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自由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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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平

 

—— ——我看波兰前共党同谋者调查法案

 

3月15日,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增补条例开始生效。根据该法案,大约有70万人必须向当局汇报是否曾为共产党秘密警察提供过情报,他们包括议员、政府官员、律师、学校领导、大学教师、记者、经济界领导等,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另外,凡从事公职的人,都必须出示由民族记忆委员会颁发的证书,证实其不曾与前波兰秘密警察合作过。

现波兰政府领导人卡钦斯基兄弟认为,迄今为止,前共产党人、经济界腐败者,以及前秘密警察局的线人,他们组成“灰色网络”,共同掌控着国家,从而导致了波兰社会的混乱。卡氏兄弟希望通过该项新法案,在全国进行一次清理,彻底清除前共党左右波兰社会的因素。

这些消息让我震惊。我曾在波兰生活过数年时间,依我的了解,如果该法案不在实施中流产,将给波兰带来大伤害,民主和自由也会倒退。事实是该法律给波兰社会带来了恐慌,许多人的尊严和自由受到侵犯,人的自信受到打击,他们被迫要向政府交待过去。在一个国家大规模强制性地要求人们“交待”,有害于社会信约、人的自由和公民的道德,无论以什么理由,其所带来的都不是人对社会和道义的信心,而将是恐慌、猜忌和敌意。强制人们“交待”是极权政治惯用的手段,其出现于民主后的波兰,需要警惕。

波兰是个新生的民主国家,而健全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次变革即可完成的,它的细节及民众的适应需要长久地磨合与调整。在此期间,社会的混沌、腐败、犯罪、不公正是难免的,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也会有。民主本身就是灰色的,追求社会清明见底,只能回到极权制度。如果一个国家民主框架有保障,那么其它问题,如腐败、渎职、不公正、犯罪、法律不落实等等,只能通过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等方式去逐步改善,而不能动用政治清洗,即使以法律的名义。制度是政治问题,需以政治的方式去解决。而卡氏兄弟所指的其实是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完善法治和管理才是,但是卡氏兄弟将之拟想为“灰色网络共同掌控着国家”,于是管理就变成了政治清洗。如果不是这样,卡氏兄弟是借此打击政治对手,那就更糟糕,是私用国家权力进行党派斗争,这是通向专制的道路。

米奇尼克说:“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争取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的社会。”人类社会是世俗的,以人性为根据,无论是左是右,超乎可能,对社会提出不能达至的完美要求,就容易走向政治强制。

卡氏兄弟调查法案让人想到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导致政治清洗;政治清洗不仅来于共产制度,也会发生于民主国家。一个国家、社会,不能鼓动内部敌意与仇恨,如果靠此治理国家就会走向恐怖。

前波兰不同于苏俄,更不同于中国,统治它的与其说是共产党,不如说是苏俄。前波兰的社会主义是苏俄强加给它的,如果按照波兰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他们不会选择苏式制度,而更靠向西方。冷战意识之下,前波兰政治的深层是波俄间的民族宿怨——苏俄对波兰的“占领”。二战后,波兰实际就成了苏俄的附属国,即“刺刀下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波兰的变革才比较顺利,左右和解,上下一致。我一向以为,波兰的那场变革,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民族的。

凡政治变革,社会都面临危机,因为涉及到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搞不好就可能衍成内乱或内战。波兰的制度本来就是苏俄强加的,波兰人忍了几十年。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改革,宣称“其它国家有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自由”,这无异是对波兰的“解放”,于是波兰人马上就抛弃了社会主义,雅鲁泽尔斯基被迫交出政权。但是苏俄毕竟扶植了波兰共产党,其党员曾达300多万,掌管波兰半个世纪,而且他们有拥护者。波兰变革后,如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处理不好,波兰有民族内部撕裂,双方激烈冲突,导致国家动乱的可能。

