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致中共無期囚徒王炳章博士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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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辛灝年

 

營救王炳章博士

 

王炳章博士:

此時此刻,我不想向你致以任何世俗的問候。我深知,對於一個身陷“巴士底獄”的正義者和不幸者,對於一個早已不害怕將牢底坐穿的民主革命家來說,你不需要這個。因為你不會崩垮的意志,從未中斷的追求,已經使你無需再汲取任何世俗的力量,來面對那個酷似歐洲中世紀教權統治的“北京洋教政權”了。僅僅是在幾天前,你面對“邪教審判”,曾高聲呼喊“中國的民主一定能夠勝利”,亦已證明我對你認知的正確。

然而,我卻要給你寫下這一封信。我要告訴你,當你被當代、甚至是歷史上最黑暗的統治機器判處終身監禁的消息傳來時,當全世界正派的華人,都不得不陷入憤怒或痛惜之中的時候,在紐約“抗議中共陷害王炳章博士”的大會上,我,一個根本不是民運人士的文化人,你的一個最普通的朋友,一個熟人,究竟為你說了些什麼?

我要告訴你的是,我幾乎是含著眼淚,向著你稀少的戰友,眾多支持你的華僑,所說的,實在是已經在我的心裡埋藏得太久太久的話。這些話,倘使你如今不是身陷囹圄,恐怕一個學者專家的清高和矜持,一個普通朋友害怕是非的恐懼心態,一個知識分子常有的瞻前和顧後,依然要逼迫我欲言又止。

王炳章博士,我在那個聲援你的大會上承認,我是在聽夠了你的壞話、甚至是聽夠了對你的糟蹋之後,才有“緣份”與你相識的。但我承認,當你第一次和朋友來看我時,我還是感覺到:這人,從他的舉止、談吐、修養和風度來看,還真有點“革命領袖”的作派呢。

此後,我們見面的機會雖然並不多,但我還是漸漸地瞭解了你思想的脈搏,你那傳奇式的經歷,令人不平的遭遇,還有,就是你的意志──一種怎樣顛撲不破的意志啊!

所以,我在紐約營救你的大會上所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王炳章具有許多知識分子所沒有的卓越品格

因為我將心比心,將己比你,便使自己深深地感覺到:你思想膽大,行動也膽大;而我則是“思想膽大,行動膽小”。就像我祇敢辨識“誰是新中國”,證明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才是一個真正的新中國,指斥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民國史上的一段“亂世和惡世”,是一次“全方位的專制復辟”──雖然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但是,我卻不敢像你那樣,一旦真理在手,就會立即投身到號召“重建中華民國”的偉大民主革命實踐中去……

你絕不害怕是非纏身,敢於腳踏驚雷;而我面對是非,總是望而怯步。就像我在讀完了你題名為《中國民主革命之路》的書稿之後,雖然相當佩服,卻祇敢婉言謝絕你請我寫序的要求,因為我害怕被捲進可怕的“民運是非”之中去。而你,雖然是非纏身十數年,卻始終毫無懼色,照樣在你那個“背景複雜、是非連天”的陣營內外,橫衝直撞,祇為了信念和明天,而奮鬥不止。

你忍辱負重,百折不撓。而我卻帶著一個文化人似乎蕩滌不盡的自尊和清高,難免文人的牢騷和一個知識分子的不平心態。為那個不想要中國的“臺灣中華民國和國民黨”,對我的長期打壓和肆意誣衊,多少懷有一些怨悱之心。(1)然而,在王若望先生的追悼會上,你所遭遇的“相煎太急”,雖然令人扼腕,事後,在許多朋友都在為你深感不平之時,你卻滿含淚水,一言不發。此後,也從未表示過一丁點怨恨和不滿。就是在那個晚上,我才像是突然地意識到:我雖然聽夠了別人說你的壞話,甚至是聽夠了別人對你的糟蹋,但是,卻從來沒有聽到你說過任何一個人的壞話,糟蹋過任何一個人。而當我將這個突然的覺悟,告訴給你的許多朋友時,他們都好像是“恍然而大悟”──

炳章,我要告訴你的是,王若望先生的未亡人、我的羊子師母,已經在那個營救你的大會上,向你表示了深深的道歉,明言了她當時實在沒有力量來抗拒的“苦衷”;黃景賢先生也當即走上講臺,證明王炳章博士確實沒有說過任何人的一句壞話。會後,許多人都聚在一起,為此嗟嘆不已。王炳章博士,你難得的品性和人格,終於經受了歲月的煎熬,上帝還是公正的!

