣,龚星南, 王鉴伟,王辅臣,王勇刚,沈海凛,徐兆,徐平,董绍平,张伟康,秦林山,陈军,陈春申,练正民,等等.

“上海民主之春运动”以集会,游行,结社,民主墙,民刊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方面地组成了一幅立体宏图,并通过与外地朋友的交流合作,谱写出一部历时四年之久的民运交响乐.

许多外省市同仁与上海民运人士已结成一个共同体,其中包括:
叶崇武,陈立群,戚惠民,沈建民,王一飞,杨在行,江小英,等.

在回忆78民运三十周年的今天,我特别怀念已故的挚友,[海燕]撰稿人廖有全.当年他是我们民运圈里最严肃认真的一个.他祖父是上海师范学院老院长,是我母亲的老上级.他父亲特别反对有全与我交往,认定我是危险分子,他没看错人.廖友全说过,他最服我的一句话是:”民主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他则多次说过,自己重病在身,活不了多久,只能尽力把自己所在单位搞成一个人人获得幸福的独立王国.他做到了,在他领导下的上海医药公司,利润与职工收入飞速的提高成为一个奇迹.而他却匆匆离开了人间.

我也怀念我们[海燕]杂志社的已故同仁张承基.他父亲是高级军干,最反对他儿子与我交往,他没反对错,但没能阻止.

另一位最反对儿子与我交往的是杨勤衡的父亲.他也没能阻止勤衡与我交往,小杨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我在此向全体[海燕]社的成员致以问候:
胡可思,胡安波,潘义清,杜黛萍,朱丽萍, 朱伟荣,曹廉政,曹恒福,王仁芳,周奇冰,李建华,屠国强,林畊康,花锡民,历海龙,杨勤衡,还有其它至今未公开的十几位朋友,大家都好吗?

1978年冬开始,我走上了参与民主运动的不归之路.值得.值得!
我的爱(1979)

我爱西方徐徐坠落的残阳
和那一片羞红的暗淡余辉
我爱泪光闪闪的满目星辰
和那恬静温柔的濛濛月色
在无声的角落,坐一个通宵
怀着无穷无尽的幻想
在黎明时分沉沉入睡
梦见清晨的雾和露水

我爱清溪流入幽深的岩穴
又在悬崖尽处噴发出银光
我爱伫立在乡村的桥畔
望桑林梢头掠过的雁行
迎受着凄凉的风雨吹拂
怀着隐隐约约的盼望
直到胸口一阵阵疼痛
独自悄悄叹息着归去

我爱采摘金灰色的蒲公英
站在高坡上轻轻地抖动
任风把它们送向远方
让目光追随那悠然的行踪
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音量
唱一支缠绵哀伤的歌曲
深信在大地的某处
爱听这歌的人自会听到

我爱急走过广场的块块砖石
象穿越着滚滚如潮的人流
听一颗颗热诚的心脏博动
在那陈旧的墙上碰出回声
而当路灯开始启辉的一瞬
记忆又显得格外清晰
我会得到一种无疑的安慰
她说是长久等待,而非永远分离

 

原载《自由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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