波兰成功变革的经验之一,就是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双方均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长远考虑,正视现实,做出妥协。1989年2月,波共和反对派召开圆桌会议,双方谈判,并达成妥协。雅鲁泽尔斯基的选择是困难的,接受自由选举,即意味共产党下台,交出国家权力。当然,他可以不这样做,而他不这样做,波兰也会变革,大势所趋,但他本人将被审判,民族将会流血,国家也会遭大破坏。而接受现实,交出权力,国家将和平变革,避免不幸;就他个人而言,也可以体面下台,这是他最好的退路。雅鲁泽尔斯基顶着党内压力,接受了自由选举,他的妥协是波兰和平变革的重要因素,这是他的明智,也是他对波兰的贡献。

以瓦文萨为首的自由派也相应让步:不推翻共产党,并在议会中为他们保留一定的席位。通过选举,波共下台,瓦文萨执政,这本身就是民主的实践,为波兰的未来开创了表率。反对派合法地获得权力,避免了暴力改革及其负面效应,国家走上自由、民主与建设的秩序。圆桌会议还达成协议,清理秘密警察档案,但不予公布,对共产党所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雅鲁泽尔斯基对八十年代流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但是谈判中自由派没要打倒他,而特别内定他为新政府总统。圆桌会议开启了波兰和平变革的大门。

波兰民族的和解,首先是反对派和共产党的和解,由敌对转为平等竞争的政党。90年波兰统一工人党自动解散,重组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联盟,95年竞选中社会民主党成为执政党。圆桌会议后,波兰政治即进入良性的民主的多党互动竞争。

对于一个屡屡遭受失败和占领的民族。波兰民族不仅学会了反抗,也学会了的妥协。出于全波兰的利益,雅、瓦双方理智,面对现实,彼此作了最大的让步,这是波兰民族的幸运。不仅前波共放弃权力,接受民主制度;民间反对派在和政府博弈中,更是表现出充分的成熟,他们有道义,亦有政治远见,尊重现实,为社会谋取最大公益。特别是他们放弃了共产党的敌意、仇恨、将对方置于死地的政治方式,而以极大的善意和宽容,将民族带向和解与建设。

良性政治需要道义基础,但精神的正义落实为现实,其间是有差异的,因此在政治博弈中,切忌道义至上,毫不妥协。善待人的政治,不仅要追求普世的道义理想,更在乎事实上的社会公益,以求它的最大化。政治的责任是现实的责任,也就是结果责任。仰头盯着高处,不对结果负责的政治是坏政治。在现实政治中,道义要由责任来体现,即道义伦理需由责任伦理来检验,正义需由实施效果来检验。特别是变革社会,规则未显,人心纷乱,要求百分之百的道义,实际等于是放弃。

妥协与规则是两条平行的轨道,保障民主得以运行。米奇尼克是波兰变革的设计者、勇敢坚毅的反极权志士,虽然他是犹太人,但对波兰国家和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在波兰变革中,他的重要思想之一是妥协。他说:“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基于共产制度给波兰带来的创伤与敌对,米奇尼克提出“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变革后,他很大的努力是避免民族撕裂——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敌对。他引用托马斯•曼的观点“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他说 “我们不想继续创造只是政治论战的新的历史神话。我们将建设一个民主的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为此,波兰变革后没有选择报复共产党人,而走向民族和解。极权是铁血政治,其给民众和社会留有深远的仇恨和敌意,如何对之消解转化,对于变革后的新社会,这比改换权力更困难。鼓动仇恨与敌意的政治一定会走向暴力和强制;而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础是多元共存;非仇恨非敌意,然后才有民主的实现。

波兰变革是自下而上的。团结工会为争取自由受过迫害,流过血,但是他们执政后没有清洗共产党,教会和知识分子也引导人们走向宽容与和解。我在波兰期间,接触到各种人,右派、社会主义者、神父、工人、农民、警察、法官、教授、投机商、主妇、医生、小贩、失业者等等,他们的政治观念各不相同,但彼此没敌意,确实是一个波兰,大家共同生活。自由派有胜利之感,对前共党是轻蔑,但不是仇恨;前官员,昔日不在,无可奈何,但没恐惧,也不仇恨。无论左右,今天、明天比昨天更重要,波兰人没有死缠着过去。这不是说波兰人遗忘了过去,而是说记忆属于历史和文化,它能为现实提供借鉴,但不能等同于现实。波兰回到了正常,人们更关心日子和物价,政治不再那么重要。在剧变后,人们能和睦共处,实在值得庆幸。