今天,我是多麼希望你的“那些”戰友們,都能夠對你捐棄前嫌,積極、真誠地參與到海內外營救你的活動中去,並重新共同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而奮鬥!

我在大會上所說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王炳章博士與二十年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關係

我首先就開門見山地宣稱:你是當代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開創者,就是將你稱為整個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開創者之一,也毫不過份。因為,無庸諱言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第一個公然舉旗反共要民主的,就是你。這和那些出於對共產黨的形形色色“忠誠”,要給那個專制復辟政黨以各種各樣“建言”,而反遭迫害者,豈但不能“同日而語”,而且不能“同性而論”。

其次,我毫不諱言地指出,二十年來,你王炳章算是堅守了真正的中國民主運動、特別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兩大原則”:

一個原則就是你祇做中國的民運,絕不做美國和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國民運”;也絕不做那個不認、不要中國的“臺灣中國民運”。並且是不給錢不做,給錢也不做!八十年代,你曾向支持中國大陸海外民主運動的蔣經國先生說:“你是你,我是我。你們支持了我們,我們也要保留批評國民黨的權力。”九十年代,面對那個不認中國、不要中國的李登輝國民黨,你曾義正辭嚴地告訴他們說:“我們有骨氣、有理想的大陸民運人士和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充當你們的特務和線人的。對不起,這種交易,我不能做。”(2)

你堅守的另一個原則,就是那兩個“絕不可以改變的民主運動立場”。一是愛國主義的立場,二是愛民主義的立場。為前者,你堅持民主運動就是愛國主義運動;中國的民主運動,就是愛中國的民主運動;而愛中國的民主運動,就祇能是追求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國家。於後者,則愛民就必須反共。因為共產專制復辟制度,才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我在大會上介紹了你寫的那一篇“究竟應該擁護什麼、反對什麼”的文章。我告訴大家,在這篇文章裡,你實在已經將中國民主運動應有的愛國愛民立場,表述得異常清楚和明白。

我的話為你贏來了一陣陣急風驟雨般的掌聲。是的,人民是知情的,華僑是懂義的。你的“真正的戰友們”,也是“心有靈犀,一點就通”的。

再就是,我在這個營救你的大會上,對十四年前那個太大的“民運是非”,直率地提出了看法。我認為:“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海外‘倒王事件’,是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由盛而衰的分水嶺”。

雖然這個事件既為中共一手策劃,又為中共特務一手謀劃和發動,但因它利用了海外民運內部的意見分歧,和你在民運工作中難免的缺失,所以,至今沒有人敢於在此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進行認真的反思。而我,作為一個非民運人士,並且是歷史學者,卻認為:由於“倒王”事件,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極大地扭曲並敗壞了你的形象,甚至直到今天,它都在直接地影響著海外民運陣營對你義不容辭的營救工作,所以,我才決心學習你“不怕是非纏身”的勇敢精神,針對著這一“大是大非”,向大家提出了四個問題:

一是“倒王”之後,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是不是越來越團結了?二是“倒王”之後,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是不是越來越有人氣和力量了?三是“倒王”之後,海外民主運動是不是更叫共產黨害怕了?四是“倒王”之後,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是否越來越得到了廣大華僑和留學生的支持、參加和援助了?