波兰之能够和解,我的理解:一是因为波共相对比较温和,没留有那么多仇恨;二是波兰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和认同的基础,民族高于党派和政见;三是有共同宗教信仰,天主教向善宽和;四是社会思想引导比较健康,正面、积极、建设性;五是波兰民族有自由主义传统,不争强斗狠。对于共产党问题,波兰解决得比东德要好——当然我这里是说执政和非执政双方,这里有民族性格和文化之别。

1997年,波兰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对三万多名前共产高官进行了调查,范围不是很大,算是对前共产制度的一个终结性交待。至此,波兰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前共产党问题,其已不再是波兰的政治问题。事情过去了很多年,卡氏兄弟重翻旧帐,把现今波兰的种种问题归罪于早已不存在的共产党,进行政治清洗,这等于是重新划开波兰已经愈合的伤口,再陷民族于危难。

记忆并不等于清算,宽容也不等于忘记,其间有政治和文化之分。对于重要施害者是要调查追究的,但是要遵循法律,一案是一案,而不能搞集体强制“交待”。人性大致是相同,趋利避害。在清理极权政治中,我们需要将制度与人相区别。极权政治不仅压制人们不做什么,更在强制人必须做什么,而且这些又常常超乎人的道德底线。比如,地富子女必须要和父母划清界限;出国就必须许诺收集情报;运动中,必须要主动检举他人;对于政府镇压,必须举手拥护;批斗人,也必须参与;必须效忠领袖;要进取,就必须入党;必须恨犹太人恨反革命;必须悔过必须宣假誓作假证;必须批判他人监视邻居;等等,举不胜举。作为一般情况,个人对这些强制无力抵抗。这属于制度犯罪,在这种制度下,除了志士,没人清白,没人不撒谎,没人不违背良心,也没人不害他人。东德一千多万人口,有一百万秘密警察,两百万告密者;至于纳粹,更是曾为全德国民族所欢呼。这些怎么去追究每个人呢?对于制度强制性犯罪,应该致力于改变制度,而不是清算个人。当然在极权政治中,有些人罪大恶极,是主动犯罪,血债累累,对之需要追究,但即使如此也需要一人是一人,依法律重证据。集体的、类别的定罪和清算,是极权政治的重复。

人性有限,基督教说是原罪,在非人的制度下,人性一定是非“人”的,不足怪。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好的社会和制度,要为之不屈不挠地奋斗。在制度之外,有关人性的问题,应该以宗教、文化、教育的方式去改善,让人们自己去认识去反省,而不是施之以政治压迫。比如电影《他人的生活》,我们怎么看待女主角出卖她的男友?又怎么去看秘密警察维斯勒?对于在极权制度中生活过的人,这样一部电影比集体“交待”更有意义。

清理过去不是为了将社会投入新一轮的恐怖,增加人们的敌意与仇恨;而是为了社会更友善、更自由、更宽容。因此,清理和记录更多地属于历史和文化,而不是用于政治清洗和惩罚。如果清理和记忆不以善意、宽容、悲悯、更高的人道精神为前提,那么它们就很可能成为新增长的仇恨和敌视。道义之极端是可以坠为地狱的,共产党的历史就开始于那里。仇恨的循回需要自某一点中断,然后才有新的开始。

民主社会不是道义至尚,而是建立并遵循规则,以规则来体现道义。道义至尚是古老的神权政治。和许多人的愿望相反,在世俗社会追求绝对道义正是导向近代极权制度的根源。我们力求建设的是公民社会。它是不完美的,但是适于人性;它是世俗的、有限的、有欠缺;但是它有公正规则、有自由、有隐私、有权益保障;人们有矛盾、有冲突、有竞争,但可以独立自由地生活在一起。这是米奇尼克所为之奋斗的社会。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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