如果對上述四個問題的回答,全是正面的,則“倒王”即便是錯的,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如果王炳章一個人受了冤屈,但整個海外民主運動卻獲得了長足的進步,那就讓王炳章委屈去吧──我這樣說,想你不會生氣。但是,如果針對上述四個問題的回答,竟然全部是反面的,那我這個海外民運的局外人,就不得不問上一問,“倒王”事件究竟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絕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我思索了很久的一個結果。因為,當我翻閱了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全部《中國之春》雜誌之後,我所瞭解到的,八九年前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構成成份、正確方向、和生龍活虎的狀態,實在與我已經親眼看到的──八九年之後的海外民運,形成了鮮明的歷史性對照。就不說,八九年春夏之交的血腥中國,又曾給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帶來了怎樣的“歷史契機”啊!然而,九十年代之後的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其每況愈下的淒涼景狀,竟然祇能叫人痛徹心脾……

我知道,我說了這話,便是要得罪人的了。但我的話,實在不是針對任何人而來。因為,十四年前的那一場是非,既然已經造成了如此嚴重的後果與局面,我們就有理由對那一場大是大非,作一個起碼的反思和反醒。這不是為了任何人,甚至不是為了你王炳章,而是為了海外中國民主運動能夠回到她的正確道路上來。

炳章,我要告訴你的是,我的這一段話,並沒有贏得一丁點掌聲。相反,整個會場,寂靜得似乎連掉下一根針頭都能聽見。不,那不是窒息,而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沉重反思,所必然要有的“無聲序曲”……

而我說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我稱你是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倡導者和實踐者

炳章,你不要驕傲。因為,這並非是在恭維你。而是在告訴大家,你是在經過了慘淡的追尋,和冷靜的思考,並且能夠將個人的全部願望,鎔入了國內人民的痛苦意志之後,你才開始了對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倡導和實踐。

我首先就向大家介紹了你曾說過的一句話。那就是:“為什麼對共產黨就不能講革命?”然後,我便就事論事的地問說:“一個政黨,無辜地、殘忍地、連續地革掉了數千萬民命,並且將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一再地推進了痛苦的深淵,而我們,無數被戕害者及其後代,無數決心為自由而戰的民主戰士,在它於八九年那一次公開的血腥屠城之後,便連對它說一聲“革命”,便是錯誤的?甚至是“有罪”的?

天理安在?!

至此,我不得不把你的話敘述了一遍。你說過:祇要當代那個專制統治者,不宣稱永遠放棄暴力,並保證不再用暴力來鎮壓人民及其正當的民主要求,開始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人民就永遠不能放棄暴力反抗的權利,特別是“革命的天賦人權”!因為,面對一個不用暴力來鎮壓自己人民的政權,卻要使用暴力反抗,誠然是不理性的;但是,面對一個不僅迷信暴力,而且一貫使用暴力來鎮壓人民的殘暴政權,卻要口口聲聲地對著自己的人民,“念經”一樣地高喊大叫著“和平、理性、非暴力”,則同樣是不理性的,這無非是在為共產黨“拉偏架”!

掌聲,響亮的,如同一陣洶湧浪濤般的掌聲,轟地便震響在整個會場之上。我知道,那可不是給我的,而是給你的……

我告訴大家,我和你的交往,僅僅是“君子之交”。至今,你都沒有請我吃過一碗牛肉麵,而我,至多也就請你吃過一次“印度麵包”。但是,我們是在交往中謀求共識,在共識中增進友誼。而作為增進友誼、形成共識之紐帶的,也就是那兩本書。一本便是你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它使我愛不釋手;一本就是我的《誰是新中國》,你也確乎是認真地閱讀了它。因為,它們,一本是用自己在海外整整二十年的血肉奮鬥,才凝就的,志在揭示如何“走通”中國民主革命之路的“真經”;一本則是在國內嘔心瀝血十數年,才研究寫成的,對於歷史是非的痛苦辨識。好與壞,有價值和無價值,就都留給別人和後人去評說吧。但在你我之間,這兩本書,一本幫助我理解了當代中國民主革命的純潔理想和正確方式,一本則幫助你看清了中國現代歷史的詭譎風雲,和一個勝利者精心編製的歷史謊言。作為革命家的你,終因驀然回首,而斷然地選擇了那一條“既有傳承、又有發展”的正確歷史道路,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曾開創成功、卻至今沒有完成的中國民主建國之路。自此,由《誰是新中國》所辨識的歷史是非,終於在你的心裡,展現了當代中國民主建國的明確道路,一曲《重建中華民國》的響亮之歌,豈但使得“誰是新中國”的辨識者肝腸一震,而且,它那嘹亮的呼喊,更是震響在“黃花崗”先烈們那一座座斑駁脫落的石碑上空……倡導者的聰慧,實踐者的堅韌,由此而集你於一身。而今,當你深陷“巴士底獄”,就側身在黃花崗烈士陵園之時,(3)你可聽見烈士們的英魂,正在向你呼叫著怎樣的期望嗎──

“你要把那牢底坐穿!
“你更要將那復辟了專制的洋教朝廷坐翻!
“…………”

炳章兄,你聽真切了嗎?

王炳章博士,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你表明:我有明瞭是非之心,但不敢涉足是非;我有民主革命之識,卻不敢身體力行;我有對真正反共民運的同情和支持,又總是踟躕、徘徊在它的驚波險浪之外──文人的毛病啊!知識分子的茍且啊!

但是,在這個營救你的大會上,我卻要真正開始學習你的精神,勇敢地講出真話,大膽地匡正是非,責無旁貸地宣稱了自己對歷史的期望,那就是──

在孫中山先生的旗幟下,走王炳章博士的道路,將偉大的中國國民革命推向最後成功!

一陣驚雷般的掌聲,真的將我的心和眾多華僑的心鎔化在、激蕩在一起了……

王炳章博士,走筆至此,我深知自己也已經躲不過那些“明槍暗箭”了,雖然它們曾射得你滿身流血、遍體鱗傷。所以,即便如我所宣誓的那樣,恪守本份,永遠祇做一個文化人,我也將“是禍躲不過”。因為,雖然你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我祇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但祇因我你,在海外,都僅僅想做國內痛苦民眾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既要反對中共的“專制一統”,又要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所以,我們才被迫共享著“四面楚歌的海外困境”,那就是:

共產黨恨我們,國民黨嫌我們,民進黨討厭我們,“中共民運特務”們要仇視和誣衊我們。

然而,你早就不怕了!我打今天起也不想再害怕了!既然那個曾用人民鮮血塗抹過“紅色恐怖萬歲”的中共,因為你而“恐怖不已”──既要在境外對你實行“恐怖綁架”,又要是非顛倒地將你誣陷為“恐怖暴力犯罪”,你因此已經為國、為民、為明天而被終身囚禁,我就自然應該銘記古訓:“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在當代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萬難道路上,盡我應盡的心責。

炳章,我無法向你表述,當我看見你在獄中寫給女兒的信上所寫的那一句話時,我深心之處曾湧溢著怎樣的感覺。然而,是夜難寐,才有第二天營救大會上的慷慨言詞,才有今日筆底的洶湧波瀾。

炳章兄,保重。

你我都要相信,中華國民的好日子就在前頭!

愚兄: 辛灝年  敬致
零三年三月三日於美國紐約

註解:
一、1994年從中國來海外報告大陸民間“反思現代史”成就的辛灝年,長期遭遇臺灣國民黨當權者、臺獨勢力、特別是臺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總盟的抵制、打壓和誣衊,他們甚至派出駐外武官在僑界公開誣衊他是“中共高級特務”,在北美各地抵制海外一些華僑團體(包括三民主義大同盟分盟)邀請他講演,銷毀全美第十四屆年會曾一致通過的“邀請辛灝年赴臺巡迴講演的簽字文件”,銷毀辛的講演錄像……。事後因遭到海外眾多華僑的質詢、甚至指斥,而回稱“聽紐約民運說辛灝年是中共高級特務,是民運分子”而了之。海外報刊亦曾有報道。原因是辛灝年在他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聲明:“……本書作者雖然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家,雖然僅僅是一個學術工作者,但仍然要鄭重聲明的是:作者在本書上卷所為之辨析和辯護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祇能是那個曾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並艱難推進了民主建國歷程的中華民國,和那個曾創造了、並捍衛過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而不是一方面企圖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傳承予以腰斬、一方面則企圖誘導整個臺灣走上分裂祖國和割斷歷史之路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如果這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已在出現、或有可能出現的話。”而這個原則,始終都貫穿於辛灝年的其它著述及其所有的學術講演活動之中。
二、引自王炳章“重建中華民國”一文。《黃花崗》雜誌第二期。
三、作者寫這封信前後,王炳章博士正在黃花崗起義烈士陵園所在的廣州遭遇第二次“邪教審判”。

 

原载《黄花岗杂志》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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